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狐狸精、老Chu女班主任这类的反面角色。我不靠谱的特质又在一万字的关口显现出来了，在向笔友求助了高中的课表后，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杜撰出高中的生活，随即宣布放弃。
虽然两部作品都无果而终，但还是显露出我在创作上的天赋远远大于音乐，起码在当时我对写作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拉琴。我可以写到天亮可以兴高采烈地与人分享创作成果，但拉琴总是一个人在郁闷的状态下进行的，还被人批评为有锯木头的潜质。而到了现在，当我写作的兴趣远不及淘宝的兴趣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该转行了。
1999年大江南北人手一册的书是《学习的革命》，虽然我不知道广告里那个穿马甲的老头就是我们的电影前辈谢晋导演。但我还是被天花乱坠的“终身学习革命”给忽悠到了，在地坛书市上以顶礼膜拜的心态买了本盗版的《学习的革命》，然后在看不懂那个几轮学习法后，对自己的学习前景大失所望，专心致志地看言情小说去了。事实证明全国百万人民都被这书忽悠了，让那黄｜色的宝典带给我们的只有满头雾水。
1999年，当庄胜崇光开始买一百返二十的活动时，我觉得他们的老板一定脑残体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体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点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水的味道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子喝纯净水呢还是矿泉水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出租车彻底退出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擦了又擦，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交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出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感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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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子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流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前七点半起床溜达着去上学，现在却要六点半起床换两趟公车，每天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的公共汽车以红色的三节无轨电车和蓝色的两节有轨电车最为普遍，乘坐彩色的空调车是新生的小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
而我也通过三年的公交车经验总结出了挤无轨电车通用法则，首先要从中门上车，那时还用纸质月票，随便从那门上都行。中门之所以比较空，是因为在车厢连接处有个大转盘，安置了四个座位，一般的老幼病残孕是瞧不上这块区域的，连民工都嫌抗大包站着不舒服。也就是些爱穿肥腿裤的哈韩族驼着个背靠在栏杆上，耳塞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韩国舞曲，还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一副见不得阳光的模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这些枯萎的花苗肯定完蛋。
过了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枯萎的花苗居然齐刷刷地登上了售票员的岗位，对来首都观光的乘客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整天“啪啪啪”地摁着自己的砖头手机，咨询个地名也是含含糊糊，不知所云，每天穿着工作服却幻想着那天被星探发现带去韩国成立演唱组。
其次上车得拿个小巧的背包，以备有座的时候抢不过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可以扔包占座。虽然遭受到无数的白眼，但对于六点半起床的学生来讲，能舒服的一觉睡到学校比什么都重要。最后要对重点乘客严防死守，充分发挥少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动性，对每天固定站点下车的乘客留有印象，以后上车就站他们面前，严密地包围着他们，人家屁股一抬起来自己的屁股就坐下去，保证万无一失。
在此也感谢下公交集团几年来对我们学生的照顾，几年前我拿着三十块钱的通用学生月票在售票员面前晃悠时觉得特有面子，而现在我拿着打两折的学生IC卡在北京大街小巷游荡的时候，觉得社会主义真是好得很啊。
