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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平不会忘却这样的情景：
1989年夏天的吉巴利亚难民营。
陈建平和他的国防军战友，来自俄国的犹太兄弟一起作着例行巡逻。走到一个宽大的帐篷前，他的战友，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竟然从裤子中掏出生殖器对着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一个劲儿地晃动。
这个下流而猥亵的举动激怒了帐篷中的巴勒斯坦人，刹那间，老头、老太、小伙子，足有100多人从各个帐篷中发狂似的冲了上来，那架势直要把他俩撕成碎片。
那瞬间，陈建平呼吸急促，他听见自己沉重的心跳，死神仿佛转眼间已到了他的身边，他拼命拉着“乌齐”的枪栓，但不知怎么搞的，枪栓怎么样也拉不开。
他看见战友那张惨白的脸，也看见阿拉伯人那张张狂热的脸，他几乎已经可以闻到他们嘴唇中喷出的气息了，感觉到脖子被死神狠狠扼住后的窒息，就在这个绝望时刻，他听到了枪栓拉开的声响，随后，如同做梦一般，他看见枪口冒出的一缕缕白烟，那么多的阿拉伯人生生地停在了他和他的战友前面，转眼之间，这些有理由疯狂的阿拉伯人全都退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后来他才知道，他将“乌齐”冲锋枪的32发子弹全都发射了出去，出于本能，他的枪口向着吉巴利亚难民营的天空，向着千百年以来这块被不同民族的马蹄、弓箭和火炮所蹂躏了的土地上空。
陈建平还不会遗忘这样的情景：
是在戈兰高地一侧，他和战友们坐在装甲巡逻车四处查看的时候。
前面传来了枪声和骚动的声响。他的战友忍耐不住地跳下了装甲巡逻车，向前徒步而去。陈建平看见战友脱下钢盔的那个大大的头颅，随后，在黄昏的暮色中他看见战友不知为什么飞快地奔跑了起来，再接着，他听见了枪声，是巴勒斯坦的狙击手发出的子弹，战友的头颅整个被子弹掀开，脑浆四溅到战友举起的钢盔中，捧着装有自己脑浆的钢盔，战友足足跑了几十米，才猛然倒在戈兰高地粗劣的土地上。
杀戮让陈建平厌恶，仇恨让陈建平无所适从，而他所追求的激荡也决非暴力一词可以解释，在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世代生死搏杀中，出生于中国上海的陈建平作为整个中国大陆的第二个留学生难以确立自己的立场。
正是在这样可怕并且恐惧的生存环境中，陈建平继续着他的的学业，一直到三年之后，当他的第一任太太从上海来到了以色列，他才毅然决然地中断了在希伯莱大学的学业，先是来到以色列《目标》杂志社担任军事记者，稍后，又来到以色列最著名的媒体之一的《国土报》担任它的东方文化顾问。
时间已是1990年。
在以色列生活多年的陈建平已充分地“以色列化”。
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每天清晨，陈建平从床上起来，来到街上，用两个谢克尔（以色列币种）买来一个大大的面包，望面包上涂满奶油，随后从10谢克尔一瓶的咖啡中倒出点咖啡在一个大大的杯子中，就着苦涩的咖啡，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包。
中午，如同当地人那样，陈建平基本不吃午餐。
晚餐打理，陈建平早有准备。他总是事先烧好满满一锅子黄焖牛肉，牛肉中还放上许多茶叶蛋，每个晚上，他总是从锅里先盛出一大勺子黄焖牛肉加若干个茶叶蛋，将它们放到另外一个小锅里，随后在这个小锅里倒进一些水，再放上一些面条，一顿充满了斯拉夫风味的晚餐就这样完成了。
假如某天晚上陈建平兴致很高，他就会去市场上买来几条以色列特有的鲤鱼，他喜欢吃这种鲤鱼身体中的鱼耔。
陈建平特别地喜欢浓郁的汤水，这是最对他胃口的佐餐东西，遗憾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小屋着的制作无法做到正点，要吃最正点的浓汤必须前往特拉维夫，正是在特拉维夫无数的欧式小餐馆里，他吃到过也许是全世界最诱人的以色列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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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3）
陈建平感受着特拉维夫的那股现代欧洲城市的情调，特拉维夫布满了小剧场、电影院、酒吧、赌场以及充满了性诱惑的脱衣舞场等等空间，他还看见特拉维夫林林总总的咖啡小店，傍晚或入夜时分，陈建平发现有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正在这些咖啡小店中小口呷着咖啡消磨着悠长的时间。
不过，陈建平还是更喜欢耶路撒冷散发出了的历史气息，那种经由时间打磨之后的悠然气息，等到陈建平去了俄罗斯之后，他才发现，耶路撒冷或者说整个以色列有着与伟大的俄罗斯相似的氛围，斯拉夫氛围。无论是高高的白杨，还是带有浓郁加厘味道的牛肉汤；无论是弯弯曲曲的弹夹路，还是穿着长裙在斑勃陆离的老墙下行走的以色列女人，它们都酷似着俄罗斯风格。
当陈建平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时，他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泥糊起来的房子，房子的顶部照例都是园园的，下面覆盖着红色的瓦片，再下面的白墙上则开着狭长的窗子，在这些粗放的建筑背后无一例外都是高高的白杨，它们孤独地耸立在耶路撒冷的天空下，仿佛回忆着自摩西以来的犹太人那部悲怆而不幸的历史。
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以中国上海人而不是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中士的第二身份，消消停停地走在它的犹太区、穆斯林区、天主教区以及亚美尼亚区时，陈建平的心情是迥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他对激荡生活的追求依然不变，然而，这种追求显然更抽象、更单纯、因此也更形而上，它没有了身份变化之后的两难选择，没有在暴力、血腥、苦难面前的简单表态，它更多的让陈建平想到的是对人类文化、人类母语的探求之路，想到的是各民族的语言在何时何地开始了分裂，又在何时何地开始了交融。而当他站在铭刻着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哭墙下，再抬头仰视月光下耸立的阿克萨清真寺，他便知道，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决不能用一些词语简单地加以描述。
1994年期间，在拉宾领导下，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开始解冻，杀戮终于暂时地中止，和平仿佛就要降临到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就在这时，陈建平从耶路撒冷回到上海，然后转道北京。和他同行的是以色列前国防军少校尼维先生，他们是带着和《国土报》老板德籍犹太人“阿毛斯”的合作使命来到这里的，一个新的故事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
陈建平当然意识到这只新故事与他当年带着《点燃朝霞的人们》而激动前行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对此作的辩解是如同我们在这篇文字开首时就写到的：和平的年代中，枪杆子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当然，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创始者，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拉宾会倒在对和平有着截然不同理解的杀手枪弹下；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在“东方犹太人”组建的“樱花部队”的定点清除行动中，巴勒斯坦运动的理论大师会丧生在阿帕奇武装直升飞机的导弹攻击中；他更没有想到竟然有着这么多巴勒斯坦“肉弹”在特拉维夫、在海法、在耶路撒冷等等地方制造着同归于尽的死亡。
他能够做的只是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为了珠宝生意而努力奋斗，他能够梦想的只是当他真正有了大钱之后，可以办一个出版社，办一份杂志。他说：语言的决定权不应该由《纽约时报》垄断，而应该属于各国人民。假如我拥有媒体，我不追求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我追求的是国际化的交流。我还追求公正，各民族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