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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听见他说：“这是你的吗？”我转身看见他手里举着一封信，从字迹上看是我父亲的来信。
“谢谢。”我没好气地说，一把抓过了信。
“可以把邮票给我吗？”他说，“我在集邮。”他咧了一下嘴，露出一丝笑意，虽不明朗但还算友好。我咕哝了一句，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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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芬克，”他说，“莫里斯·芬克。我有时也在这儿管管事儿，特别是耶塔不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周末，她要去卡那塞看女儿。”他朝我房门的方向点点头，“看来你住在那火山口。”
“火山口？”我问。
“我一直住在那儿，上星期才搬出来，这样你才能住进去。我叫它火山口，是因为那上面的人干的事足以让它像火山一样爆发。”
我和莫里斯之间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共同语言。我放松下来，那些好奇的问题一下子全都冒了出来：“上帝，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告诉我那房间住的是什么人？”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叫他们把床挪开，靠墙摆着，他们会答应的，这样你几乎就听不到了。我曾经要求他这样做，尽管那是她的房间，但我坚持这样。我说如果他不挪，耶塔就会把他们俩轰出去，他只好同意了。现在，我猜他又把床搬回窗户那儿了，他说那儿要凉快一些。”他停下来，伸手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支烟。“你要做的就是让他把床搬到墙边去。”
“可我做不到，”我打断他说，“我总不能上楼去，对着某个家伙，一个陌生人说——噢，你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这太让人尴尬了。我不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嗯？”
“你要愿意的话，让我来告诉他。”莫里斯说。他的话里流露出一种乐于替人解忧的意味，这让我感到高兴。“我会逼他挪开的。耶塔不会容忍住在这里的人不能和睦相处。内森是个怪物，可能会给我找些麻烦，但他最终会挪床的。你不必担心。他可不想从这儿被赶出去。”
哦，原来是内森·兰道，我的房客“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物。我猜他就是这事的主角，那谁又是他做这些勾当的搭档呢？
“那姑娘呢？”我问，“是格罗斯曼小姐吗？”
“不，格罗斯曼是个荡妇。是那个波兰女人苏菲，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我叫她苏菲。她的姓简直没法念，不过，她很性感迷人。”
我又一次注意到这房子的寂静。那年夏天，我不止一次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仿佛公寓远离城市，处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一派与世隔绝的田园风光。孩子们在对面公园里的叫声隐隐传来，一辆小车缓缓驶过，不紧不慢，没有一点嘈杂、喧闹的感觉。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在布鲁克林。“人呢，都到哪儿去了？”我问。
“好了，让我来告诉你吧。”莫里斯说，“也许除了内森，这里没人有钱去干那些所谓像样的事，比如到纽约的跳伞塔去跳伞，或别的什么乐事，但一到周末全都走得干干净净。他们都到某些地方去了。比如，那个格罗斯曼荡妇，真他妈的是个长舌妇，她去看住在艾斯里普的妈妈。阿斯特里德也一样，就是住在你对门的那个阿斯特里德·温斯特恩。她跟格罗斯曼都是金斯县医院的护士，但她不是荡妇，而是一个逗人爱的人儿。我不是说她迷人。她长得很一般，是个妓女，真的，但不是荡妇。”
我的心往下一沉。“她也去看她妈妈？”我已不太想往下听。
“是的，她也去看她母亲，就在纽约。我敢说你不是犹太人。让我来告诉你一些犹太人的事，他们经常去看他们的母亲，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
“我知道了，”我说，“那其他人呢？他们去哪儿了？”
“莫伊西·穆斯卡特布里特，你能看见他。他长得又高又壮，是一个犹太法学博士生。莫伊西去看他的母亲和父亲，好像在新泽西的什么地方。因为在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他不能出门，所以他星期五晚上就离开了这儿。他是个十足的电影迷，星期天一整天他几乎都呆在纽约，要连着看四五场电影，很晚才回来，眼睛都快看瞎了。”
“嗯。那——苏菲和内森呢？他们去哪儿？他们干些什么？噢，顺便问一下，除了——”我正想说出那事儿，又马上打住了，不过莫里斯已接过话头，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把我想知道的事一古脑地都倒了出来。
