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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老家伙看上去已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还有些惶惑不安。他后来告诉我，他从未到过明尼阿波利斯以东的任何地方，我觉得我最该做的，就是把他带到楼下的咖啡厅。我们在咖啡厅坐下后，他开始讲述他的身世。他说，他的本名应该是“费京”，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G”在发音时被漏掉了。他是挪威移民的后裔，一直在龟湖边的农场里种麦子。二十多年前——他大约四十岁的时候，一家采矿公司在他的农场下面发现了巨大的煤矿矿藏。虽然他们并未马上开采，但与他签订了一个长期租约，足够他后半生享用了。他一直独身，生活一成不变，从未想过要关闭农场。而现在，他有了许多闲暇来开始那酝酿已久的“写作工程”，那便是以他的挪威祖先为主角的长篇史诗：哈洛德·哈法戈——一位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伯爵或王子什么的……听到这里，我的心都凉了，但仍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他拍拍那个手稿包，说：“是的，先生，二十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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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紧接着，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改变。别看他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知识渊博，思路十分清晰，好像还读了不少书，大部分是北欧的神话故事。虽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不太著名的西格丽特·安德赛特、康特·汉森，以及四平八稳的中西部地区的作家如哈姆林·加兰和威拉·卡瑟等等，但不管怎样，万一我发现了一位天才呢？毕竟，就连惠特曼这样的大诗人，当初不也是像小贩一样到处叫卖他的手稿吗？长谈之后（我已经开始叫他冈德），我告诉他我很高兴拜读他的大作，但我必须提醒他，麦克格雷在诗歌方面并不很在行，然后我们乘电梯回到楼上。当他道别时，我安慰他说，我理解他为这二十年的心血所承受的一切，我将认真阅读这部手稿，争取几天之内给他一个答复。这时，我发现他只打算带走一个箱子。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他笑了笑，把那深邃、忧郁和困惑的目光投向我，说：“噢，我想你能理解，留下的那只箱子里装着那部长诗的另一半。”
我敢发誓说，这部手稿几乎是人类用手写下的最长的文学作品。我把它拿到邮寄室，让那个男孩秤了秤，一共三十五磅，用了七打哈默·邦德稿纸，共三千八百五十页打得密密麻麻的手稿。长诗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如果你不了解内情，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屈莱顿模仿斯宾塞的作品。可那确确实实是在寒冷的北达科那大平原的一间农舍里，用二十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写下来的。屋外，从萨斯卡切湾吹来的狂风肆虐着田里的麦苗。他一边梦想着他的古老的故国挪威，一边挥笔疾书。
啊，伟大的酋长哈洛德，你为何如此悲伤！
她在为你悲伤，而你又身在何方？
我仿佛看见这位年事渐高的单身汉正在酷热难当的大草原，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挥毫写完第四千节。
唱吧，你们这些巨人，还有尼伯龙根但不要再唱哈罗德赞美她的曲调。
请将你们的歌喉充满悲伤绝望：
唱出最恶毒的诅咒！
今天，死亡时刻已到！
——不，它早该来了！
啊，多么悲伤的诗句！
我嘴唇颤抖，视线模糊。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冈德·费金还在旅馆等我的回音（我让他住下来等我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建议），而我却没有勇气拿起电话。终于，带着遗憾的甚至有些伤感的心情，我决定退稿。
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也许是这些手稿的质量的确太糟，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记得我在麦克格雷的五个月里推荐过哪怕一篇作品，结果发生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在离开令人窒息的麦克格雷一年多以后，我退的一本书稿（至少我觉得非常糟糕）以芝加哥一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那几天，我常常想象范内尔或是公司其他上层人物的反应。我想我的退稿报告肯定在某位高级编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这位老前辈肯定会去翻那些档案资料。天知道他会带着怎样的烦躁与失落心情，重新翻看我那些自命不凡而又冷酷无情的杰作。
所以，在历经几个月的痛苦之后，这样一本散文风格的手稿让我如沐春风。它不再使我头痛、恶心，值得给予一定的赞赏。乘独木舟漂流一定会吸引一部分读者。但我认为，手稿过于冗长和沉闷，像一次乏味的环太平洋航海旅行。如果对它作大量删节，也许可以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或让某个大学出版社买下它，但它决不会是我们所需要的书。
