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例外。
1924年11月28日，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等以时局危险为由，请“皇上”立即到使馆区去，把自己置于一位外国公使的保护之下，溥仪立即表示同意。他又随手交给庄士敦一包珍珠和一些宝石，就一齐乘汽车离开了醇王府，先来到使馆区内的德国医院，曾进宫给溥仪看过病的狄博尔医生就在这里，庄士敦让溥仪在此稍候，并把代他保管的珍珠和宝石交还溥仪，随后即与郑孝胥、陈宝琛等往日本、荷兰和英国使馆预为安排，最后得到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首肯，从而住进这位公使夫妇的卧室——公使馆内最好的房间。
当“皇后”婉容知道了这一切，也要和溥仪在一起，但她的汽车却在第二天被阻拦在醇王府内了，她便写了一张条子请“皇上”设法营救，溥仪把条子交给了庄士敦，庄士敦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芳泽谦吉，芳泽采取果断行动，派外交秘书去接婉容，仍是不能通过门卫，芳泽便亲往段祺瑞执政府，请他们不要限制“皇后”的行动，这才把婉容接往使馆。对于溥仪的暗渡使馆，当前摄政王不得不向段祺瑞和张作霖作出交代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卸到庄士敦身上。11月30日晚上，庄士敦又去拜访张作霖，这回张作霖对庄士敦连一点客气都没有了，强烈地谴责他把皇帝带进使馆区，当庄士敦略为解释时，张作霖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并反问道：“只要我张作霖在北京，难道还会在醇亲王府发生损害皇帝的事情吗？”然而，庄士敦正是因为考虑到张作霖不会在北京长期待下去，才决定在他离开之前把“皇帝”从险境中撤出。郑孝胥在当天日记中对此有载：“上复召，即至日馆。庄士敦适自张作霖寓中来，张怒庄以上适日馆，斥责甚厉，且云：‘他使馆犹可，何故独往日馆！’庄愤甚。”仅仅几天之后就有消息传来，张作霖已在灰蒙蒙的寒冷的拂晓里乘专列离开了北京，这里又处于冯玉祥的军事控制之下了，庄士敦为此而庆幸，他以先见之明拯救了他的“皇帝”学生。 。 想看书来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0）
据说，正当郑孝胥和陈宝琛扈从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之际，狂风大作，黄沙蔽天，遂有一幅狂风卷巨龙的画作产生出来。陈宝琛特为题写“风异”二字并赋诗以记其事：“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
自从溥仪避居日本驻北京公使馆，陈宝琛那挂紫缰专用马车便经常出入日本武士守卫的使馆大门了。不过，既然溥仪已托庇洋人并拟出洋留学，其信任的目光也随之转向郑孝胥和罗振玉，陈师傅对溥仪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明显减弱了。其时金梁奏请“皇帝出洋”，希望溥仪从速“密赴天津”。在这份颇为迎合溥仪心理的折子后面还附有遗老们的分工名单，让庄士敦、罗振玉等随侍出洋，郑孝胥全权处理善后并与民国交涉相关事宜，而以载沣和陈宝琛等办理北京皇族事项，无非是照顾两位出宫后住在麒麟碑胡同荣寿固伦公主家的老太妃，以及扫墓、祭祀之类。1925年2月5日溥仪过20岁整寿生日那天，在使馆内接受五六百人分班朝贺，陈作为“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这一班的领衔者叩拜。
当溥仪终于决定并于1925年2月23日潜移天津的时候，陈宝琛既未能起到促成的作用，也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只是随着就去了。而且婉容、文绣等眷属就是陈师傅带到天津的。相关的最早报道，见于2月27日的《京报》：
兹又据某方报告，溥仪下榻张园后，行止忽已变更。因前日经遗老会议决定，请溥仪暂缓东渡，溥仪亦有容纳之意。目下随侍左右者，除眷属外，尚有重要日人及英文教师庄士敦等六七人。随带溥仪眷属赴津之陈宝琛，业于前晚8时晚车返京，闻系与绍英、罗振玉诸人办理结束溥仪家务，并详述抵津经过情形。陈氏大约事毕当即赴津，仍旧教读溥仪云。外间传闻溥仪在津有复辟举动之说，蛛丝马迹，不无嫌疑。因连日宗室遗老均联翩赴津，且某国人追随左右代其擘画一切，进行颇为迅速。其赴津改变行止，乃脱樊之第一步办法。
溥仪住在天津张园最初的几个月里，继续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些谴责主要来自一个叫做“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组织，说溥仪仍有“推翻共和制的打算”，“主张严厉惩处，甚至处死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帝制分子”。庄士敦也成了被谴责的一个主要对象，对他的谴责在1925年8月形成高潮。
在当年的报纸上，有关溥仪行踪的报道很多，其中也包含了陈宝琛的行踪。1925年3月10日，《京津泰晤士报》主笔驱车前往张园拜会溥仪，他们会见并晤谈时，陈宝琛和庄士敦在座。同一天，陈宝琛、庄士敦以及罗振玉和朱益藩还出席了在张园召开的“御前会议”，讨论溥仪东渡的具体问题。
