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道夫·霍斯那间屋顶阁楼的窗户旁，穿过窗外那片已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种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感中挣脱出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个强烈地仇恨犹太民族的恶毒角色。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第一件事发生在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过；但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才向我述说。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里她和鲁道夫·霍斯的短暂关系。那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或者说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枫苑里对我讲的。虽然她很激动很详细地向我描绘了她与霍斯的情节，但回忆使她太疲乏太紧张，以至于她的话不时被眼泪打断，我不得不借助当时的观察和后来收集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出来。她与霍斯在那间毫无生气的屋顶阁楼里相遇的日子——就像她在愚人节的首次露面一样——我记得很牢，因为那是我的三个主人公的生日：我父亲，托马斯·沃尔夫，以及那个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将我的想象力灼烧一空的黑魔幽灵那特·特纳。那是十月三日，苏菲对此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她与泽维斯托乌斯卡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曾追随乔治·斯坦纳对形而上的时间关系的思索问过自己，那天的斯汀戈——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名列兵——在干些什么呢？当那恐怖的最后的烟尘——像一顶很厚很厚的半透明的帷幕般的烟尘，用苏菲的话来说就是“你能感觉到嘴唇上沙粒的味道”——那来自雅典和希腊群岛的二千一百多犹太人化成的烟尘，像从威斯廷拉沼泽地飘移而来的雾障似的飘过她的视线，笼罩整个草场，以致分不清牧羊人和静静吃草的羊群时，我在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当时正在写一封生日贺信——那封信不久前从父亲那儿找了出来，他对我那些乏味的简短笔记大加赞赏（甚至在我还很年轻时即是如此），相信我将在文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我在这里选录了充满感情的问候语后的中间一个段落。我认为它值得选录，虽然那种学生味十足的腔调在信中极为刺眼，甚至显得极不协调。但如果从历史意义来看的话，任何人都会宽容它的。再说，我才十八岁。
……爸，不管怎么说，明天都克队将与田纳西队比赛，场面气氛将十分火爆（尽管被压抑着）。显然，我们获胜的希望很大，等你收到这封信时已见分晓，届时你可以为都克队能否在大学锦标赛中获胜赌上一票，因为如果我们打败田纳西——这是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有可能把胜利延续到这个季度末。当然，佐治亚队看上去也很强，有很多人在他们身上下了大睹注，认为他们可能会获得全国第一。这简直就像跑马赛，不是吗？顺便问一下，您听说了吗，有传言说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将在都克大学举办（无论我们是否得第一），因为政府禁止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大型户外集会，显然是担心日本的破坏活动。那些小猴子真的要把美国人的好事弄糟，是吗？不管怎样，如果联赛真的在这儿举行就太好了，无论都克队参加与否，您都可以来看这场大型联赛。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仅仅是因为姓名中字母顺序的巧合（现在军队里什么都按字母排列），彼特·斯特罗米尔和邱奇·斯图茨和我同室。我们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实习军官。斯图茨是去年从俄亥俄州来的“全美”二队队员，至于斯特罗米尔就不用我向您介绍了。我们的房间整天挤满了像耗子一样（早期的隐喻倾向）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许在上星期的《时代》杂志上您看到了斯特罗米尔的照片，还有一篇介绍文章，把他说成是自汤姆·哈曼和雷德·格兰以来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他的确是个不错的家伙，爸，我想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这种荣耀感到很惬意，尤其是因为斯图茨身边的年轻女孩是如此之多（令人赏心悦目），总能为你的儿子斯汀戈——一朵雄性壁花——剩下一些，成为我的舞伴。在戴维森赛后的上周末，我们全体参加了一次盛大的舞会。
