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
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枝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更想不到父亲就那么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坟地，在父亲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阳光带着一丝暖意照在我身上，风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头发。不知名的鸟儿在看不见的地方歌唱。一只鹰在天上孤独地盘旋，盘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坟拱起来是一个锥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气息还没有散去。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我心里似乎在恨着，却不知恨谁。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静卧在阳光之下。对它们来说，一年，十年，一百年，时间并不存在。北风呜呜地吹着，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3、日出东方
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我为父亲感到委屈，那么好的一个人，又那么有才华，却那么凄凉地过了一生。做个好人，鼻子下面那张嘴吐一口气就说出来了，可做起来容易吗？还有，父亲他值得吗？那个朱道夫回过头来还咬了他一口呢。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反复纠缠。在那些岁月里我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于那种把日子当作日子，把自己当作终极的生活，也不能设想把视野局限于以自我为中心以私利为半径的那个小小圆圈之中。那种庸人哲学轻如鸿毛，我觉得实在很可笑，也实在是不屑一顾。别人愿意用世俗的方式体验世界，那是他的可怜选择，我决不会走上那条路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声音提醒着我，我注定是要为天下，而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的，这是我的宿命，我别无选择。我在内心把那些将物质的享受和占有当作人生最高目标的人称为“猪人”，在精神上与他们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并因此感到了心灵上的优越。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那时候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暑假里我和胡一兵刘跃进一起，每人背上一个挎包，到丘山全县的各个乡去搞调查，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农民们说的话都用小本子记下来。晚上，就睡在草丛里，蚊子多得要命，就轮着摇扇子，一边把白天了解的情况作出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的结论。睡在青草中仰望无边的星空，真有临环宇而小天下的豪迈气慨。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上大半夜，似乎结论有关民族前途人类命运。漂流了二十多天，我们到了刘跃进家，关上门忙了几天，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三万多字，寄到国务院去了。虽然就没了下文，但几个人还是觉得办了一件大事。
在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八一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活动室的黑白电视正在放足球比赛，人声鼎沸。我平时很少看球，这天被那种情绪感染了，也搬了凳子站在后面看。那是中国与沙特队的比赛，中国队在二比O落后的情况下，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比赛一结束，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疯。宿舍外有人在呐喊，大家一窝蜂就涌下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站在凳子上演讲，又有人把扫帚点燃了举起来当作火把。这时，楼上吹起了小号，无数的人跟着小号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火光照着人们的脸，人人的脸上都闪着泪花，接着同学们手挽着手，八个人一排，自发地组成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中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情，哪怕要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忽然想起了文天祥，还有谭嗣同，那一瞬间我入骨入髓地理解了他们。挽着我左手的一个女同学痛哭失声，我借着火把的微光望过去，原来就是班上的许小曼。前面有人喊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口号马上就变成了那一夜的主题，响彻校园上空。那一天是三月二十日，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举行了校园游行。“三·二0之夜”使我好几天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圣洁的洗礼，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责任意识。我坚定了信念，它像日出东方一样无可怀疑，无可移易。
那次游行后我在操场边碰到许小曼，我点点头与她擦身而过。走过去她在后面叫：“池大为。”我乖乖地站住了，转过身去。她站着不动，也不做声，笑着。我怔了一会说：“有什么事吗，许小曼？”她说：“谁规定了有事情才能叫你？”我站在那里很不自在说：“那，那……”话没说完，她头那么轻轻一点，似乎是叫我过去。我怕自己领会错了，仍站着。她手抬起来，食指轻轻勾了一下，我像接到了命令，挪步走了过去。她说：“前天药理分析我缺课了，要抄你的笔记，拿来。”我从书包里把笔记本拿出来。她接过去，也不说什么，仍望着我，笑着。我心中发慌说：“还要什么，许小曼？”她仍然望了我，说：“不要什么。”我躲着她的眼光，盯着她的脚。她轻轻一笑说：“池大为。”我猛地抬头说：“什么事，许小曼？”她抿嘴一笑说：“没什么事。”我站着不动，额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手用衣袖擦了一下。她哧地一笑，手很优雅地一扬说：“没什么事，你去吧。”过几天上课时，她当着同学的面把笔记本还给我，旁边的男同学都感到惊奇，直对我挤眼睛。我看看笔记本的封皮已经包好，里面破损的地方也都用透明胶带粘上了。我心中大为感动，却不敢往深处想。许小曼是我这样的人消受得了的吗？她的漂亮在我们系里甚至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寝室里的男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窗口，看她打了饭从下面回宿舍去。有次我就亲眼看见她在食堂里喝粥，外系一个男同学坐到她身边想搭话，她把勺往碗里一扔，“当”地一响，端着就走。何况她是北京人，父亲又是军级干部。传说班上有八个同学想追求她，被称为“八老”。这样的女孩我从来视若天人敬而远之，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与她有什么特殊的交往。上大学三年多来，我很少跟女同学说话，更不用说跟许小曼了。我并没有小看自己，内心甚至还很骄傲，我尽量把这点骄傲从学习上特别是考试中表现出来。同时我又很现实地看自己，我凭每月二十一块钱的助学金生活，衣服也没有一件潇洒的，书包还是帆布的军用书包。校园里还有几个人用这种老式书包？以前寝室里几个同学在争论许小曼的挎包是仿皮还是真皮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最后的考察的结论是真皮的，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小牛皮。就凭这点差别，我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许小曼有什么特殊的来往。不是自己的东西，想它干嘛？我心如止水，也就不必像“八老”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我感动过后，只觉得许小曼是个好女孩，别的也没去想了。
有天晚上我去三教自习，刚坐下许小曼就进来了，凑到我跟前说：“池大为你也在这里啊。”她坐在我后面几排。看着书我总觉得脑勺麻酥酥的，几次想扭头看看，都忍住了。书看得越来越含糊，心神都转到了后面那个人身上。一会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