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平等地站在一个舞台上，平等地参加一个比赛，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有谁会对我偏爱，当我坐着轮椅在台上向着全场观众绽放出自信的笑容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究竟有多少人能看懂我的笑容，有多少人能够看到一个站着、自由行走的我，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到网络对人的意义。
我一直在分析着与这位记者类似的人的心理，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被扭曲的心态。直到看到了互联网周刊上刊登出的一篇文章——中国著名新经济学者姜奇平写的“陈帆红，二十世纪最后的童话”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其中的缘由。社会是由不同层次的人构成的，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当一个人想要描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有三种方式——仰视、俯视、平视，要想描述得准确又贴切的话，只有采用一种方式——平视，否则描述者就无法了解被描述者的真实心理，更不用说从被描述者身上获得什么有价值的观点。
不一样的人生
赛后，大赛组委会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让自己选择可以推动网络发展的公益活动，我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去参加一些公益或非公益的活动。也许是关于比赛的种种报道，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是公益活动，我就必须得参加，为此，我很被动，很多时候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公益性人物。我很愿意做公益活动，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工作，我也要生存，我不可能整日忙于东奔西走地参加公益活动，却拿着病假工资不去单位上班，我也不可能分文不取地到处义务服务，最后却不得不为自己今后的手术费、生活费发愁。也许年少的我很浪漫，做着各种梦，但我的经历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也只有我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自己要面对什么。很多人觉得我出名了，和我的爷爷陈歌辛，和我的伯父陈钢一样，出名了，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每天在做些什么，我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曾经天真地以为公众人物只是一个阶段的事，却没有料到，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后，就得安于这个位置，想要再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事情不可逆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自己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不让所有有着善良愿望的人们失望，我很累，我每天要回几百封的信，要面对众多的媒体，要接待各种来表达善良愿望的人，我还要做自己的事情——维护菜青虫之家这个快乐的源泉、学习新的知识、创建网上医院……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没有人帮我，有时候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一个人能做这么多的事。同时，我也在想一些问题，如果我仅仅是付出，没有任何的回报，那么我很难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如果我永远过着传统的生活，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转化成经济的话，那就说明我还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努力地寻找着快乐，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很满足。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新鲜的感觉时不时地刺激着自己，世纪末的时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邀请我去与学生谈网络与人生，这是我赛后第一次到高校与学生交流，尽管后来我还去了其它的高校，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是气氛最好的一次。整个过程中，阶梯教室中的笑声不断，我也终于从前一个阶段的严肃中走了出来，轻松地面对人群，用真实的思想和大家交流。我坐在讲台上，面对着台下几百位大学生，回答了大学生们的所有问题后，我也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网络小姐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的说应该是电脑及网络高手，有的说应该是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有的说应该是智慧与美丽共存的女性，有的说应该是有亲和力的女性，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中国网络小姐应该是很漂亮的！”我笑着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呢？”他不好意思地说：“离得远，我看不清……”我请他走上前来看，他的脸立刻红透了，支支吾吾不肯上前来看个清楚。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很有意思，也非常喜欢这种形式。显然，大学生们也很喜欢这种轻松的形式，不断会有学生走进教室，没有座位了，就站在教室后面看，后来我才知道，在对面的一个教室里有位教授在作报告，有很多学生是从那个教室“转移”到我这个教室来的。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泛着青春的光彩，我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切仿佛都离得很遥远。在北回归线的银色月光下，王以培的一首诗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一夜所有的音乐从梦中传来
这一夜所有的树木纷纷落叶
这一夜所有的村庄都在下雪
这一夜所有的老人回忆从前
这一夜所有的眼睛注视着窗外
这一夜所有的泪水向我涌来
所有的感觉都凝结在北京冬天的夜色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烟消云散了，轻松过后，我还是无法改变现实，更无法逃避。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新世纪的第一天晚上，我参加了面向全球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世纪风”元旦晚会。大赛组委会认为，参加这种影响面广的大型活动也是一种公益活动，我的形象、我的经历将和“网络”这两个字一起通过电视传播，间接地推动着网络的发展。我和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作为“生命”这一主题的嘉宾主持人，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向观众传达着我们所感悟到的生命，奚美娟没有任何异议地推着我的轮椅，她的神情平和安宁，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也许是在此之前遭遇了太多的冷漠，奚美娟简单的行动，简单的眼神，却让我感到了无限暖意。人与人之间的交融，胜过言语，胜过春天。
镁光灯下的生活
当我终于能够坐在自己家里的电脑前重新更新自己主页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心无旁鹜了。电话铃时不时地响起来，要求采访我的，邀请我参加各种活动的，要求我提供帮助的，最初我都欣然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同类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时间，而自己越是轻易地答应，对方越是不珍惜我的劳动和付出。我不得不停下手头在做的一切，开始思考究竟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以前根本不会遇到的情况。