我就是这样处理那本了不起的现代冒险经典作品《孔提基》的。几个月后，看着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不可思议地数星期排名第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想，如果麦克格雷给我的苦力费超出每小时九十美分的话，我对好书与臭钱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更敏感一些。
在这段时间，回“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我住在西十一大街一个叫大学生俱乐部的大楼里，那间陋室只有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我一到纽约便被吸引到这儿，不仅是因为它的名字，还因为它一周十美元的低廉房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时，涌上心头的是青年团般的同志之情，还有铺着绿色羊毛毯的客厅长桌，上面摆着《新共和》、《党员评论》之类的杂志。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大学生俱乐部只在一座低廉的旅馆里占了一小块，门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穿一件女人长袍，无精打采地为客人送信件或买买酒什么的。与鲍韦利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可以锁上的房门，多少有一点点私人空间。除此之外，它与任何一家低级旅馆并无两样。不过，它的位置很好，几乎可以算是别致。在四楼的背面，从我那间陋室里满是污垢的窗口望出去，西十二大街上一座房子的花园尽收眼底。这是一个令人陶醉、心生梦幻的花园。有时，我似乎看见了花园主人——那便是我，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他即将成为纽约或哈伯人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那可爱、迷人、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妻子，常常穿着便装或睡衣在花园里跳来跳去，与一条长相滑稽但精心打扮的阿富汗狗嬉戏，或蜷曲着躺在吊床上。在那里，我与她疯狂Zuo爱……
然而，当这一切连同那座傲慢的小花园像符号一般消失之后，大学生俱乐部的破败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我更是贫困交加，异常孤独。这里的房客清一色是男人，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多是些流浪汉和穷愁潦倒的人，贫民窟便是他们的下一个去处。他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在狭小拥挤、油漆斑驳的走廊中擦身而过，满身酒气，满脸无奈。经常坐在门厅里的不是那老门房，倒是一群卑躬屈膝的死气沉沉的书记员，一盏小灯在他们头上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他们不时乘着那部破旧的电梯，大声咳嗽着慢吞吞地爬上四楼。这个春天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只能这么做，因为我没钱去消遣，还因为我是个初来乍到的乡巴佬，害羞，还有些矜持，既无机会也无情绪去结识新朋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寄宿生活后，我是那么害怕孤独，像一个重刑犯害怕被突然扔进死寂的大牢。我觉得，我现在是靠慢慢消耗多余的脂肪来维持生命。春光明媚的五月黄昏，我呆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小房间里，看着一只硕大的蟑螂从《约翰·多恩散文诗歌集》上爬过，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孤独，它是那么冷酷、丑恶。
因此，几个月来，我每晚的时间安排一成不变。五点钟离开麦克格雷大厦，在第八大街搭乘地铁来到乡村广场，在拐角处的一个熟食店买点东西。如果钱还够的话，就再买三罐莱因戈德啤酒，然后从那儿直接回到那间斗室，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床单已经洗得发白，散发出一股肥皂味。我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直到喝完最后一罐，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或更久一些。在我那种年纪，如饥似渴的阅读一如幸福的婚姻成为排谴孤独的最佳方式。在那些夜晚，我只能靠这个打发时光。不过，我又是一个堕落的读者，对几乎所有刺激人的乃至能激发性欲的文字，都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喜好。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与那些承认他们年轻时有此同感的人交流，我想我不会因为这些想法而被别人瞧不起或不信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翻翻电话薄就能让我混上半个小时，我那玩意儿就这样看着那些名字产生轻微而明显的肿胀。
不管怎样，我还是渴望阅读。《在火山下》，记得这是当时最吸引我的书。一直读到八九点钟时，我便出去吃饭。那叫什么饭呀！比克伏特餐厅的索尔兹伯里牛排，吃完后总要留下一滩牛油；有时是耐克煎蛋。有天晚上，我在煎蛋里发现了一根雏鸡的绒毛和还未孵化完整的鸡嘴，差点没把我恶心死。要不就到雅典饭店吃小羊肉。那小羊肉吃起来和老绵羊肉差不了多少，再加上一些有异味的土豆，肯定是从某个仓库偷来的滞销货。但我对纽约的餐厅一无所知，就像我对它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这城里“最好”的晚餐，就是白塔饭店的一块汉堡包和一块陷饼，那花不了一美元。
