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们被带走了！所有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另一个教师的妻子也走过来，哭喊着说：……是的，是真的！他们被带走了！我丈夫斯莫伦教授也被带走了！……我仍然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些遮得严严实实的篷车朝西开去时，我才完全相信了，也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接着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们俩抱头痛哭。母亲说：……卓娅，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一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父亲和卡兹克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还听说，他们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枪杀的，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是大学教授。另外还有许多教师，我想也许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回来。这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去了华沙。我必须得找工作了……
“几年后，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我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我总是回忆起父亲和卡兹克被杀害的那段日子，回忆我流过的全部眼泪。奇怪的是，在这一切发生后，我再也哭不出来了。这是真的，斯汀戈！我再没有什么情感了。我没有了感情，就像我再流不出眼泪一样。在瑞典的那个地方，我和一个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妇女成了朋友。她对我很好，尤其是在我企图自杀的那段日子。我用玻璃片割破手腕，我想我并没有用太大的劲儿，所以没流多少血。那年夏天，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她也曾在我呆过的集中营关过，失去了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那里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被杀，幸存者寥寥无几。她说一口漂亮的英语。那便是为什么我要开始学英语，因为我知道也许我要到美国来。
“这老太太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徒，常去她们那儿的犹太教堂祷告。她告诉我，她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她还问我是不是也相信上帝基督，就像她相信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那样。她说，尽管很多犹太人都认为上帝不存在了，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使她对上帝的信仰更加坚定。我对她说，我以前也相信基督，相信圣母，但经过这么些年之后，我也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发现上帝已永远不复存在。我说，我知道基督早已把脸转向别处，我不能再向他祷告，向他哭诉。她问我怎么知道上帝不再看我，我说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上帝——耶酥，才会允许我所爱的人死去，让我独自生活在愧疚之中。上帝已不再怜悯我，关心我。而且他们的死又是那么可怕，让我觉得有更多的愧疚，几乎忍受下去。噢，人类要忍受痛苦，只好忍受……
“斯汀戈，也许你会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没和任何人告别就让他死去，没有一点安慰和理解就让他死去，这太可怕了！太让人无法忍受！我在萨斯赫森给父亲和卡兹克写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爱他们，特别想对卡兹克说这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他胜过爱父亲，而是因为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几乎没吵过架，不过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我想有时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样，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吵了起来。我已经想不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我对他说：……去死吧！……。他冲出门去。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没有亲热地告别，没有亲吻，没有拥抱，什么也没有。噢，我知道卡兹克明白我是爱他的，我也知道他爱我，但一切都那么糟。我们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告诉对方……
