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有个请求。”
“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乐谱可能从哪里搞到？”
大岛想了想说：“如果网上乐谱出版社目录里面有的话，付一点儿款是可以下载的。我查一查好了。”
“谢谢。”
大岛坐在台端，往咖啡杯里放进一块极小的方糖，用咖啡匙小心翼翼地搅拌。“怎么，歌曲喜欢上了？”
“非常。”
“我也喜欢那首歌曲，优美而又别致，直率而又深沉，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者的人品和情怀。”
“歌词倒是高度象征性的。”我说。
“诗与象征性自古以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如海盗和朗姆酒。”
“你认为佐伯明白那里的语句意味着什么？”
大岛扬起脸倾听远处的雷声，推测其距离，而后看我的脸，摇摇头。
“未必。因为象征性与意味性是两个东西。她大概可以跳过意味和逻辑等繁琐的手续而把握那里应有的正确语句，像轻轻抓住空中飞舞的蝴蝶翅膀一样在梦中捕捉词语。艺术家其实就是具有回避繁琐性的资格的人。”
“就是说，佐伯很可能是在其他什么空间——例如梦中——找来歌词的语句的？”
“好诗多少都是这个样子的。假如不能在那里的语句与读者之间找出预言性隧道，那么作为诗的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不过也有不少诗只是以那样的面目出现的。”我说。
“说的对。只要掌握诀窍，做出那样的面目是不难的。只要使用大致是象征性的语句，看上去基本上就是诗。”
“可是《海边的卡夫卡》那首诗能让人感觉出一种非常迫切的东西。”
“我也这样认为。那里的语句不是表层的。不过在我的脑袋中，那首诗已经同旋律融为一体。因此，至于它纯粹作为诗来看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的语言说服力，我是无法正确判断的。”说着，大岛轻轻摇了一下头，“不管怎样，她具有丰沛而自然的才华，也有音乐悟性，同时具有紧紧抓住到来的机会的现实性才智。假如不是那起可怜的事件使她的人生急转直下，她的才华应该施展得更为淋漓尽致。在各种意义上那都是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
“她的才华到底哪里去了呢？”我问。
大岛注视着我的脸说：“你问恋人死了之后佐伯身上的才华去了什么地方？”
我点头：“如果才华类似天然能源那样的东西，那么总会在哪里找到出口吧？”
“我不知道。”大岛说，“才华这东西，其去向是无法预测的，有时会简单地倏然消失，或者像地下水一样钻进地底深处一样直接流去了哪里。”
“也有可能佐伯把那样的才华集中用于其他事情，而没有用在音乐上。”
“其他事情？”大岛深感兴趣似的蹙起眉头，“比如什么事情？”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只是那样觉得。比如……不具外形的事情。”
“不具外形的事情？”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只为自己追求的那样的东西——或许可以说是内心层面的。”
大岛的手伸向额头，把垂在额前的头发撩去后面。头发从纤细的指间滑落下来。
“非常有趣的见解。的确，佐伯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把才华或才能发挥在了你所说的不具外形的什么上面。不过，她终究消失了二十五年时间，没办法弄清在哪里干了什么，除非问她本人。”
我略一踌躇，一咬牙开口道：“我说，问非常非常傻气的事也可以么？”
“非常非常傻气的事？”
我脸红了：“傻透顶的。”
“无所谓。我也绝不讨厌傻透顶的傻事。”
“嗳，大岛，这种事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会向别人说出口去。”
大岛略略歪头。
“佐伯是我母亲的可能性没有么？”我说。
大岛默然。他靠在借阅台上，花时间物色着字眼。这时间里我只是倾听钟的声响。
他开口道：“你想说的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佐伯二十岁时绝望地离开高松，在哪里悄然度日，偶然认识你父亲田村浩一结了婚，幸运地生了你，而四年后因为某种缘故扔下你离家，其后有一段神秘的空白，再往后重新返回四国老家。是这样的吧？”
“是的。”
“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或者说至少在现阶段没有足以否定你这个假设的根据。她的人生很长时间都包笼在迷雾之中。有传言说在东京生活过。而她同你父亲大体同龄。只是，返回高松时是一个人。当然，即使有女儿，女儿也可能独立了在别处生活。呃——，你姐姐多大来着？”
“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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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岁。”大岛说，“但我不像是你姐姐。我有父母有哥哥，都是骨肉至亲，对我来说，他们多得过分了。”
大岛抱着双臂往我脸上看了一会儿。
“对了，我有一点想问你。”大岛说，“你可查看过自己的户籍？那一来，母亲的名字年龄不就一目瞭然了？”
“查看过，当然。”
“母亲的名字写什么？”
“没有名字。”我说。
大岛听了似乎吃了一惊：“没有名字？那种事是不会有的呀……”
