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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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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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俄、英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许景澄与龚照瑗均未对俄、英真实动向作出有根据、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推断。龚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国,只凭马格里的探报,接连向国内发回“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一类信息。李鸿章等判断俄国动向,几乎完全依据俄使喀希尼的词令,判断英国动向,又受龚照瑗提供的上述信息误导,岂有不作误断之理?光绪帝一派人即使对俄、英等国有所怀疑,也讲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对外扩张的需要,一贯致力于多方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借各种机会来华窥探,如甲午战争的政治策划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鲜甲申事件善后谈判问题来华,在京、津直接观察清朝高层情况,还“带来水陆各弁,到处察探虚实,形踪殊为诡谲”。回日后,伊藤述其窥探结果,说清朝“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战争的重要军事策划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亲赴朝鲜、中国,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于日本驻华外交官,更是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如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定日本与英德有所谓“东洋共同利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又凭其20多年的外交经验和谙熟列强对外政策的素养,向本国政府强调指出英国重视日本阻遏俄国势力南下的作用,并在形势微妙的情况下,设法促使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接着非常迅速地向国内当权者转达英国外相金伯利的言论:“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胜于打败中国大军。”从而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当局对英国动向的判断。总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扑朔迷离的状态下准确地判断俄、英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长期以来对欧美列强的深入了解。
  

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3)
人们认识和判断对外关系的形势,既依赖于对外的了解,又受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影响。中日统治者对国际公法、国际均势的不同观念,也影响了双方对战争前夕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所谓国际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强以实力为后盾处理相互关系的一套规范,当它们的力量对比改变时,相互争夺与扩张毫不受国际公法约束。西方列强还借国际公法欺骗、压迫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巩固以“条约体制”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公法相继传入中国和日本,然而两国当权者在国际法上观念却截然不同。中国当权者奉行“外须和戎”的方针,迷信国际公法,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只要遵守国际公法,恪守条约,就能维持和平局面。日本当权者通过对西方列强的深入了解,并基于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关系,“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中日当权者观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就充分显示出来:李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依然本着上述观念看问题,认为中国在朝鲜的举措“均照公法条约办事,无一错处”,“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他把国际公法当作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认为国际均势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据朝鲜土地”,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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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4)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总理衙门也希望像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地坚决地发动了战争。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国在上述种种“功课”中准备不足,最终导致判断失误,输掉了“甲午战争”这场以两个国家为考生的“大考”。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
1894年,一场战争让中国向左,日本往右。
  实际上双方的胜负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了了。
  外交斡旋、外交角力,中日互手。
  外交力,近代社会综合国力的第一考察指标。
  结果是——日本胜了,中国败了。
  战前乃至战中,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洞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决心之有无观察明了,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
  因此,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狂胜中国,赢得了两亿两白银的赌注。
  当然还有更多。
  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报道。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陆奥宗光以此为名,派军舰送行,各舰海军陆战队达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陆军随后又分批出动,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约达一万人左右。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向政府停战,朝鲜政府便向中日双方提出了撤兵的请求。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建议中日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欲发动战争,以乘机排斥中国在朝势力,独霸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们是不甘轻易退出朝鲜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师出无名”的被动局面,日本提出了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企图“以共管朝鲜之难题,以窘中国”。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政治、外交齐头并进的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积极增兵朝鲜;在政治上,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排斥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鲜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如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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