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奶奶，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好几次，因为奶奶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范妮透过糕点间的玻璃窗，数了数对面小尖顶下的窗子，贝贝家的那一扇仍旧黑着，这证明贝贝还在疯人院里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世，所以他的房间还被保留着。小时候所见到的温情而绝望的小房间，出现在范妮的心里。
长乐路上有一辆白色的进口汽车，向锦江饭店方向慢慢开过去，小心翼翼的，不知所措地混在车流和人流里，象一条在泥潭里苟且偷生的海豚鱼一样。
维尼叔叔身上有种外国香皂的味道从他的领子口里钻出来，让范妮闻到了，维尼叔叔总是让叔公带着到华侨商店去买小东西，自从叔公回到上海来住，用他的香港身份证可以进华侨商店买东西，维尼叔叔就只用力士香皂洗澡了。维尼叔叔的讲究，对漂亮东西控制不住的喜欢之情，总是让范妮想起贝贝，他们其实是一种人。
对于玻璃窗外面混乱的马路，有小格子钢窗的尖顶房子，关于贝贝的回忆，维尼叔叔身上的味道，以及国产咖啡在上海阴雨天里面散发出来的闷人的香气，范妮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站在暗处，对自己说，别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自己在上海的最后一晚了。
签证出来以后，范妮一家传着看她那本加上了美国签证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心里总是不够确定似的。爸爸妈妈从新疆坐一天一夜马车，三天三夜汽车，四天三夜火车回到上海，他们两个人还浑身散发着火车上的臭味，第一件事情，就要范妮的护照看。手里握着范妮的护照，爸爸的眼睛就红了。妈妈一看爸爸的眼睛，就哭了：“我们家到底也有今天。”范妮站在边上，心里难过，可是说不出宽慰的话来。当时简妮也站在旁边，大瞪着两眼，同样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把范妮的护照合上，交还给爷爷，看着爷爷拿去锁在家里放钱的抽屉里，又看着爷爷把钥匙收好。
那些日子，范妮到处去亲戚家告别，由维尼叔叔出面，在家里为范妮开了告别舞会。
最早出国的人，好象是80年左右。他们去公安局申请出国用的私人护照，就象真的要叛国一样心虚。那些人好象做贼似的，偷偷地走掉，不敢声张，怕在最后时刻被派出所拦下来。赶去与他们告别的人，也都一离开房间，就紧闭上嘴，不敢有一点点喧哗。维尼叔叔形容说，越狱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但他马上遭到了爷爷的白眼。
一年又一年，范妮和维尼叔叔的朋友，家里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一个一个地离开中国了，千奇百怪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海外亲戚，那些本来被隐瞒得好好的海外亲人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连家里那些姨太太家的孩子，也当成同父异母的兄弟来担保了。出国的名义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居然也是申请护照的理由。那些实在找不到海外关系的，真的急了眼，到希尔顿门口去搭识外国人，也真的有人因此而找到了担保，出了国。去的国家，也是奇出怪样，美国，日本，欧洲都不算，还有阿根廷，巴西，新加坡，也有南非，埃及，马耳他，甚至洪都拉斯和冰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去的。只要是离开中国就可以。那些人，都是当年誓死也不离开上海的，现在离开中国却是义无返顾，将家里的家具都处理了，房子也转租给别人。一个个偷偷出国的人，最后形成了煌煌大军，有一本私人护照，终于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事。慢慢的，偷偷摸摸的告别，变成了一次次饭局，一次次家庭舞会，难得范妮去城隍庙买东西，看到做工好的中国乡土产品，就随手买来收着，到又有朋友出国时，可以拿去送行。能出国的人，越来越让人羡慕，就是得到了外国的邀请信，有资格去申请护照的人，脸上都有了骄傲的样子。那时候，电影院里面放了一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叫《胜利大逃亡》。马上，上海人都觉得虹桥机场的国际出发门前，也可以拍一部上海版的《胜利大逃亡》。
然而，王家还是走不出去一个人，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找不到邀请信。这可真的是奇怪的事，当初他们为自己家的海外关系吃足了苦头，现在海外关系吃香了，海外的亲戚们到一个个都缩手缩脚，连寄贺年卡时都不愿意写详细地址，生怕会提什么要求出来为难他们。奶奶更是杳无音信，纽约熟人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死，就是不想再和家里人联系了。王家真的像是搁浅的大鱼一样，被搁在了上海。后来，每次送别人出国，家里都不提那个“走”字。
这次，算是轮到范妮家扬眉吐气了。自费出国的消息频频吃紧的时候。打算出国的，人心惶惶，象当年国民党撤退时那样。范妮终于赢得了她想象中隆重的羡慕。从范妮得到美国语言学校的签证以来，不是他们请大家吃饭，跳舞，告别，就是别人请范妮吃饭，跳舞，告别。这次，范妮在别人的脸上看到了被掩盖在笑容里的悻然，那是还没有能够得到外国签证的人，席家的人，虞家的人，郭家的人，盛家的人，祖上和他们王家有生意上，亲属联系的人，当年都是有千军万马在外国的家族，后来也和他们一样被自己那复杂的海外关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海外关系，可以帮助他们离开上海。范妮发现，他们看她的样子，象牢里的人看着天上的鸟一样。范妮于是猜想，大概从前自己看别人，也是一样。真正到了发急的时候，就像美国罐头的姐姐那样，找到一个烂水手，也要嫁到外国去。那种在渴望逃亡中煎熬的眼神，范妮实在太理解了。
