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我所处的世界。看得出来，郭佳和陈云飞是带着疑问来采访我的，她问我的很多问题都是其他记者不曾问过的，我回答的时候，她总是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我，像是要看进我的心里去。在和郭佳的交流过程中，她告诉我们她见过胡秘书长，同时，还有一位记者彭红军在北京同步拍摄全国大赛组委会的情况。爸爸和我不约而同地都很想知道郭佳看见的胡秘书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郭佳微笑着说，胡秘书长是个有学问的人；我问，他是网盲吗？郭佳告诉我他很懂网络；我又问，他是坏人吗？郭佳说，他不是一个坏人。我没继续往下问，郭佳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所接触到的那个胡秘书长给我的感觉恰恰全部相反，我觉得他一定是个不懂网络的网盲，而且，我觉得他肯定是个很糟糕的人。我和爸爸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郭佳仍是微笑着看着我们，这中间，到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来我家的记者仍然很多，电话也是不断，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对我的描述也越来越“深入”，也许是由于互相转载的缘故吧，我的“骨巨细胞瘤”变成了“骨白细胞瘤”，我的左腿动手术变成了右腿动手术，我的病后康复阶段变成了残疾得需要一生坐在轮椅上，我明明是动手术截去一段腿骨，却变成了我被截去了一条腿，我的肿瘤复发，不知怎么被描述成肿瘤转移扩散，“轮椅网姐”代替了我原本可爱的网名“菜青虫”……看着这些报道，我的心中勾画出这样一个形象：我的经历似乎很悲惨，我的命运似乎很暗淡，我的生命似乎很短暂，而最糟糕的是这样一个可怜的残疾女孩，居然还会被人拒绝。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善意，想要帮助我，但是也没有必要非要把我描述得那么可怜，靠这个去博取大众的同情。为什么没人来问问我是怎么想的？我并不是因为生病后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也不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才会想要自己的尊严和平等权利，更不是因为想要别人为我惋惜。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都会有自己难以跨越的障碍，尽管我生活上有些不便，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把我当作弱者的理由。为什么非要到一个人得了绝症或者经历过很多不平常之后，我们才会去肯定他？我所具有的精神并不是我生病之后才有的，如果我从小就是一个懦弱的人，手术后的我也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坚强。也许我只有坐在轮椅上，才会给人感觉比较高大比较可贵，也许我只有以残疾人的身份出现，人们才会觉得我所付出的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网络时代真的来了吗？为什么我们还是习惯于以传统思维去看发生在网络时代的事情？网络真的应该是虚拟的吗？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却为在网络中感受到的真实迷惑不已？看到上海某报上刊出的一篇关于我退出比赛的评论，是L记者采访的一位网络公司职员说的话：“陈帆红对整个网络小姐选拔赛的理解存在偏差，太为理想化了，正是这种偏差和理想化决定了她碰壁后的痛苦。她用的是一种纯粹网络的观点来看待这样一项非常现实的赛事，……虚拟和现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网民来说，在两个世界里他们扮演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这一点相信大部分网民都不会反对，问题在于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切切实实地在生活中将两种角色区别开来。”
我也有点迷惑了，现实是什么？网络是什么？什么是真实？什么又是虚拟？网络和现实是分割、对立的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但我知道自己一直都是把网络看做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的，我痛苦的正是有人要把网络和现实切切实实地区别开来，不让它们统一起来。网络在表现形式上或许有其虚拟性，但其实质应该是真实的，网络确实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网络也确实在一点点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在日常生活中、在网络中我有两个不同的符号来代表我的身份——陈帆红和菜青虫，但是，真正与人交流的还是我本身。为什么“虚拟世界”能够实现的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不应该实现？也许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于在网上享受平等，却忽略了在现实中也应该是平等的。网络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途径，对于把网络作为逃避现实工具的人来说，网络确实是虚拟的，但是对于把网络作为生活平台的人来说，网络并不虚拟。网络不应该仅仅成为一种时髦和流行，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去看网络？不要仅仅从娱乐的角度去看，网络还可以从经济、文化、社会很多角度去诠释。