“所以，斯汀戈，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对我说的那样。她试图让我明白，我们的爱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还是十分内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学会哭了，或许这表明我又是一个人了。是的，一个人。我常常独自一人听音乐，那乐曲声总让我想起卡兹克和过去的岁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乐曲我几乎无法去听，因为它总是让我哭个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气，眼泪像溪水一样哗哗直流。那就是我在圣诞节得到的那张汉德尔的唱片，里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还活着》的曲子总让我想哭，因为我的愧疚，还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并不存在，我的身体早已被寄生虫残蚀，我的眼睛永远永远看不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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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写的这段时间是1947年的夏天，苏菲对我讲述了许多她过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苏菲和内森的情感所诱惑，就像六月里那些不幸的小虫子被蜘蛛网罩住一样。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布兰克斯托克的医师开在布鲁克林一个偏僻街角的诊所里当接待员。布兰克斯托克是个按摩师，很早以前从波兰移民而来。他的病人大多是过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犹太难民。苏菲在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份工作。起初，布兰克斯托克（除依地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对派给他的这个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她不是犹太人，只会几句弊脚的依地语，还是在集中营里学来的。但医师是个好心人，而且毫无疑问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考虑到她的难处，还有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德语，便雇用了她。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财产就是瑞典难民营发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实布兰克斯托克根本无须顾虑苏菲的语言“缺陷”，没过几天，她就能用依地语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来就出生在犹太人居住区一样。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间便宜的房间，这是七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时租下了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周三天工作日，使苏菲能把她的精神与肉体都支撑下去。同时她还用空余时间到布鲁克林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英语，以期能够完全溶入纽约那生气勃勃、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
她告诉我，她从没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她决心要把过去抛在脑后，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做，如果受尽磨难的脆弱神经允许的话。所以对她来说，这座庞大的城市从现实到精神都是一个新世界。她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很差，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快乐。她就像一个孩子泡在冷饮室里那样轻松愉快。首先，音乐，仅仅是能听到音乐，就足以使她内心充满快乐，好比一个人在刚刚得知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等他享用时的那种欢快的心情。遇见内森之前，她还买不起留声机。不过没多久，她就有了一台廉价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能播放出美妙的音乐。她分不清那些著名的有着怪异的开头字母的音乐家的姓名，也弄不懂WQXR、WNYC、WEVD等广播电台。她只是沉浸在音乐中，沉浸在播音员迷人的磁性嗓音中。她与音乐已经久违了，甚至一些陌生的作品，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乐章，都能让她耳目一新，激动不已。当然，还有音乐会。音乐学院不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以及夏季在曼哈顿列维山体育馆举办的音乐会，都给了她美妙却又便宜得几乎称得上免费的音乐享受。一天晚上，她到体育场听梅纽因乐团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乐曲充满柔情与激｜情，几近疯狂。她坐在圆形看台的边上，身子在星光下瑟瑟发抖，内心却感到一种奇妙的宁静与安详。这让她大吃一惊，同时也意识到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将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拾起来，开始一种新生活。
最初几个月，苏菲大半时间独自呆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很快解决了），她很害羞，而且她喜欢一人独处，尽情享受孤独。因为那几年里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也没有书或任何印刷品可看。现在她贪婪地读书，订阅了波兰版的美国报纸，经常光顾富尔顿大街的波兰书市，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可供阅读。她回忆说，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大转移》，然后又读了《解甲归田》、《美国悲剧》，还有沃尔夫的《时光与河流》。最后这本书的波兰译文很拙劣，以至于她不得不打破在集中营中立下的一生不看德语书的誓言，到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德语译本来看。或许是因为这个译本的译文生动流畅，也或许是因为沃尔夫伤感而又乐观的抒情文风，所以尽管苏菲那时对美国只有粗略的印象，只有一个异乡人对这个广袤而繁华的国家的一丁点了解，这本书仍让她激动不已，以至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在读它。事实上，沃尔夫完全抓住了她的心。她决定再读读他的《看看家乡吧，安琪儿》的英文版本，不过很快便放弃了，因为她发觉这对她太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英语确实很难，那些异体性、缀字法等等都不那么明显，而苏菲的读写能力也明显不及她那迷人动听的口头表达能力。