签证下来的日子里，范妮时时在心里劝自己相信，自己是真的就要到纽约去了，去祖上和洋人做生意发家的国家，去爷爷和叔公从前留学的地方，去现在婶婆仍旧住的地方，去传说中奶奶隐名埋姓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如今，她是真的要去纽约，当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范妮每天都劝自己相信这一点，可是总是象做梦一样，怎么也不能相信。看了自己护照上的签证，看了写着自己名字，目的地是纽约JFK的飞机票，还有曼哈顿岛上的语言学校入学通知书，还是不能真正相信。
如今，还有最后一晚上，终于是要离开这里去美国了。自己也会像那些离开的人一样，一去不回头，毅然决然，音讯全无，连衣锦还乡都不要了，只求自己在美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
“坐楼上还是楼下？楼上是有台布的，豪华点。楼下么，就实惠点，自家人来吃饭，将楼下的桌子拼起来，也蛮好。”胖胖的女跑堂招呼着这家人，维尼叔叔常到红房子西餐馆吃大菜，跑堂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用自家人的语气商量着说话。
维尼叔叔用手揽过范妮的肩膀，对女跑堂说：“今天是大日子，我家范妮明天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家里人最后聚聚。”
“告别宴会啊，”女跑堂看了看范妮，范妮对她突然笑了笑。范妮也可以算是个白净的上海女孩子，头小，高鼻子，带着一点宁波相，但她一笑，脸上那种带着点孤僻的清秀样子就被她的笑打乱，她笑得很用力，一双眼睛大睁着，带着紧张，一点也没有清秀女孩子应该有的甜。女跑堂也对范妮客气地笑笑，她并不喜欢这样就是不说话，也一副小姐相的女孩子，于是女跑堂收回眼光，说，“那么，总归要上楼去。”
女跑堂说着，自己就先上了楼梯。红房子的楼梯又小又窄，是木头的，踏上去吱吱嘎嘎地响。
高大的叔公一个人就把楼梯塞得满满的，虽然他已经衰老，但走路的样子仍旧不肯示老。他的呼吸像老人那样，是粗重的，带着咝咝的不畅通的声音，但他还是努力收着自己的肚子，腰背都是笔直的，保持着一生都常常运动，又谙风情的男人的样子。他将一条真丝的小方巾系在灰色的衬衣领子里，包着皮肤已经非常松弛的脖子，敞着黑色的派克大衣，他声音洪亮地说：“这喜乐意的楼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小得来，暗得来，到底缺少派头。”
要是按叔公的建议，范妮的最后一餐，应该去希尔顿酒店的扒房，吃法国大厨子烧的正宗法国大菜。叔公是在一班在恩派亚公寓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的人那里了解到的上海行情，那里是上海最时髦，最惯派头的地方，最适合叔公的脾气，就象他当年要跟年轻的美国领事比汽车那样。美国领事用的是政府的钱，而叔公用的是家产。但如今，家里人心里都明白，叔公是不会为自己的建议花钱的，他就是建议而已。按说，他是王家的主要继承人，从上海带去的诺大家产，祖上与美国人多年生意上的代理关系，连同当时从上海船运到香港的新款雪佛莱房车，就是和美国领事斗富用的，都是叔公在享受。就算五十年代时，王家在香港投机股市，受到重创，王家在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是瘦死的骆驼。王家的女人没有一个进舞厅谋生的，王家下一代的孩子们照样送到美国留学，叔公还是花天酒地了一辈子，还在香港养过一个过气的上海歌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流行人造革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就把他家里椅子上的真皮面子，全换成了人造革的。但他回上海来以后，张罗着买侨汇房，但也没有买。说冬天没有取暖太冷了，要买个大暖气，但还是没有买。他计划得头头是道，但从不真正花钱。在范妮出国的经济担保上，他让已经离婚多年的爱丽斯婶婶出头，总算动用了自己的面子。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家里的恩人，也不能让他出这个钱。所以，当时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爷爷。爷爷垂着眼睛，当没有听见，接着跟维尼叔叔商量红房子的事情，叔公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爷爷再三问，是不是吃得到正宗的红房子菜，象烙蛤蜊和牛尾汤，但大家都知道爷爷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价钱。这一大家人到红房子去吃一顿正餐，加上酒和汽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多少年以来，这家里的人，等于只有爷爷一个人有一份正常的工资，因为在造船厂做工程师的关系，爷爷的工资不算低，但要养范妮，维尼叔叔和郎尼叔叔都吃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家里一点也不比一户都有正常工作的工人家庭宽余，但还要请一个钟点工人来洗衣服和清洁。爷爷名下的确有一小笔美金遗产，是当年分家时王家为爷爷在香港存下的，被奶奶取走一半带到了美国，剩下的就不多了。全家人都知道那是断断不能动的救命钱，等到下一代能送出国去，才能用的。
这家人心里明白，但彼此从来不说破这捉襟见肘，从来不想要去希尔顿吃饭的念头。路过那开在华山路上的那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