我回到网上，去寻找我的答案，却意外的收到了黎洁的E…Mail，原来是通知我补充决赛报名资料的。再过一天便是决赛报名截止日期了，为什么等别人的资料都齐全了，再来急匆匆地让我补充资料？家里处处是人，虽然都带着笑意，但是我却觉得心烦。
又是一个难以选择的选择。我如果补交了资料，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道歉我也决定去参加决赛了？我如果不补交资料，那么别人完全可以说是我自己放弃了比赛，而不是有什么阻碍着我。这是一个难题，使我陷入了两难的境界，我可以做决定的时间只有一天。而这时，黎洁又打了个电话来确认。我真想什么都不管了，好好地睡上一觉，或者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继续原来的平静生活，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摆在面前，无法逃避。爸爸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我真的只有两种选择，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行。有一刻，我真的感到绝望了，为什么我每做一件事情都这么难？
在旁人眼里，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想参加比赛就参加，不想参加就别参加，选择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说，没有得到我要的道歉，我去参加比赛也好，不去参加比赛也好，我都是承认自己妥协了，尽管我并没有妥协，但是在公众的眼里，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问题——陈帆红究竟在争什么？我去参加比赛，大家可能会说，陈帆红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我不去参加比赛，大家可能会说，陈帆红害怕了，没有勇气去参加这个比赛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心里觉得苦极了，这怎么会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应该面对的问题啊！我不仅得面对公众，我还得面对公众的质疑，在做每件事前都要考虑公众的反应。有人说：“你既然是公众人物，就必须得接受这一切！”有人说：“你不用管公众怎么想怎么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可是，我必须得让大多数人满意，不然，我会被公众的指责彻底淹没，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做了。尽管我一再否认自己是公众人物，但是，不可否认的，我确确实实是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都受到公众的监督。为了这个发现，我有点沮丧，这些改变毫无疑问为我表达真实的自己增加了不少难度。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事情总得有个结果，我也必须做出选择。晚上，所有人离开后，爸爸和我坐在台灯前做着决定。灯光柔柔的，照在爸爸额前的白发上，缓缓倾泻的光线把爸爸眼角的皱纹晕了开来，短短的几天里面，爸爸老了许多，满脸都是疲惫的神情。决定真的很简单，最终，我们决定把资料补齐，在截止日前发过去，我自己不为自己设置障碍，这样，就看大赛组委会是否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将我作为正式选手，并把我的照片和资料放到大赛网站上。这是我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选择，事情的焦点重新从我这里转回了大赛组委会。我把大赛组委会需要的四百字的自我简介写好，用E…Mail发了出去。明天会怎样，我不再去想，随它去吧，不管发生什么，太阳照样会升起，地球照样会转动。
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太阳照样升起了，记者们也照样来了，新的一天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新的感觉，我还是在回答那些已经回答过上百遍的问题，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要是能把这些话用录音机录下来，谁来就放给谁听，那该有多方便啊。还好，事情就快告一段落了。我和浙江省大赛组委会保持着联系，每次通电话他们都告诉我胡秘书长实在是个很难以沟通的人。我听了也没办法发表我的意见，既然是沟通，就一定得双方都有沟通的意愿才行。
这一天打电话找我的人特别多，几乎是一个电话刚挂下，立刻又一个电话铃响起，接电话的过程成了一种折磨，大部分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询问我是否知道大赛组委会的态度。我只能耐心地回答，不能流露出一丝的不耐烦，不仅因为对方是记者，更因为在边上对着我的都是镜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自由，很多在平常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和举动，在这时候却都有可能成为一根导火线。没人对我要求什么，我却无时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必须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量减少有“报道价值”的言论。我还必须得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即使是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是得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我后悔吗？