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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走，我的朋友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了。
“巴黎警察办案本领倒非常高明，”他说道，“他们百折不挠，机灵狡猾，完全精通本行业务。因此，葛××把搜查德××公馆的详细经过讲出来，我就完全相信他已经尽了力，做过一番调查工作，倒也挑不出眼来。”
“已经尽了力？”我道。
“对，”杜宾道。“他们采用的方法，在他们是最好的一种，干得也面面俱到。要是这封信藏在他们搜查的范围里，这些家伙包管找出来了。”
我听了只是呵呵大笑，可是看他模样，倒是说得一本正经。
“既然方法在他们是不坏的一种，办得也不差，”他接着说，“他们的失败就在于这方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也不适用于这个人。警察厅长的一套聪明透顶的方法就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办法（原文是成语，典出雅典传说，据说希腊强盗普罗克路斯，把抓来的人绑在铁床上，比床长者，就斩去；比床短者，就硬拉长，凑合这个床。在西方，这个成语意即“削足适履”或“墨守成规”。），他硬把计划凑合这个陈规。不过眼前这件事，他不是过之，就是不及，所以一错再错；连不少小学生也都是比他强的推论家呢。我认识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孩，他猜‘单双’这门玩意百猜百中，赢得人人折服。这个玩意可简单，是拿弹子玩的。玩的人一个手里捏着一把弹子，问另一个，手里的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猜的人就赢一颗；猜错了，就输一颗。我说的这个孩子把全校的弹子都赢去了。他当然自有一套猜法；这只消注意到对手有多机灵，估计一下就行了。比方说，对手是个大傻瓜，伸出捏紧的手，问，‘是单是双？’这个小学生就回答，‘单！’结果输了；可是第二回他却赢了，因为他心说，‘这傻瓜头一回出的是双，凭他那份巧心眼，充其量只能在第二回出单；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赢了。呃，要是碰上个比头一个傻瓜机灵一等的人，他就会这么推论：‘这家伙看见我头一回猜的是单，第二回，他一时情不自禁，就会像头一个傻瓜那样，来个简单的变化，从双变做单；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这种变化太简单，最后就决定照旧出双。因此我就猜双’；——他猜双，赢了。这个学生的推论方法，给他同学称为‘侥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不过是推论者的心思跟对手一样罢了，”我道。
“是啊，”杜宾道，“我问过那孩子，凭什么法子才能跟对手的心思一模一样，赢了人家，他是这样回答我的：‘碰上我想看出人家有多灵，有多笨，有多好，有多坏，或者当时想的情况，我就尽量正确地在脸上摆出跟他一样的神情，然后等着看我脑子里想起什么念头，心眼里涌起什么心情，就像特地去凑合或者去配合这副神情似的。’这个小学生的答复就是一切貌似深奥的学问的根源，拉罗什富科（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拉·布律耶（拉·布律耶（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理论家。译者按：多数版本刊作拉·布吉夫，此人出处不明，兹根据胡德伯里版及俄译本，译作拉·布律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1469—1527），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著名政治家，作家。），康帕内拉（康帕内拉（1568—1639），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哲学家，诗人。）的学问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如果我没误解你的意思，”我道，“那推论者的心思要跟对手一样，全在于正确估计对手的心思。”