“内森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他是个生物学家，在博罗大厦附近的一所实验室工作，搞制药什么的。苏菲嘛，我不知道她具体干些什么。她好像在给一个波兰医生当接待员，那儿只接待波兰人。当然了，她的波兰话很地道。内森和苏菲都对海滩着迷。天气好的时候，像今天，他们便到康尼岛，有时也去琼斯海滩。然后回来，”他停了一下，作了一个近似猥亵的表情，“然后回来作乐，打架。好家伙，他们真打！然后再出去吃饭。他们上高级餐馆吃饭。那个内森挣很多钱，不过他很怪，怪癖，真正的怪！我觉得他应该去看一下精神病医生。”
电话铃响了，但莫里斯没有理会。这是一部付费电话，挂在走廊墙上。它执着地响着，声音大得出奇，好像要让整栋房子的人都听见似的。“这里没人的时候我从不接电话，”莫里斯说，“他妈的，我实在受不了这讨厌的电话。总是那几句话：……莉莲在吗？她妈妈想找她，告诉她，她把本尼叔叔送给她的贵重礼物忘在家里了。……依哩哇啦，如此这般。荡妇！要不就是……这是莫伊西·穆斯卡特布里特的父亲，他在吗？告诉他，他表兄马克斯在汉肯萨克被卡车撞了。……一整天都是这些。真让人受不了。”
我对莫里斯说再见，又寒喧了几句后，便回到那育婴室般的粉红色房间里。我又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我在桌前坐下，那本稿纸的第一页仍然空着，像一张黄｜色大嘴在我的脑子里打着呵欠，永远也闭不上似的。我到底能不能写出一部小说？我坐在那儿陷入沉思。我把维纳斯·维尔韦特铅笔叼在嘴里，拆开了父亲的来信。有这么一个南方贵族作我的创作参谋，我真的感到很幸运，他对傲慢、贪婪、野心、偏执、政治诈骗、纵欲等等罪恶行径的精辟论断，总让我看得乐不可支。他爱用格言警句，但绝不是卖弄，更不是说教，我总能从中品味出那既有思想又很雄辩，而且充满感情的多种意味来。每次读完信，我都笑得几乎流出眼泪，而且总会促使我去重读《圣经》。父亲的许多优美句子和睿智的思想就是从那里得来的，它使他获益匪浅。但今天，我的注意力首先被信中附的一张剪报所吸引。这是从弗吉尼亚当地的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黑体大字的标题令人震惊。有那么几秒钟，我甚至感到一阵眩晕。
这是一条自杀的消息，死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漂亮姑娘，我少年时曾无望地爱恋了她好几年。她的名字叫玛利亚·亨特，南方人把它读成“帕利亚”——“被遗弃的人”。十五岁时，我对她迷恋之极，现在想起来有些近乎疯狂。你这痴情的傻瓜，愚蠢的可怜虫！在四十年代，自由来临之前，古老的骑士遗风仍然盛行，即使面对梦寐以求的那个半人半神的橡胶人琼·阿里森，男人们也不敢亵渎，最多像社会学家令人作呕的说法——“爱抚它以达到高潮”。我那时尽量克制自己，对我那亲爱的玛利亚不敢造次，正如他们在那种年月所说的那样。真的，除了吻过她那迷人的冰冷嘴唇外，我再没干过别的。但不能因此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柏拉图式的，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追求，玛利亚甚至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再说，在那个年代，以全美四十八个州的教育来说，弗吉尼亚可能要排到第四十九位，在阿肯色、密西西比，甚至在波多黎各的后面。你不能指望两个十五岁的孩子之间有充满智慧的交谈，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之间连平常的谈话也会有隔阂。然而，我对她充满激｜情，我是那么崇拜她，理由很简单，她太美了，美得让人心碎。但现在她死了。玛利亚·亨特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的军旅生涯随之而来，玛利亚从我的生活中慢慢淡出，但在我的渴望思念中总会出现她的影子。她从一幢大楼跳窗自杀。令我惊讶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曼哈顿，时间就在几星期前。我后来才知道，她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第六大街。这便是大城市人情冷漠的真实写照。我们同在一个地区，近得好像同住在格林威治村一样，却居然几个月未曾碰过面。我的悲痛是如此强烈，以致变成一种深深的自责。我想，如果我知道她在这座城市，知道她的住处，或许我能够挽救她，不让这可怕的事发生。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张报纸，心都快要胀裂了。我对这年轻的生命因绝望与失落所做的傻事而痛苦地呻吟：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最让人心碎的是，她的尸体摔得支离破碎，以致无法辨认她的身份，于是被草草葬在一个墓地，几星期后又被重新挖出，送回弗吉尼亚安葬。我觉得难受极了，差点晕过去。我那天再也无法工作，开始不顾一切地从冰箱里抓出啤酒，寻找安慰。稍后，我开始看父亲写的信：