如果当初没有参加这个比赛，也许我还是可以过自己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活，世事总是很难说是好是坏，得与失也仅仅是相对而言。虽然我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健康，但是我也得到很多的回馈，我因此有机会看到人性最灿烂的一面，我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东西——理解、关心、支持。既然是我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我就没有理由退缩，我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当我走过去了，也许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了。
感觉我在一场热血激昂的战斗中，虽然周围没有血没有硝烟，但对心灵却是一种励炼。之前的二十多年生活我都凭着直觉去生活，从来没有去细细思考过自己的生活的每个阶段，这一次的风波，却迫使我开始用心去生活，我的心渐渐学会了判断、分析、决定。如果说我以前是生活在父母保护下的小鸟的话，那从这一刻起我开始自己展翅试飞，自己辨别方向，自己决定要去的目的地。
郭佳和陈云飞静静地在一边看着在我家中上演的混乱的一幕一幕，他们静静地拍着我被采访的镜头，偶尔会问我一些问题。郭佳的眼睛很特别，一直都是那种探索的眼光看着你，我总觉得心里有些什么都没法藏得住。幸而，我是坦荡的，我可以无畏地望着她的眼睛回答她的问题。郭佳对我说：“如果胡秘书长见过你，他肯定不会打那么一个电话的。”我也这么想着，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所以，如果跟我接触过的人，一般都不会对我说那些话的。
到了下午，很多记者都表现得比我还着急，纷纷问道，如果胡秘书长执意不道歉的话，我还会不会参加比赛。我该怎么回答呢？难道我一直以来的表现还不够明确吗？难道大家还是没有明白我要的究竟是什么吗？我要的真的很简单，不是参赛的资格，不是成为公众的焦点，我要的仅仅是原该属于我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这过分吗？这很难理解吗？大家都在问我决定怎么办，我所能决定的只是我参加不参加比赛，至于我能不能得到我要的东西，并不是我所能够决定的。
最后时刻的道歉
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来到了，一切终于都要见分晓了，一早，家里已经来了几批媒体。我穿着厚厚的黑外套，心里却是异常轻松，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度过，明天，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天了！
电话还是不断，先是宁波残联打来的电话，劝说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参加比赛，为残疾人争光。再就是浙江省大赛组委会打电话来，告诉我事情有了进展，前一天晚上全国大赛组委会主任徐永光从日本回到了北京，与全国大赛组委会的沟通似乎畅通了许多。接着是浙江团省委葛书记打来电话，说是听说北京方面有道歉的意思，让我也退一步，去参加比赛吧。我的回答只能是在收到胡秘书长的正式道歉之前，我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类似的电话不断打进来，都是说胡秘书长准备道歉，而劝我立刻就表态去参加比赛的。
我深信一点，如果胡秘书长真心诚意想要道歉，不会在乎将道歉公之于众的，而我在这种时候不能仓促做任何决定，我必须为自己的任何言行负责，因此，只有慎重再慎重。我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绝不能有任何冲动的表现，绝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失控。
快中午的时候，郭佳告诉我，她接到北京的电话，说胡秘书长准备在CTC网站公开道歉信。时间大概是十一点左右。这个消息无疑把我的精神提了起来，也让所有在场的记者心情雀跃。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十一点过了，十一点半过了，十二点一点一点地接近，我每过几分钟就刷新一遍CTC网站的首页，怕错过了什么，直到十二点正式道歉还是没有出来。在场有的记者等不及了，几个人拿着采访机跑出去打电话到胡秘书长那里，想先知道些什么。爸爸妈妈跟着一起心烦，什么事都做不成。
过了半个小时，那几位记者跑了回来，满脸都是兴奋，把他们在电话中听到的胡秘书长的话转述了一遍，也许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北京，在胡秘书长接电话的同时，还有一架摄像机在拍摄着。我听了他们转述的胡秘书长的话后，真的很气愤，因为从那些话里我根本听不出有道歉的意思。就在我快要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发现摄像镜头都在对着我，似乎所有人都对我这时候的反应极感兴趣。我尽力想要使自己的情绪平缓下来，在没有看见任何正式的东西之前，我不能随便下结论，在这种时候我只能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东西，别人说的，一概不能全部相信。我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自己独立地去接受信息、判断、分析、再作出决定。
家里全是人，似乎大家都没有离开的意思，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条具有价值的新闻。郭佳和陈云飞先提出他们回到饭店去换一下摄像机的电池板，其他的记者则表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