“推论起来，就靠这个办法，”杜宾答道，“警察厅长和手下一批警察屡次失败，一来是没有跟对方一模一样的心思，二来就是错误估计对方心思，或者不如说，根本没去估计。他们想到的只是自己对人家巧妙心机的估计；在搜查什么隐藏的东西时，只想到他们自己会怎么藏法。他们这一点倒并不错——那套心机正是一般人的心机；可是碰到一个跟他们路子不同的老奸巨猾，当然只有屈居下风。凡是碰到比他们狡猾的人，他们始终居下风，碰到不及他们狡猾的人，也往往居下风。他们的侦查法则始终不变；就算碰到特别紧急的任务，特别丰厚的赏格，还是不改法则，至多也不过把办案的老办法变通一下罢了。比如说，在德××这件案子里，他们干过的事有哪一件改变了办案法则的？钻啊，戳啊，测探啊，用显微镜照啊，把房子的表面划成一方寸一方寸，编上号码啊，这一切算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或一套搜查法则的变通办法罢了！他们就是根据那一套对人们心机的看法定出这种法则，警察厅长办案多年，早就习惯了这种老看法。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隐藏一封信，虽不一定在椅腿里钻个洞藏在里头，但至少一定藏在什么偏僻的洞眼里或角落里，这想法跟人家想到把信藏在椅腿洞眼里完全是一个心眼。难道你看不出来，只有一般情况，而且只有一般头脑平常的人才会藏在这种煞费苦心的角落里；因为，一般人家藏东西首先可能这样猜想，东西要藏好，要藏在煞费苦心的角落里；这样的话，搜的人根本不必怎么精明，只要小心、耐心和决心，就可以搜出来；碰上紧要案子——碰到有重赏，警察就会看做紧要案子——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下决心。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要是这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厅长调查的范围内——换句话说，要是藏信的办法凑巧跟警察厅长那套原则相符——那么要找出来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这个警官完全给弄糊涂了；他失败的原因就是把这位部长当作傻瓜，因为这位部长素有诗人的名望。警察厅长认为，凡是傻瓜都是诗人；因此推论，凡是诗人都是傻瓜，在这方面，他只不过错在违犯了不能因果倒置（原文是拉丁文。）的原理罢了。”
“可是这一位当真是诗人吗？”我问道。“据我知道，他们有两兄弟，两人都是以博学多才出名。这位部长的的确确旁征博引地写过专论微分学的文章。他是位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搞错了；我对他倒非常熟悉；他不但是诗人，也是数学家。身为诗人兼数学家，必然精通推论；单单是数学家，根本就不会推论了，那就要落入警察厅长的掌心了。”
“我真没想到你有这种看法，”我道，“这跟世人的意见相反。你总不见得小看千百年来举世公认的看法吧。数学上的推论老早就被一致认为是最完善的推论。”
“可以打赌说，公众的意见是愚蠢的，因为这意见迎合大多数人（原文是法文。）。”，杜宾引了尚福尔（尚福尔（1741—1794），法国文学家，讽刺诗作家，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反对派。）的话说道，“不错，数学家尽量传布你刚才说的那种流行的谬论，这个谬论虽给当做真理传布了开来，可仍然是个谬论。比方说，他们巧妙地把代数称作‘解析’，这种心思实在犯不着。法国人首创这种邪说；不过要是名称有什么重要意义，要是字眼用起来有什么意义，那么‘解析’其实已具有‘代数’的意义，就像拉丁文‘ambitus’含有‘野心’的意思，‘religio’含有‘宗教’的意思，‘homines honesti’含有‘体面人’的意思一样。”
“我明白，你跟巴黎几位代数学家正在争辩，”我道，“不过你还是说下去吧。”
“我反对那种推论的用法，怀疑这样用的价值，这种东西除了作为抽象逻辑的形式之外，不该什么特殊形式都用上去。我特别反对数学研究引申出来的推论。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推论用来论证形式和数量才合逻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竟把所谓纯粹代数学的真理都看做抽象的真理或者一般的真理。这真是大错特错，因此眼见世人竟普遍同意这种看法，真是吃惊不小。数学的原理绝不是一般真理的原理。比方说，比数对形式和数量是适用的，对心理学往往根本不适用。在心理学里，各部分加起来等于一个整体这一条原理通常是不对的。在化学里，这条原理也不适合。用来考虑动机，也不适合；因为两个动机，各有其意义，两个动机合并起来，未必等于两个不同意义的总和。还有不少数学上的真理，只有在比数的范围里是真理。可是，数学家却出于习惯，竟然根据那有局限性的真理争论，仿佛这些真理放之四海皆准似的——世人就当真认为是这么回事。布赖恩特（布赖恩特（1717—1804），英国神学家，神话家，著有《古神话分析》。）在那部非常渊博的《神话学》里，提到一种类似的错误根源，他说，‘我们虽然不相信异教徒的神话，可是时常忘了这点，偏偏把这些神话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从中推断。’可是，代数学家，他们本身就是异教徒，他们相信‘异教徒的神话’并且从中推断，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记性不好，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头脑说不出的糊涂。总而言之，我碰见的数学家只有在平方根这方面可以相信他，我碰见的数学家都是偷偷把x2＋px绝对等于q这一条奉为信条。你不妨对这种先生说你认为x2＋px有时并不一定等于q，说到他听懂意思，就得赶紧逃走，不然准会给他揍死。”
