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照相本子里，也有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他穿着白色的西装，那种老派的三件套西装。半个世纪以前的阳光照在爷爷的脸上，那时他的脸上有种安逸的样子，他在华盛顿广场拍过不少相片，在中央公园也拍过不少，坐在船上，船夫打扮成水手的样子，脖子上系了一条小方巾。
“看你爷爷多摩登。”婶婆用食指摸了一下爷爷的照片，对格林教授说，“你的书里也用过这张照片吧，华盛顿广场的那张。”
“最后没有用，因为担心他在大陆，书公开出版了，会影响到他。我的同事在我之前用了留在大陆的作家的照片放在书里，结果给那个作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从此以后，我们都尽量考虑到这一点。真的可惜没能用。”格林教授说，“最近我听说，你的爷爷早就把他们从前的照片都烧掉了。我心里庆幸自己没有公开他烧掉的照片。”
“他那时害怕极了，别人家的照片都是被人烧掉的，只有我们家的是被爷爷自觉烧掉的。”范妮说。
“他其实是个不懂党派的书生，十分理想主义。”婶婆说，“那时候，大知识分子都是英国派头，讲究不群不党。”
范妮想起来，小时候在家里看到的爷爷写的思想小结，口口声声都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群不党”。
靠了格林教授带来的一张新旧上海路名对照表，范妮才知道原来王家在上海还有几栋大房子，在现在的南京西路，湖南路，康平路和兴国路上。也许维尼叔叔也画过那些房子，他常常在路上画好看的老房子，但维尼叔叔一定不知道自己画的就是从前自己的家，要是知道，维尼叔叔是忍不住的。爷爷也常看维尼叔叔的画，但是他从来没有露过一点风声，范妮回忆起爷爷的脸，在老房子幽暗的天光里，他的脸就象一扇锈死的门一样。婶婆说，康平路上的老房子，是王家老宅。有大房子，还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树林和一个小湖，有一年夏天，她刚刚嫁到王家，叔公回国来过暑假，爷爷正打算去留学，大家玩得兴起，雇人在花园里挖了一条河。可是因为是死水，水很快就脏了，吓得他们赶快又找人填起来。为了再不要看到新翻过的土地，他们在上面种了个玫瑰园。“人家家里的玫瑰园都是一块的，只有王家花园里的玫瑰园是一条的。”婶婆摇着头笑。
“爷爷什么也没告诉过我们。”范妮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格林教授告诉范妮，她家的祖上和来中国传教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士就有联系，所以她家的祖上才有机会在传教士那里学习英语。会了英语，才有机会进美国洋行，凭着自己的机灵，才能从一个跑街的当上了买办。她出生在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家庭里。范妮说：“我走的时候爷爷告诉过我这件事。”可婶婆接着告诉范妮，王家的孩子都受过洗礼，都有教名，爷爷的教名是保罗，叔公的教名叫派却克，他们从小上的主日学校，爷爷是好学生，在见证的时候，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深得神甫的喜欢。
范妮默默地听着，心里想，这个可以告诉鲁，自己家有天主教传统，和他家差不多。他不用象看怪物一样看她那一眼，自己也不用拿孔教来搪塞。
格林教授这才发现原来范妮对自己家的历史真的是一无所知，王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靠与美国洋行买卖鸦片和人口起家与发展，她不知道。王家又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全面向洋行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走进黄金时代的大好机会，一面做着世袭的买办，扩大自己的势力，一面开设了一家航运联合公司，联合公司有一家经营内河和远洋运输的客轮公司，一家船厂，还有一家在长江和沿海都有货栈，仓库和批发点的储运公司。到那时，王家已经从单纯的洋行买办过渡到买办资本家的历史也不知道，甚至连她家在大战爆发以前，已经成为上海最有钱家族之一的显赫地位也毫不知情。但她的神情里面还是有种隐忍里面的自命不凡，将她和普通人家的孩子区别开来。格林教授见到过不少这样经历曲折的富家子弟，他们和范妮一样，对自己家的历史几乎无知，但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不同寻常。那是历史曲折地留在人们身上的痕迹。当范妮终于了解到自己家从前的富有，她 的脸上渐渐出现了和他们一样的难堪，那是种复杂的表情，有失望，遗憾，还有恼羞成怒的那种怨愤，好象他们也担着一份家道败落的责任与不甘。很多人不愿意多说过去的事，连自己的亲戚都不愿意见。