北卡罗来纳，德翰，都克大学，
美国海军陆战队V…12训练基地
1943年10月3日
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同时，二千一百名希腊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接着送进焚尸炉。苏菲向我指出，这次屠杀在奥斯威辛以后继续进行的集体大屠杀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发生在后一年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爱希曼要求霍斯在集中营马上启动“阿克逊·霍斯行动”，并亲自监督执行这次行动。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历史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它不仅包括数量巨大的大规模杀人设备，具体操作的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仅协调准备工作就花了好几个月，而且场地和尸体处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霍斯每天用军用飞机将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给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奇·希姆莱，汇报“选择”的总体特征、体格状况和统计数字。在每日一次（或每日数次）的“选择”中，到达的犹太人被分成两类：合适的，即健康状况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劳役；不合适的，就地处决。由于本来身残体弱和旅途劳顿，再加上极严格的年龄要求，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在从各地运到奥斯威辛时还能劳动。有一段时间，霍斯向爱希曼报告说，幸存者人数平均每天在20％到30％之间；但由于某种原因，希腊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地方的更糟一些。那些来自雅典的犹太人下火车后，经党卫军的医生挑选，只有略多于十分之一的人被送到了站台的右边——那里排着可以活下来参加劳动的队列。
霍斯对这一现象十分困惑。十月三日，他在写给希姆莱的信中——苏菲记得那是秋季开始的第一天，尽管天空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和恶臭，使人很难弄清季节的变换——从理论上论证说，从闷罐车厢里被拉出来的希腊犹太人健康状况惨不忍睹（事实上大部分人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原因有四（或四者的综合）：本身营养严重不良；旅途漫长，加上作为必经之地的南斯拉夫的铁路状况极其糟糕；从干燥、炎热的地中海气候被突然转移到潮湿、阴沉的威斯廷拉气候（霍斯在此加上了一条非正式的旁注：这是一个谜，因为就气温而言，，奥斯威辛的夏天至少比那“两个地狱”都热）；最后，性格特征。对这些意志薄弱的南方人而言，被逐出家园并踏上不明目的的旅程是不堪承受的。他们的邋遢令他联想起吉普赛人，但后者显然更适合于迁徙的生涯。他慢条斯理地将深思熟虑的想法口授给苏菲，语气坚定，平缓，带有咝咝的口音（一开始她以为是德国北方贝尔提克地区的口音）。他只在点烟时停一下（他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她注意到他的右手，对他这么一个瘦削的人来讲太小太胖了，手指已被熏得焦黄），然后一段时间的思考，手轻轻地按在眉毛上。他抬起头来，礼貌地问他是否说得太快了。“不，司令官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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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时，苏菲在克拉科夫学会了历史悠久的德国速记法，用以替她父亲服务。虽然几年没有使用，现在拣起来仍然轻而易举，其熟练程度令她自己都有些吃惊。她默默地感谢自己的父亲，虽然他现在已长眠于萨斯赫森的墓地里，却为她提供了挽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她的一部分心思开始飘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她常这样想起他，因为他们的关系一直十分正式而且疏远——此时霍斯被一个句子噎住了，香烟叼在嘴上，发出几声带痰音的咳嗽。他站在那儿，看着外面十月里枯干的草地，那张瘦削的黄褐色的并不英俊的脸裹在缭绕的蓝色烟雾中。这时从比克瑙烟卤里冒出的烟尘被风吹散了，天空很晴朗。虽然外面天气有一点霜意，但在指挥官那倾斜得厉害的屋顶小室里，却很暖和舒适，屋檐下不断升腾起热气，午后太阳也发出更为耀眼的阳光。几只很大的绿头苍蝇在窗外飞来飞去，时而停在窗玻璃上，在宁静的空气中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还有一两只麻木迟钝的四处游荡的马蜂。阁楼像实验室似的被粉刷得雪白，没有尘土，十分简洁。这是霍斯的私人书房，他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处理个人的、机密的、重大工作的地方。他宠爱的孩子们可以在下面三层楼的任何房间里进进出出，但不允许上这儿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巢｜穴。