架不住班上一女孩每天跟我显摆网络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省得在网吧突然举手大喊“老师”，我以信息时代不甘人后的心态撺掇妈妈给买了台电脑。这台经过了我精挑细选反复比较的“低价格、高配置”的电脑唯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它是一杂牌，叫“建峰”牌电脑。我至今都保留着那个电脑在北京晚报上刊登的豆腐块广告，六千多的价格却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奔三处理器、十五寸屏幕，还附赠一套实用软件。我对电脑的热乎劲只能在周末释放出来，其他时间父母对于电脑是严查死守，生怕我玩多了就变成了堕落的坏孩子，可是这人要心甘情愿走向堕落，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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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朋友家上过第一次网，进过第一次QQ聊天室开始，我就觉得网络是一个比现实丰富多的世界。那么多叫“樱花公主”、“龙行天下”、“老子比你帅”的怪胎凑在一起，每句开场白必定是：“喂，聊聊成嘛，你是男的女的啊，你是哪的啊？”现在网络交友的开场白就变成了：“你有照片么，发来瞅瞅。”白瞎了吧，我们又从精神层面的交流回归到了物质层面的交流。
有两个网名陪伴了我最初的上网生涯，而且肯定是我鉴定为独一无二的网名，最开始是叫做“小猪迪亚”，“小猪”代表我是个胖子，“迪亚”的中性化则是给人不男不女的感觉，可以和对方究竟我是男是女展开脑力激荡。怕别人当自己是小屁孩，还精心地改了QQ资料里的生日、工作，捏造了我是83年出生青春正好的虚拟背景，浩浩荡荡开始了自己的网虫生涯。
受《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毒害，老觉得能在网上碰见自己的另一半，不是个白马王子也得是个青蛙王子，不曾想我运气不好遇到的全是癞蛤蟆。聊得投机点的交换了电话，人家张开闭口就是：“我震西单、扬东单，四九城没我搞不定的地方，以后谁敢欺负你就报我名字。”
2000年（2）
虽然年少的我们都喜欢过古惑仔似的男孩，但这些在虚拟世界里耀武扬威的孩子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小马仔的角色，网络上给人人提供了个装大尾巴狼的机会。彪悍的姑娘装下柔弱小娇娃，怂头怂脑的小马仔装下带头大哥，叱诧风云的商界强人装下受欺负的小职员，端茶送水的服务生装下煤窑土大款，每个人在虚拟世界里都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潜在的表演欲望。
我还真在上网初期见过一个男网友，只可惜我们都是“见光死”。我穿了件新买的酒红色的SK衬衫，人家穿了件紧身的白色上衣，手里攥着部诺基亚3210，两个人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我还叫了几个姐妹们在一旁观察。结果候了大半个小时两人都说没看见对方，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回家在电话里交流了下，我嫌他张得磕碜，他嫌我不够漂亮，总之我们擦身而过都没敢认对方，最后约定以后可千万别联络了。可惜现在我成了每天可劲捯饬的作家，人家估计在公交车上继续“震西单，扬东单”去了吧。
第二个网名叫做“安妮娃娃”，当我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国独一无二，等当我抛弃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国成百上千的叫“安妮娃娃”的。一是证明我普及推广卓有成效，二是证明安妮宝贝的闺女实在太多了。
那时我刚看安妮宝贝，一篇一篇复制粘贴求着同学打印出来，越看越觉得我就是那个下身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的“蓝”啊“绿”啊的。怎么也能找到个理平头、喷KENZO香水的“林”啊“辰”啊的，不上演个真实版的“告别薇安”都对不起我安妮娃娃的名字。结果这个名字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平均五分钟就有一个好友申请，我虚荣心膨胀得那叫一塌糊涂，咱一不小心也成了网上一“红角”！
2000年，我在动物园服装市场买了个切？格瓦拉的书包，可我直到现在才知道这大胡子哥们原来是古巴革命领袖。
2000年，电视上广播里突然不见了张惠妹的身影，根据叔叔在公安局的同学的小道消息，才知道阿妹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面壁思过去了。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大小晚会上跟杨钰莹一起卿卿我我的毛宁原来是个同性恋，虽然后来晃荡进娱乐圈以后觉得这就是一普遍现象，但当时我难过了好几晚，觉得他怎能爱上个男人呢！
2000年，我买了本叫《上海宝贝》的禁书，还是盗版的，心情比当年看《女星奸仇》时还忐忑，用血压计的广告纸给书包了个皮，那时已懵懂男女之事，所以看得是脸红心跳的，觉得卫慧、棉棉这种上海女人真是open。
2000年，性用品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每家店门口都挂了个纸质招牌——“伟哥来货”，虽然没能亲眼目睹这粒神奇的蓝色小药丸，但我想《上海宝贝》里的天天吃了以后，说不定就能行了呢。
2001年（1）
2001年我跟着全国人民一起high了。