在3月14日的张园“御前会议”上，再度讨论东渡问题。刚从北京“微服”来津的载沣，与陈宝琛一起坚决反对溥仪赴日，其理由是：一、趁着孙中山逝世的机会向政府交涉恢复优待条件事宜；二、此前已向平政院就取消优待条件一事提起了诉讼，该院正讨论中，应该等待结论；三、为体面计，溥仪出洋川资不能不向民国政府追索；四、天津“租界”很安全，无妨蛰伏一时再作打算。这实际就是“复号还宫”的路子，载沣和陈宝琛对此谋划已久。这里有载沣几天前给溥仪的信为凭，其中写道：“皇帝安好！来函备悉，知现在居津一切平安为慰。唯据陈师传云：皇帝有出洋之说。余意则似不可过速。总以在津不动为妥……”溥仪无奈，只好权且滞留天津。
在有望中出关
九一八事变，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震惊的，也是愤慨的。
但有一个人不感到震惊，也没有愤慨。
而且，这个人为此感到惊喜，感到了莫大的希望。
这个人就是溥仪。
有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的半年以前，溥仪的天津“行在”里已有人感受到它的先声。之所以如此敏感，因为里面住着一位当过清朝皇帝的人，日本方面既然已经内定溥仪出任傀儡，则先期透露消息试探反应，当然不足为怪。作为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郑重其事地传递到溥仪的“行在”，至少有三次：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1）
第一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把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的吉冈安直透露的日本军方的消息传递给溥仪，大意是日本对张学良的统治不满，或许将在中国的满洲采取行动并迎立溥仪，因此溥仪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件事在当天的胡嗣瑗日记中有载：“闻溥杰本日归自日本，船抵塘沽改乘火车，下午一两点钟可到，闻到时醇邸来会。傍晚陈宝琛亦来见。”可见溥杰带回的信息是特别引起关注的，凡能参与“行在”决策的重要人士都到场了。陈宝琛原打算7月24日“赴北戴河避暑”，他平日常以郊游赏花、会友集饮、吟诗作画自娱，天太热的时候也想去海滨住几日，听到溥杰带回的消息，竟取消了避暑计划。据《直庐日记》载，到了第二天，“陈宝琛来，以车路恐有阻滞，北戴河之行作罢”。
第二次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华族水野胜帮子爵访问天津的时候，向溥仪赠送了寓意明显的扇面，上写：“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谓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陈宝琛恰于前一日请假赴京去了，直至8月13日归津销假。
第三次则是溥仪派往日本东京的打探信息的人员回报的，这人便是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他赴日时还带去若干书画以为掩护，于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胡嗣瑗在当天日记中有详明记载：
初五日，刘骧业归自日本，昨夕由北京来，先过寓晤谈。带去画件，以彼都经济状况不佳，迄未售出。又言近事，似东邻有利用意，或可有所举动亦未可知，但彼人直云一切皆为我忙，有倭将某某不日可来接洽等语。余意此事宜迎宜拒关系甚大，非预先通盘计划，临时必不能因应适宜。将来是否代表其政府行为，尤不可不加审度，倘贸然落其掌握，则后患真有如不能言、不忍言者。郑孝胥父子对此一味高兴，却是可忧耳。余趋直，骧业旋亦来园，人对时闻亦主慎重考虑云。
刘骧业在日本期间即与舅父陈宝琛鱼雁不断，归津以后，爷俩多次同时晋见溥仪，他们和胡嗣瑗的观点一致，对于来自日本方面的将有重大举措并要求溥仪合作的信号持慎重态度。在这个不久即被实践证明“宜迎宜拒关系甚大”的问题上，陈宝琛、胡嗣瑗从一开始就与郑孝胥父子发生了分歧，这一分歧一直延续到伪满年代。
到9月8日，有关的信息更多了，陈宝琛、胡嗣瑗仍坚持慎重的态度，胡嗣瑗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昨夕陈宝琛归自京，来与谈连日近事，说话极多，出示刘骧业所得日人某、奉天、大连三电，趣其前往，刘意持重。极是！”弓已拉满，箭已上弦，时间迈着严峻而沉重的步伐，跨入了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溥仪的“行在”，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当时，溥仪身边的人对九一八事变实有三种态度：郑孝胥“主迎”，胡嗣瑗主张“静观变化，相机筹之”，陈宝琛、朱益藩等“主拒”。虽然陈宝琛、朱益藩都抱有复辟清朝的政治理想，但他们不相信能够借助外力而实现之，陈宝琛更以为“民族是不能得罪的”。陈宝琛念念不忘丁巳年张勋复辟之役，当此之际，乃“以丁巳藏酒分饷仁先、有怀、情仲”为题写诗一首，贬“主迎”者为耍权术：“开瓮难忘造酿年，酌君今夕且酣眠，国人刻意薰丹穴，术者公言幸奉天。此局倘非孤注博，故乡合有一成田，崎岖最念人从后，可许持荷寒日边。”