我听了杜宾最后几句话，只是一味大笑，他却径自说下去，“我是说，如果这位部长仅仅是位数学家，那么警察厅长就用不着给我这张支票了。可是我知道他又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就来个对症下药，这方法又适应他的能耐，又适应他的环境。我知道他不但是个朝廷大臣，也是个胆大包天的阴谋家（原文是法文。）。照我看，这么个人决不会不晓得一般警察的办案方式。他决不会料不到自己会碰到路劫，事实也证明他果然料到了。我想，他一定预料到有人秘密搜查他的屋子。他经常通宵不在家，警察厅长竟欢呼作助他成功的良机，我却认为这无非是诡计（原文是拉丁文。）罢了，给警察充分机会彻底搜查，就可以趁早叫他们深信这封信不在屋子里，结果葛××当真深信不疑。我还觉得，刚才费尽口舌，详详细细讲给你听的那一连串想法，就是警察搜赃那套不二法门的想法——我觉得这位部长脑子里势必掠过这一连串想法。他想到这一层，当然不把普通藏东西的角落放在眼里。我想，他不至于这么笨，想得到公馆里最隐蔽最偏僻的角落，碰到警察厅长的眼睛、探针、钻子、显微镜，就像最普通的柜子一样触目。总之我看出，他要不是经过慎重的选择，就是逼于事实，才采用这个简单的方法。也许，你还记得警察厅长头一回来探望我们，我提醒他说，可能是因为这件疑案太明显了，才给他添了这么多麻烦，他听了不是笑得要命吗？”
“是啊，”我道，“他这股乐劲儿，我倒记得一清二楚。当时还生怕他会笑疼肚子呢。”
“物质世界跟非物质世界有许多地方非常相似，”杜宾接着说，“因此，修辞学的定义多少有些真实味，暗喻或明喻，不但可以用来修饰叙事文，也可以用来加强论证的力量。比方说，惯性的原理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里仿佛都是一回事。物理学里说，要推动一件大的物体比推动一件较小的物体困难，又说接着发生的运动量跟推动力是成正比例的；形而上学里说，才能高一等的聪明人虽然行动起来比差一等的人更加有力，更加持久，更加后果重大，不过在开头几步行动起来却不大爽快，比较忸怩，踌躇重重，这两条道理不能再正确了。还有：你有没有注意过哪家铺子门上的招牌最引人注目？”
“这可从没想到过，”我说道。
“有一种拿地图作猜谜的玩意，”他继续讲道。“甲方说出一个名字——镇名、河名、州名或者国名——总而言之，就是五颜六色、错综复杂的地图上的任何一个名字要乙方找出来。新手通常总是找些字体极小的地名来难倒对方；可是老手却挑些字体大的、从地图上一头排到另一头的地名。这正像街上字体过大的招牌或广告一样，太触目了反而没人注意；这种视觉上的忽略，跟精神上缺乏辨察完全相似，凡是过于明显，过于触目，一看就明白的，有头脑的人反而不会注意。不过，看来，这问题警察厅长可理解不到或者是不屑理解。他压根没想到部长大概可能把信恰恰放在众目昭彰的地方，免得任何人看不到。
“我想到德××这份大胆、勇敢、有见地的独创性；想到如果他存心利用这份文件，他一定始终放在手边这件事；想到警察厅长获得的那个真凭实据，信并不在那位老爷平常搜查得到的范围里——越是这么想，越是确信部长为了匿藏这封信，老谋深算地故弄玄虚，根本不把信藏掉。
“我满脑袋这些想法，就备了一副黑眼镜，有天早晨，就闯进部长公馆去拜访。德××倒在家里，像平时一样打着呵欠，懒懒散散，悠悠闲闲，装作无聊透顶的样子。也许他是当今精力最最充沛的人——不过那只有没人看见他时才这样。
“为了要像他一般装模作样，我就埋怨眼睛不好，哭丧着脸说只好戴副眼镜，靠了这种障眼法，彻底把整个房间仔细打量了一通，一边却装作只顾跟主人谈话。
“我特别留神他座位旁边一张大写字台，台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几封各式各样的信和其他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我不慌不忙地仔细看了老半天，却没看出什么特别起疑的东西。
“我眼睛在房里扫了一周，终于盯在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纸版名片架上，这名片架扎了根肮脏蓝缎带，吊在壁炉架当中一个小铜球上，分成三四档，插着五六张名片，还有一封信。这封信脏得要命，皱成一团。当中几乎扯成两半——好像开头当它没用，打算撕碎，后来改了主意就撂下了。信上有个大黑印，非常触目地印着一个‘德’字，信面上是女人的清秀笔迹，署明德××部长亲收。这封信就随随便便地插在最上面一格里，甚至堂而皇之似的。
“我一眼看见这封信，马上认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