儿子，我觉得你会对这张剪报感兴趣的。记得六七年前，你对年轻的玛利亚·亨特是那样迷恋。我常常回忆起，那时每当提起她的名字时，你的脸便红得像西红柿。这些回忆曾经多么让人高兴。但现在再回忆这些事情，却让我有些悲伤。我问过万能的上帝，但得不到答案。你一定知道，玛利亚家境不好，马丁·亨特无所事事，总是喝得半醉；而比阿特丽斯又总是固执地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这些都是玛利亚告诉我的。看来有件事是肯定的，那个不幸的家庭始终笼罩在罪恶和仇恨里。我知道这事对你会有很大的刺激；我也记得，玛利亚的确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也许这正是美丽的错误。不过想想看，这样的美女曾和我们同在一起，也许，这对我们是个安慰。
整个下午，我都被玛利亚弄得闷闷不乐，直到公园里的树影拉长，孩子们飞奔着往家跑去，检阅场四周安静下来。终于，我喝得有点醉了。因为抽烟太多，嘴变得又干又苦。我在床上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比平时更快地做起梦来。开始是几个毫无意义的片断，然后一个梦魇袭来，紧紧纠缠着我，差点让我崩溃。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猛烈的Se情梦幻， 那情景就像一出独幕剧：在弗吉尼亚东部牧场一块阳光明媚的草甸上，高低不平的橡树林中一片潮湿阴冷的地方，死去的玛利亚就在我跟前，像妓女一样放肆地脱得一丝不挂，以前她从未在我面前露出过短袜以上的任何部位。她赤身裸体，像一个熟透的桃子，栗色的头发垂在迷人的胸前。我无法形容她的美丽。她向我走过来。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像一把僵硬的匕首。她不停地说着一些淫秽放荡但令人愉快的话，挑逗着我。“斯汀戈，”她喃喃地说，“噢，斯汀戈，来吧，要我吧！”她的皮肤上出现了一层细细的汗水，好像用过春药似的充满激｜情，荫毛上挂着晶莹的汗珠。她扭动着身子，像一个美丽淫荡的仙女，张着湿润的嘴唇，在我赤裸的胸前弯下身子，低声呢喃着一些猥亵的话。我欲火中烧，正要进入那块从未开垦过的Chu女地，这时，胶片突然卡带了，梦结束了。我醒过来，难受之极，双眼瞪着粉红色的天花板，那上面的阴影告诉我夜晚正在来临。我发出了一声原始的呻吟，不，几乎是一声嚎叫——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痛苦的嚎叫。
但是，更残酷的折磨又来了。他们又在那该死的床上开始了。“停下来！”我朝天花板吼道，用手把耳朵堵上。苏菲和内森！去他妈的犹太佬！他们好像停了一会儿。但仔细听去，他们仍在进行。又是那种放荡的狂风暴雨，没有喊叫也没有呻吟，只有弹簧垫子发出有节奏的嘣嘣声，简洁，不慌不忙，而且很老练。我一点儿不在意他们的节奏有所减缓，赶紧走——实际上是跑，我像赛跑似地冲出房间，在黄昏的暮色中，心烦意乱地绕着公园疾走。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我一边在树下漫步，一边开始沉思。我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布鲁克林来是不是真的错了？现在看来，这儿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这地方总是让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如果能用几年后的流行词语来表述，我该怎样描绘耶塔公寓带给我的无数的震撼？刚才那个残酷、无情、淫荡的梦还残留在我的脑海里。当然，一般说来，有很多梦难于进入记忆的大门，但总有一些让人终生难忘。留在我记忆深处，像幽灵一样出没于脑际，并永远像真实一般清晰的梦，不是与性有关，便是令人恐惧的死亡之梦。除了刚才那个有关玛利亚·亨特的性梦，还有就是八年前一个早晨做的梦，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荡。那是我母亲刚下葬不久，我在一个早晨陷入梦魇。我梦见自己从睡觉的房间窗户往外看，外面狂风暴雨，花园里墓｜穴洞开，母亲的棺材盖被掀开了，那张被癌症折磨得又干又小的脸转过来看着我，眼里满是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哀怨。
我转身往回走。我想回去给父亲写回信，让他告诉我玛利亚之死的详细情况。或许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把这次死亡当作那部仍未动笔的小说的素材。不过，那天晚上我没能写信，因为回到公寓时我看见了苏菲，而且马上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随着夏天慢慢过去，我意识到这种爱的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但我必须承认首要的原因是她与玛利亚·亨特实在太像了。我至今无法抹掉第一眼看见她时的样子，不仅那可爱的模样像极了那死去的姑娘，而且她脸上也呈现出玛利亚曾经有过的那种绝望的神情。这种悲戚的阴影预示着她即将轻率扑向死神的命运。
在我房门前，苏菲和内森正纠缠在一起。在夏日的夜晚中，我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的声音。我走上台阶，看见他们正在走廊里吵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