在三种意见中间，溥仪颇信胡嗣瑗，曾对其表态说：“所虑甚是。我总以沉静为主，随时措注可也。”时局仍在剧烈演变之中。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日盛一日，先有袁金铠在奉天宣布“独立”，建“委员制”，继而熙洽在吉林，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独立”，建“长官制”。报纸上则传出日本人打算迎接“宣统皇帝“归王满洲”的消息。“心窃惴惴”的胡嗣瑗，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写入一段关于历史真相的重要情节：“闻昨午后，驾临日司令部。向夕，宣郑孝胥来，似有所谋议。须晤孝胥，语多影响，但云两三日后上必召公面详云云。心窃危之，而孝胥意自得也。” 。 想看书来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2）
这说明溥仪不但离开陈宝琛的“主拒”的意见愈来愈远，连胡嗣瑗的“沉静为主”也开始抛却了。已经26岁的溥仪毕竟已有自己的主见，他急于得到一块地盘，建立自己的朝廷。为此而与郑孝胥的“主迎”的意见渐渐靠拢，“驾临日司令部”那天，溥仪甚至不让陈宝琛、胡嗣瑗等知悉他在日司令部的活动内容，却特别召见郑孝胥，令其得意起来，陈宝琛、胡嗣瑗则“心窃危之”了。
郑孝胥是在1931年9月30日（农历辛末年八月十九日）晚上8时被溥仪秘密召见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诣行在。召见郑孝胥、胡嗣瑗，陈淑妃事；既退，复召孝胥，令拟恢复大意。吉田来，请下午幸日本司令部，勿使人从……###电话，今夜八时入见。上语在司令部所见板垣参谋部来使及罗振玉，司令部请上乘日舰赴大连入奉天，罗振玉为熙洽、荣厚之代表，候乘舆至奉，吉林先宣布复辟。”
溥仪特赦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这篇日记，又回忆历史细节，并写入《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他说，那天下午，应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香椎浩平中将的邀请，单独前往海光寺日本兵营，与专程来接他赴东北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见面，罗振玉则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盼望“皇上”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的信伴同而来。但溥仪没有马上表态，香椎遂亮出威胁的口吻，说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考虑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在历史即将拐弯的时候，溥仪慎之又慎，不敢轻易迈出“东行”的第一步，总括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军界的态度乃至日本最高当局的态度，尚未彻底明朗，可否凭借，能否得到地方行政实权，都须调查；二是日本政界持异议。据《郑孝胥日记》载，早在10月3日，日本驻津领事馆后藤副领事就曾“约郑垂往谈，谓东行宜慎重”，似乎上角与罗氏潜来天津的风声已漏。到10月14日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来见溥仪时，还带了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一句话来：“一切请上珍重，不可轻动，所事应看天心民心所向何多也，云云。”10月15日，日本领事馆又派人晋见溥仪，“劝帝勿急”。与此同时，日军司令部也向溥仪耳边吹风，“以为机至当行，不必告人”，明确流露出日本驻津领事馆与日军驻津司令部之间的矛盾；三是陈宝琛为首的一批遗老坚决“主拒”。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当溥仪提到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时，陈宝琛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第二天，徐良把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秘密拟订的关于溥仪出关的具体办法呈给溥仪过目，其中谈及由天津乘船“直趋营口”，“又云不得带从人，只可先以上角、徐良二人随去”。胡嗣瑗认为“足见其谋之诈妄”，并揭露说，金梁、徐良等“欲孤注我主人，成则专功，败则不顾”，乃“请上一切从缓”。
面对日本军阀挑起的侵华战争，国际社会中若干有势力的国家，如英、美、法等态度暧昧，他们一边观望，一边采取两面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