那年放暑假的时候教导主任在操场上喋喋不休地宣讲着假期的注意事项，就当我们快站不住准备揭竿起义的时候，那个长得有成为强Jian犯潜质的老师大手一挥说：“散了吧，晚上有空回家看看电视，今天北京申奥表决”。
我对93年那次申奥失败毫无印象，所以才会对02年的申奥成功刻骨铭心。
虽然老师轻把申奥这事描淡写，但一想到我家附近可能因为盖奥运村成为黄金地段我就恳求爸爸先不拉琴，让我看完申奥直播。之前是一系列的最后陈述，各国都使劲浑身解数向全世界人民证明自己国力的强大，当然咱中国各路精英更是仪表整洁、面带笑容地欢迎大家来北京作客。
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北京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多伦多死咬着我们不放，主持人还预测很可能拖到最后一轮，重演93年的惊心动魄。等到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即将退休的萨马兰奇爷爷突然严肃地走在台前，主持人开始焦急地向观众解释这轮因为出现了票数的悬殊，可能提前宣布胜出的国家，白发苍苍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爷爷缓缓地打开了信封，我和爸爸和全国人民一起眼巴巴地盯着他蠕动的嘴唇，直至他正式宣布：“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当“Beijing”两个单词从萨马兰奇的嘴里出来时，在场的申奥代表沸腾了，全国都沸腾了。我看见消失已久的礼花重又绽放在北京城的上空，这座古香古色的城市在那一刻起焕发了青春的光彩，镜头迅速切至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当广场狂欢，车笛长鸣，每个人的手里都挥动着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脸上的自豪与喜悦比油彩还要鲜亮，抢购人民日报印刷的“号外”很快成了大家欢庆申奥成功的方式，而###和国家领导人在世纪坛的狂欢庆典让世界见证了我们的荣耀。
那天晚上，我主动地要求拉琴，用一曲D大调奏鸣曲来表达内心的喜悦，表达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2001年的好事一桩接一桩，年底的时候，历经了二十年的努力我国正式加入了WTO的大家庭，这也就意味着以后买汽车、化妆品、名牌包都能便宜了。
所有的倒霉事都摊到了美国人身上，9月11号当我们死气沉沉地迎接新学期到来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袭击的消息，班里顿时活跃起来，心想可算有人替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儿报仇了。可当我们课间打开电视机看到世贸大楼倒塌的惨状时，才觉得美国人民也挺可怜的，别看平常一副牛气哄哄的样子，真出了事比谁的心理防线都脆弱。
那几天早晨购买新鲜出炉的《环球时报》也成了必做的功课，每家媒体都全面报道分析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从世贸大楼的历史到拉登有几根胡子，生怕错过蛛丝马迹的线索。我们也从最开始的幸灾乐祸到对恐怖主义的强烈谴责，甚至还四下张望看看同学们中间有没有生得一副恐怖分子嘴脸的人，小心谨慎好吃好喝地供奉着那位同学，省得他那天病猫发威把我们给炸了。
当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我国传统服饰唐装，当《花样年华》里张曼玉走马灯似的换了二十套旗袍，当《卧虎藏龙》里章子怡挥动轻薄的衣袖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我才明白对于服饰来讲，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也导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遵循着民族路线的穿衣打扮方针。
大伯领着我和姐姐去看了场紫禁城里举办的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我还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生怕镜头扫在我身上替爸妈丢了脸。但实际上那场演唱会可谓索然无味，三个胖子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听不懂的歌剧。我除了明白高音歌唱家都是胖子以外只有在台下百无聊赖地观察周围人的嘴脸，结果发现提前离场的占了五分之一，睡着的占了四分之一，强忍困意的占了三分之一，百无聊赖的占了二分之一，剩下的人也是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几千元的票价欣赏到了什么。这几年才明白有个词能充分解释当初大家对三高演唱会热情追捧的行径——装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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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
不过那场演唱会里最出跳的是一个打着自制“北京欢迎你”标语的中年人，那被摄影机明锐捕捉到的刹那成了日后很多奥运宣传片里的必备镜头，这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