苏菲在美国的全部经历仅限于纽约，而且大部分是在布鲁克林。不久，她开始热爱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也被它吓坏了。在她的一生中，她只知道两座城市：小巧宁静、充满宗教气氛的克拉科夫，以及轰炸后断壁残垣、狼籍一片的华沙。她的出生地那些古老房屋的屋顶，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都已成为她无法追忆的往事。而克拉科夫与布鲁克林的日子常常搅和在一起，使她几乎难以保持清醒。她说，在耶塔公寓最初的几个早晨，她醒来时看见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四周是陌生、奇怪的粉红色。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隐约的嘈杂声，很久都不能想起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以至于长时间处于昏昏然的恍惚之中，就像童话中一个欢乐的小姑娘，一觉醒来便已来到一个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王国。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种既喜又悲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便一再对自己说：卓娅，你现在不在克拉科夫，你现在是在美国。然后起来，重又面对乌烟瘴气的地铁，布兰克斯托克的那些病人，以及布鲁克林那绿色的美景；面对温馨的，富裕的，污秽的等等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
耶塔公寓离希望公园很近，那儿成了苏菲的一个避难所。对一个孤独、美丽的金发女郎来说，那是个散步、沉思的安全去处。阳光穿过树林洒在小径上，斑斑点点，到处花粉飞扬，巨大的洋槐和榆树巍巍耸立在起伏的草地上，似乎已准备好为瓦都或弗拉冈德的野餐图提供荫凉。在空余时间或是周末，苏菲总是长时间地流连于此。她带着美味可口的午餐，舒服地呆在这些树下。她后来向我承认说，因为过于敏感害羞，她十分克制自己的食欲。一到这座城市，她像从铰链上被解脱下来，可以大吃特吃了。但她知道，她必须培养谨慎进食的习惯。在难民营时，从瑞典红十字会来的负责照料她的医生说，她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这对她的新陈代谢将长时间有或多或少的损伤。他提醒她必须谨防饮食过量，尤其不要吃太多的脂肪，不管它的诱惑力有多大。但对她来说，饮食变成了一场愉快的游戏。在一次午饭时间，她走进弗兰特布西一家琳琅满目的熟食店，为希望公园的野餐买点食物。整个采购过程让她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她在那香气四溢的面包酸味中屏住呼吸，眼睛像扫描仪似的热切地看着那些食品，煞费苦心地慢慢挑选着：一个腌鸡蛋，一根意大利腊肠，半块裸麦粗面包，上面浇满面浆，烤得焦黄油亮，格外香甜；鲜肉腊肠，熏肝香肠，一些沙丁鱼，热五香烟熏牛肉，熏鲑鱼，再来一个酥饼……她抓着棕色纸袋，脑子里一下冒出警告声：“记住伯格斯特罗姆医生的话，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她总是慢慢地走向公园的幽深处，或是来到湖畔僻静的草地上，在那儿大口嚼着，仔细品味着各种美味，不时被一种新发现的美味所吸引；同时把《朗伯尼根三部曲》翻到第350页。
她摸索着往前走，确确实实体验到再生的感觉，但常常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感到无助。她笨手笨脚，像截瘫病人重新使用他们的四肢那样笨拙。一些小事——很小很小的事，都会难住她。她甚至忘了怎样把别人给她的那件夹克衫的拉链拉到一起。她为自己的笨拙而吃惊。有一次，她想从一个普通的塑料管里挤出一点面霜，却一不小心挤出一大堆来，弄得到处都是，还糊在了她的新衣服上。她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偶尔她的骨头还会痛，主要是踝关节，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地有些不稳。这似乎与她的疲乏有关。她常觉得困倦乏力，心里恨不得快点把它们赶跑。但只要呆在阳光下，她就会觉得舒适安全，远离了黑暗的深渊。她差点就被黑暗吞蚀掉。严格算起来，到集中营解放时，她在里面还未呆上一年，但她一直不愿去回忆那最后几小时的情形：神志模糊的她躺在干草铺成的狗窝一样的地方发着烧，浑身是汗；一个低沉柔和、很有穿透力的俄国男低音传进了她的耳朵：“我想这个也没救了。”那时，即使在半昏迷之中，她也明白自己还没完。而现在她可以轻松地说出当时的情形了。此时，她躺在湖边草地上，闻着泡菜、芥末以及黑麦面包的香味，肚子发出快乐的咕咕声。这让她十分难堪，更让她觉得饥饿难耐。
但六月的一个下午，她平静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因便是那地铁，这是城市生活在她印象里最糟的一部分。她痛恨纽约的地铁，又脏又闹，更痛恨那么多肉体挤在一个紧闭的铁笼子里，几个小时填在里面，人挨着人，肉贴着肉。这虽然没有让她寻觅已久的个人空间完全消逝，至少也抵消了一大半。她不明白，在有了集中营的那些经历之后，她怎么还会如此敏感，急切地想要远离那些陌生的异国人的肉体接触？在瑞典难民营的那段日子，她采用的是逃避的方法，尽量避开大庭广众，避开又吵又闹的喧哗场面。但现在，她无法摆脱，这就是她新生活的一部分。一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挤上了地铁。车厢里比以往更挤，又热又闷，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