从格林教授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买办历史，因此结识了一些流散到海外的买办家族的后代，他能体会到，一个在长辈们刻意隐瞒下成长的年轻一代，象范妮，她心里复杂的感情。在他看来，这个范妮比她的长辈爱丽丝。裘教授更接近史料里的中国买办，他们对外国人的力量更加依赖，对自己和外国人的关系更加敏感，更加背弃自己的传统。只是他还没有了解，从维尼开始，到范妮，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将对外国人的依赖转化为膜拜，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背弃转化为决绝。他们家族的上面几代人，在格林教授的研究里，都被定义为“没有文化差异的人”，他还没有认识到，留在憎恨买办阶级，将他们视为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的中国大陆，那些没有文化差异的人的后代们，已经在压力下，成长为对所有的文化都过敏的人。格林教授知道东方人的内心常常是曲折而感伤的，特别是象范妮这样一出生下来就被歧视的富家女孩子，他不想因为范妮在终于了解了自己家史的震动中，得到太多的失落感，所以，格林教授努力鼓励范妮高兴起来。他问，在上海她听到过什么只言片语的往事。
范妮想了想，说：“维尼叔叔说过，从前美国人来给太爷爷拜年，也要行中国大礼，是磕头的。”维尼叔叔还说过，那才叫真正的威风，连外国人都心甘情愿地给太爷爷磕头，他共产党有过让美国人心甘情愿磕头这一天吗？
“真的？”格林教授追问，“维尼叔叔看见的？听说的？他多大年纪？”
维尼叔叔四岁的时候，上海解放。
“也许是想象的。”格林教授说，“interesting。”
婶婆和格林教授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因为拜年而行中国大礼，对买办磕头的事。范妮心里也怀疑是维尼叔叔想象出来的。他说的事实常常是想象，象贝贝对于抽象画派。
“维尼可怜。”婶婆想了想，说。
“这就是我的同事所说的，上海西化的历史在1949年以后被完全抹杀。”格林教授说，“在官方是清洗，在民间，是你爷爷的那种缄默。所以，历史很快变成了虚无的东西，变成了传言。这就是是维尼那种对历史的转述。在这种情形下，是进一步抹杀历史，还是历史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了雪藏，这是对上海研究中很重要的内容。”
这对范妮来说是太大的题目，她不知道。上海的记忆混杂在纽约的现实里面，在她心里沉渣泛起，说到维尼叔叔，维尼叔叔营造的世界，他的颓废，在范妮的心里就已经有了隔世的感觉，再追溯到爷爷奶奶这一代，象电影故事一样，而格林教授说到的祖上的生活，简直象口深井，那样的旧，那样的不可及，那样的不着边际。
“现在说到上海，对我来说，太隔世。”范妮想了想，这样说。
范妮无法和格林教授讨论历史，她垂下头去，接着翻看摊在膝盖上的照相本上，照相本上的薄塑料纸都变硬了。相册里出现了婶婆年轻时的照片，那是范妮更加陌生的脸和生活。她在中西女中的花园里翘着脚看书，她在舞台上演戏，她和穿黑长袍的姆姆站在一起，那是她的英文老师，格致老师和校长。那时候婶婆已经有了神情单纯而坚定的眼神。一页一页，都是婶婆的照片。范妮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爷爷奶奶的相册里会有这么多婶婆的照片，后来才意识到，这根本就是婶婆的照相本子。有时，还能看到一些婶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照片，甚至是在上海照的相，那时的街道，树，人，沙发，看上去都是簇新的。她甚至认出了一些上海的马路，依稀还能让她回忆起自己看到它们时的样子。
她突然怀疑，这些往事对她到底有多少意义。她看着照片上的世界，听着带着英语腔的普通话告诉她的家史，那个世界全然是陌生的。比电影故事还要陌生。不甘心又怎样，甘心又怎样，事情已经“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自己现在仍旧被在湖北乡下长大的倪鹰和在下东区长大的会话老师看成是来纽约钓金龟婿的上海女孩。她那时对过鲁说自己的家史，私心里带着点让鲁另眼相看的意思。可鲁说，重要的是现在的生活，而不是过去有过什么。她想，鲁是对的。
甚至，婶婆都是对的，婶婆上次就说过，Anyway，现在是在纽约了，可以从头做人。
爷爷也说过，把上海的一切都忘记掉。
范妮将婶婆的相册合了起来。
“生活变化得太快了，有时候思想会混乱啊。”格林教授看着走神的范妮，体贴地说。
范妮点点头。
“奶奶为什么不和我们联系呢？”范妮不想辜负格林教授的好意和他的学问，于是问。