采访我的媒体来自全国各地——从中央级的媒体到地方媒体，同时也有很多国外的媒体——英国路透社、日本NHK、日本朝日新闻、美国之音、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ABC、美国新闻周刊，转载、刊登有关我的媒体范围更广——从国内一些中学的内部校刊到法国、德国、匈牙利、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媒体、亚洲周刊……我对每个来采访的媒体都很友好，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希望采访过我的媒体能够给我一份有关我自己的采访节目的拷贝，每个媒体向我要求采访的时候都表示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做到，而最后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没几家，大部分都是雁过不留痕。我不能随便拒绝任何一家媒体，因为即使没有采访过我，有些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样可以东拼西凑地写出关于我的长篇报道，其内容的真实性必然是大打折扣。我开始有选择地接受采访，尽管这些采访占用了我大量的休息时间、工作时间，我还是很友善地对待每个来采访的媒体，还是那一点小小的要求。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一定会真诚地对待我。
可是，无数事实证明我错了，来采访的媒体还是一如既往，要采访我的时候爽快地许诺，采访结束后便轻易地忘了许诺过的事情。有少数的一些媒体，也许是因为太容易便采访到了我，一点也不珍惜我的时间和劳动，直到来我家采访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采访些什么，更有甚者，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最后却轻描淡写地一句“节目不满意，不播出了。”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仍然只是一个残疾人，给我一个上镜头上报纸的机会就已经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怎么还有资格去要求更多呢？
我一直充当着这么一种被施予者的角色，经常会收到一些网友来信问：“你现在经常接受采访，是不是都收费的？”我无言以对，如果真的每个采访都是付费的，我想采访者也会比较珍惜被采访者的劳动一些，也会更尊重被采访者一些。我和我的家人尊重着每位认真采访的记者，也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说要采访我的单位，我便和单位领导协商，他们说要采访我的中学老师，我便和老师约好时间，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一家人的善良与友好，竟然被一些人利用了来伤害我们。有的记者当着我们的面说得很感人：“我们都很佩服你，也很希望能够和你成为朋友，我们要用你的这种精神去鼓舞更多的人。”一转身，他们采访我的同事、我的师长的时候，问的却都是一些负面的、不友好的问题，当事后同事、老师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难道真诚也是一种错误吗？
这种无条件的合作与友好地接待一直延续到我看到一篇文章《中国网络小姐陈帆红的秘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菜青虫”》，如果不是这篇文章，我也许还是会很单纯地以为，我少休息一点，多一点时间给记者和网友，大家就会理解我的。
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这是一个女记者写的，一个仅凭几个小时接触就能彻底了解我的女记者写的，是一个打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晚上十一点半离开我家还抱怨我们对她冷淡的女记者写的。
我一直都知道一些小报记者有着非凡的组织文字的能力，对于这种现象，社会是既无奈又纵容的，如果没有这些“花边”，也许我们的娱乐生活会变得枯燥乏味，我们的民众或多或少需要一点“花边”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使自己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苦难。这位小报记者技巧性地将所有的文字都重新组合了一遍，去掉了一些关键词句，你对她说的所有的真实的话，等印在纸上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很有趣，也很有水平，我不由感叹中国的文学浩瀚。而文字有时候也确实无情，可以把你微笑着说的话变成言辞激烈的语言，我不禁苦笑，人们为什么总是那么苛刻地对待别人？为什么为了赚取一点稿费而不惜去伤害别人？
我一直以为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交流的，但是，当看到一个一站到你面前就对你充满着疑问、就想要否定你、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你身上的人的时候，我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她？我无论说什么，都会被她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这就是成为公众人物的悲哀，别人已经不再把你当普通人看待了，偏偏还不许你说出真心话，偏偏还一定要强迫你承认──你为自己是个公众人物而沾沾自喜。
我是怎样一个人？在这个女记者的眼里，我父母看到的我是一个假象，我的亲人看到的我也是假象，我父母口中的我更是一个假象，只有她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陈帆红——热衷名利、对人冷淡……我也希望我是那样的一个陈帆红，如果我能够冷淡些，我就可以多给自己留一些休息时间，多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如果我贪图名利些，我应该对她百般奉承百般热情，让她既能得到丰厚的稿酬又能不露痕迹地吹捧我。可是这些我都做不到，我想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让别人来伪造一个我。
总是有人喜欢用“名利”两个字来定义所有的事物，在这些人的心中，我为着名利去比赛，而我的父母更是成了盼望我出名得利的两个老人，我的父母太善良了，对人毫无戒备，对谁都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为我这个女儿骄傲！在某些人眼里，这竟成了他们有着盼着我出名的强烈愿望！一个比赛如果真的只有名与利，又怎么可能让这么多人关注呢？如果没有一些更珍贵真有意义的东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支持我去比赛呢？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人心理并不像其外表那样健全。幸而，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记者是友善的、正面的，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会被描述成什么样。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关于我的情感问题的讨论，我不想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她执意要问，我只好回答“如果我说没有，你肯定不信。如果说有，我的生活就会被打乱了。”而她竟然从这话中得出一个结论──如今才貌双全色艺俱佳比你强的单身女子可是一大把哟，你陈帆红没有不也很正常？而记者也没那么把你陈帆红当回事，你自己也太把自己当成回事了。哈哈！我不禁要笑──既然是件正常的事，那又何必多问呢，我和普通人一样，也有自己的隐私呀。我当时说的一段话在她看来又是很有名人口吻的：“我没时间去想这个问题，我需要怎样的情感是我个人要面对的事，没公开的必要，大部分公众人物，经过媒体炒作，情感上都会有不幸，我不想成为公众人物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许这些话会让一些小报难堪，但我说的的确是事实。
回归网络
当我从“菜青虫事件”中的“弱者”变成了摘取“中国网络小姐”桂冠的“强者”， 当我从“勇敢向世俗挑战的轮椅女孩”变成了“幸运地成为公众人物的残疾姑娘” ，人们对我的观感也不同了，我一直还是原来的那个我，不同的是人们为我重新界定了一个标准，标准不同了，在别人眼里的我自然也就不同了。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为此感到很困惑，不知该怎么摆脱这种情形，我想到了到网上去寻找答案。
很显然网络对我是肯定的，北京青年报将我获得“中国网络小姐”冠军的过程评为1999九大网事之一，电脑报将我个人评为十大网络人物之一，中国青年报将我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方正董事局主席王选、搜狐总裁张朝阳、海尔总裁张瑞敏等一起被评为“99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同时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