这间屋子家具很少，一张松木桌，一个铁文件柜，四把直靠背椅，一张帆布床——霍斯有时在上面休息，让时常困扰他的偏头疼得以平息。一部电话，但一般没接通。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办公文具，钢笔和铅笔，一台笨重的阿德勒牌黑色打字机。过去一周半以来，苏菲每天都在这儿一坐数小时，不停地用这台或另一台较小的（不用时放在桌子下面）带波兰语键盘的打字机打信件。有时，比如现在，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做笔录。霍斯的陈述像喷涌的泉水飞快往外冒，但时常被一些似乎无休无止的停顿所阻隔——在停顿的时候，她几乎可以听见那哥特式理性思维运转的声音。而在每一次间歇期间，苏菲总是凝视着墙壁，上面除了一件她所见过的极其宏大的拙劣艺术品外别无他物，那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幅彩色侧面画像，像葛来尔骑士一样穿戴着不锈钢甲胄。装饰这个小房间的完全应该是一幅基督画像，苏菲想。霍斯沉思着，手挠着下巴；苏菲等待着。他的军外套已经脱去，衬衣领口也未扣上。屋子里的寂静越来越轻，几乎成了空虚，让人感觉不像是在现实中。只有两种缠绕不清的声音闯入。它们轻微地被牢牢地镶嵌在奥斯威辛的氛围中，像海浪般压抑地起伏着：机车的嘎嚓声和罐车转轨的遥远的隆隆声。
“毫无疑问……”他开了口，但又突然停住。“不，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它太硬了。我不应该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他此时说着。就像以前曾出现过的一两次那样，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询问语调，好像他想征求苏菲的意见而又不愿屈尊这样做。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他们俩共同的问题。霍斯的谈话极富表现力。然而在写书信时，据苏菲的观察，他虽然也能对付，不会犯语法错误，却常常显得笨拙和晦涩不明，带有受过军事教育并长期担任副官一职所特有的那种冗长、蹩脚的文体特征。霍斯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停顿。
“‘很有可能’，”苏菲犹豫着说了一句。虽然有些犹豫，但比几天前好多了。“这样说就不太肯定。”
“‘很有可能’，”霍斯重复了一遍，“对，很好。这可以让帝国总队长在这件事的判断上作充分考虑，以免出现更大的误差。把它记下来，接着……”
苏菲感到一丝满足甚至愉快。她感到他们之间的障碍在经过数小时后被轻易地突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付公事公办不近人情的冷酷模样，他的口授像从毫无知觉的机器里倒出一样冷冰冰的。迄今为止只有一次——就在前不久的一天——他那冷冰冰的态度才有所减轻。她不太肯定，但她认为在他刚才的声音里至少出现了一丝温暖，好像他突然在她——对一个人——说话，而不是对一个苦役犯，一个肮脏的波兰女人。从一群病入膏肓、垂死挣扎的蚁群中挣扎出来，又靠着不可思议的运气（或者说靠上帝的恩赐。她有时虔诚地想），以及对波兰语和德语的精通，对两种语言打字机和速记（如果不是懂速记的惟一犯人，至少也是极少数中的一个）熟练操作，她得以提升并享受特殊待遇。此时，她正运用速记完成霍斯口授信件的倒数第二段：“希腊犹太人的运输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比克瑙用于特别行动的机械装置超负荷运转，且程度远远超过预想，所以我郑重提议，在希腊犹太人这一特定事务上，应考虑向东部占领区的特雷布林卡或索比霍尔集中营等可供选择的地点运送。”
霍斯又停了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他两眼发直，透过半开的窗户做梦似的凝视着窗外。突然他叫了一声，声音很大，苏菲以为出了什么差错，但他脸上迅速泛起一丝微笑。她听见他叫了一声“啊哈！”一边探出身子朝紧靠房屋的那片田野望去。“啊哈！”他很快又叫了一声。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压抑着声音对她说：“快！来这儿！”她站起身来走到他身旁，和他靠得很近，几乎碰到了他的制服。她顺着他的目光朝田野望去。“哈罗金！”他叫道，“它多美啊！”
在下面的田野里，一匹雄健、雪白的阿拉伯马正欢天喜地地撒野。它沿着椭圆形的围栏奔驰着，肌肉绷得紧紧的，白色的尾巴扬得老高，犹如身后飘着的一道白色烟雾。它高傲地扬起头，欢叫着疾驰而去，好像被一种激｜情完全控制。它四蹄生风，一种健康的活力弥漫全身。苏菲以前曾见过这匹马，但从未见过它如此充满激｜情地疾驰。这是匹波兰马，一件战利品，现在属于霍斯。“哈罗金！”她听见他又叫了一声，它又出现在视野中。“真是个精灵！”那马独自在那儿奔跑，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几只羊在草地上吃草。在田的那边，在地平线的映衬下，是一片潮湿的不知名的灌木丛，树叶已染上加里西亚秋天的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