格林教授说：“李鸿章家，盛宣怀家，苏州席家，招商局唐家，都有过这样的女人，流散以后，就终身不跟家里人再联系，不想见到家里人，不回中国大陆。其实，张爱玲也有点这样子。好多家庭，是为了再次分配遗产，托大使馆开死亡证明，才发现这个人原来还活着，遗产不要，不赠，就那么拖着。表面上看，就是恩断义绝。”
“实际上呢？”范妮问，她不能相信妈妈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撒手不管，死活自便，“爷爷是一句也不肯猜测奶奶的事，别人猜奶奶又嫁了人。”
“也不一定。我访问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她并没有嫁人，她就住在唐人街里。屋子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对亲人的消息很漠然。但她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常常去看伦伯朗的画，然后回家。我能接触到她，是因为我也是大都会的会员。但也是仅此一次而已。她从来不参加会员的预展酒会和小型餐会。”格林教授说。
范妮想起来自己在大都会参观的傍晚，看到过的烛光摇曳，流淌着巴洛克音乐的大厅。范妮想，会不会那个女人就是奶奶呢。她希望她就是。
上海往事再次牵丝盘藤地回到范妮心里的时候，范妮突然想，自己宁可象倪鹰那样单纯。范妮然后改了对象，倪鹰太土气了，连rain； run； railway都说不好。她宁可象莲娜那样身世单纯，在纽约获得幸福的新生活，这时，范妮意识到，这就是所有的人对她的希望，也是她自己的。
第四章 你在地毯下面藏着什么（1）
范妮的米吃光了。这次她终于决定去下城的唐人街买米。那里的大米，比洋人的超级市场里要便宜得多。虽然范妮尽量跟鲁一样吃小面包，或者土司，但是在心里，范妮还是觉得米是她最重要的粮食，她不想在主食上花太多的钱。因为范妮一看就是中国人，遇见范妮的人常常向她推荐下城的唐人街。倪鹰到纽约的第二天，就由原先大学里先到美国来读书的同学带着，去唐人街买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连鲁，都向她介绍过唐人街。大家以为她是中国人，一定想去那地方。但范妮偏偏就不想去，要是不为买便宜米，她对唐人街一点也没兴趣。事实上，她根本就不喜欢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去。
她路过NYU数学系的大楼，然后转到百老汇大街，沿着百老汇大道，向下城走去。街道似乎有点走下坡路的样子，范妮突然想起来，在上海读《New Concept English》时，老师说过，down the street，沿街而下，因为英国的许多马路都是坡路，所以介词要用down 或者up。范妮是这样记住这两个介词的。那时候，她还为难老师说，要是在上海的话，就可以不必用这样的介词了？上海没有那样的马路，在上海，就该用beside和along。老师笑笑说：“也许可以吧。”说起来，上海的英文老师真是和气，要是放到现在的班上，胖老师又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以批判“印度英文”。
范妮沿街而下。百老汇大道上渐渐荒凉起来。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破旧，街边商店里的东西看上去越来越廉价，中国人的脸越来越多。他们的脸显得那么宽大，脸色那么黄。最奇怪地是，街面上总是能看到一些无所事事的男人站成一排，两眼空洞。一看就让人想到偷渡客。范妮想起来，有一次在鲁的房间里，她出来上厕所，照了照镜子，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突然显得那么宽大，因为宽大而难看。范妮意识到，也许是因为看多了洋人窄长的脸，白色的皮肤，所以再看东方人的脸，不习惯了。看自己的脸也一样。可是，范妮还是嫌弃地望着他们的脸。
她向他们问路，忍不住用的英文，她原本的意思是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但他们不理她。她只好用普通话再问，他们还是不理她，象没有听见一样。“十三点。”范妮心里暗骂一声，走开了。
到了伊丽莎白大道上，黄澄澄的金店一家紧挨着一家。街上热热闹闹地挤满了人，到处都是中国字的招牌，大红大金，又俗气，又热闹。街边有中国式的小水果摊，现炸春卷的零食摊，还有卖汗衫，毛巾的小贩子，大叫“ten for two”。范妮因为这里的闹和中国字，而心情恶劣起来。
街上炸春卷的香气直扑到范妮的鼻子里，她的胃愉快地蠕动起来，咕咕地响。她忍了忍，才没有上去买一份吃，象在上海时那样。除了油炸面食的香气，还有鲜鱼店的腥气，洗鱼的水泼在地上，象上海的菜场地上一样，到处都是湿辘辘的。范妮厌恶地跨过一个个人行道上的小水塘往前走，沿街，她看到餐馆蒙着一层油气的橱窗里，挂着红红的广东叉烧，油汪汪的烧鹅，铁皮蒸笼上放着上海素菜包，不由地想起广东叉烧微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