回到斗室，我又抓起一本书一头扎进去，直到清晨来临。不过，我有几次不得不做一些乏味的“家庭作业”，给麦克格雷即将出版的书写些短评。事实上，我被雇用的主要原因，是给出版社一部已出版的大部头作品《克莱斯勒大厦的故事》写了一篇简介。那篇抒情而刚劲有力的文章给范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显然认为，我必定还能为其他即将出版的书写出同样精彩的短评来。我想，他对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再也没能写出哪怕一篇这样的文章。我一点不了解范内尔，只是从表面上看，麦克格雷那种绝望与消耗融在一起的综合症早已融入他的身心。
我不得不承认，我开始憎恨这种排字游戏一样的工作。我不是编辑，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像梅尔维尔、福楼拜、托尔斯泰还有菲茨杰拉德那样充满热情与渴望的作家。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单独或集体前来与我神会，呼唤我蕴藏于内心深处的作家职责。在扉页上写简介或短评，尤其是为那些带有铜臭味的商业书籍写赞美之辞，让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堕落感。下面是一篇我未能完成的短评：
说到传奇的美国梦想，不能不说到金伯利…克拉克纸业大王。在威斯康星一个宁静的湖畔小镇尼纳，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金伯利公司如今已是世界纸业几大巨擎之一，在十三个州和八个国家设有工厂，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它的一大堆品牌——当然最著名的是“克利尼克斯”，早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像这样一段文字要耗掉我几个小时。是用“理所当然的克利尼克斯”还是用“不容置疑的克利尼克斯”？是“众多消费者”还是“许多消费者”？是“一大堆”还是“多如牛毛”？我心烦意乱地在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里苦苦挣扎，轻轻念着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字，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手Yin。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我总会产生手Yin的冲动。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对着那人造纤维板的隔断墙大叫“不！不”，一边扑向打字机，恶作剧般地打出一段另类却不无新颖的文字来：
据统计，在冬季的一个月，如果全北美洲都用“克利尼克斯”手纸擦鼻涕的话，它可以铺满耶鲁体育馆，且厚达一英尺半……
“柯特克斯”卫生纸在美国有惊人的使用量。据计算，如果把四天时间里使用它的荫部连接起来的话，可以从波士顿一直绵延到佛罗蒙特的白水河……
第二天，一向和蔼可亲、宽容温和的范内尔也会对这篇文章惊讶不已。然后，他嘴里叼着耶罗…波利烟斗，脸上堆着善解人意的微笑，对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想法。”他会让我重写一篇。或许是因为还未在饭碗和爱好之间完全迷失，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还残留有一些长老会式的工作伦理道德，那天晚上，我便会倾尽热情和能力提笔重写。但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后，我仍然只能放弃，重新回到我的《熊瞎子》、《来自地下的记事》或是《比利·巴德笔记》中。要么就什么也不看，只在窗前徘徊，把饥渴的眼光再次投向那座美妙无比的花园：曼哈顿春日黄昏中，温斯顿·汉尼卡特家的一个聚会即将开始（这个漂亮名字是我受洗礼时用过的，现在我用它给这座花园的主人命名）。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进入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这时，金发碧眼的玛维斯·汉尼卡特出现在花园里，身穿宽大的外套和印花紧身便服。她在银白色的月光下站了一会儿，把她那可爱的头发往上梳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在花圃上摘下一朵郁金香。她的举手投足优雅至极。她不知道这一切会对一个初级编辑有着怎样的强烈刺激。我的情欲不可思议地剧烈扩张，触手可及。它溜出这破旧的房子，顺着污秽不堪的墙壁滑下，像蛇一样急不可待地窜过篱笆，饿狼似地爬上她那向上翘起的臀部，然后悄无声息地现出我的原形。我带着热切的难以控制的情欲，轻轻地抱住玛维斯，捧住她那丰满、性感、甜蜜的酥胸。“是你吗，温斯顿？”她悄悄地问。“不，是我。”我——她的情人回答说，“让我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她总是回答说：“噢，亲爱的，是的——等一下。”
在这些疯狂的幻想中，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她在阿伯克隆比…菲奇吊床上Zuo爱，但总会有人突然来到花园，打断这一切。比如桑顿·威尔德、康明斯，要不然就是凯瑟林·安·波特，或者是约翰·马奎恩。这时，我从亢奋的情欲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又站到窗前，无比神往地继续幻想下去：在这对活跃的酷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