“是没有，真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从户籍上看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姐。户籍簿上只记有父亲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就是说，在法律上我是庶出，总之是私生子。”
“可事实上你有母亲和姐姐。”
我点头：“四岁之前我实际有过母亲和姐姐，我们四人作为家庭在一座房子里生活。这点我清楚记得，不是什么想象，不是的。可一到我四岁，那两人就马上离家走掉了。”
我从钱夹里拈出我和姐姐两人在海边玩耍的相片，大岛看了一会儿，微笑着还给我。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我点下头，把旧相片放回钱夹。风盘旋着吹来，雨时而出声地打在窗玻璃上。天花板的灯光把我和大岛的身影投在地上，两个身影看上去仿佛是在另一侧的世界里进行着图谋不轨的密谈。
“你不记得母亲的长相？”大岛问，“四岁之前同母亲一块儿生活，什么样的长相多少该记得的吧？”
我摇头道：“横竖记不起来。为什么不晓得，在我的记忆中，单单母亲长相的部分黑乎乎的，被涂抹成了黑影。”
大岛就此思考片刻。
“喂，你能不能把佐伯可能是你母亲的推测说得再详细点儿？”
“可以了，大岛，”我说，“不说这个了吧。肯定是我想过头了。”
“没关系的，把脑袋里有的都说出来看看。”大岛说，“你是不是想过头了，最后两人判断就是。”
地板上大岛的身影随着他些微的动作动了动，动得好像比他本人动的夸张。
我说：“我和佐伯之间，有很多惊人一致的东西，哪一个都像拼图缺的那块一样正相吻合。《海边的卡夫卡》听得我恍然大悟。首先，我简直像被什么命运吸引着似的来到这座图书馆。从中野区到高松，几乎一条直线——思考起来非常奇异。”
“的确像是希腊悲剧的剧情简介。”
我说：“而且我恋着她。”
“佐伯？”
“是的，我想大概是的。”
“大概？”大岛皱起眉头，“你是说大概恋着佐伯？还是说对佐伯大概恋着？”
我脸又红了。“表达不好，”我说，“错综复杂，很多很多事我也还不大明白。”
“可是你大概对佐伯大概恋着？”
“是的，”我说，“非常强烈。”
“虽然大概，但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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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头。
“同时又保留她或许是你母亲的可能性。”
我再次点头。
“你作为一个还没长胡子的十五岁少年，一个人背负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大岛很小心地啜了口咖啡，把杯放回托碟；“不是说这不可以；但所有事物都有个临界点。”
我沉默。
大岛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思索良久；之后将十支纤细的手指在胸前合拢。
“尽快把《海边的卡夫卡》的乐谱给你搞到手。下面的工作我来做，你最好先回自己房间。”
午饭时间我替大岛坐在借阅台里。由于一个劲儿下雨，来图书馆的人比平时少。大岛休息完回来，递给我一个装有乐谱复印件的大号信封。乐谱是他从电脑上打印下来的。
“方便的世道。”大岛说。
“谢谢。”
“可以的话，能把咖啡拿去二楼？你做的咖啡十分够味。”
我又做了杯咖啡，放在盘子里端去二楼佐伯那里，没有糖没有牛奶。门像平时那样开着，她在伏案写东西。我把咖啡放在桌上，她随即扬脸一笑，把自来水笔套上笔帽放在纸上。
“怎么样，多少习惯这里了？”
“一点点。”我说。
“现在有时间？”
“有时间。”
“那么坐在那里，”佐伯指着桌旁的木椅，“说一会儿话吧。”
又开始打雷了，虽然离得还远，但似乎在一点点移近。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
“对了，你多大来着，十六岁？”
“实际十五岁，最近刚刚十五。”我回答。
“离家出走？”
“是的。”
“有非离家不可的明确的原因？”
我摇头。到底说什么好呢？
佐伯拿起杯子，在等我回答的时间里喝了口咖啡。
“待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毁。”
“损毁？”佐伯眯细眼睛说。
“是的。”我说。
她停顿一下说道：“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使用受到损毁这样的字眼，我总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让人发生兴趣……那么，具体说来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所说的受到损毁？”
我搜肠刮肚。首先寻找叫乌鸦的少年的身影，但哪里也没有他。我自己物色语句。这需要时间，而佐伯又在等待。电光闪过，俄顷远处传来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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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自己被改变成自己不应该是那样的形象。”
佐伯兴趣盎然地看着我：“但是，只要时间存在，恐怕任何人归根结底都要受到损毁，都要被改变形象，早早晚晚。”
“即使早晚必然受到损毁，也需要能够挽回的场所。”
“能够挽回的场所？”
“我指的是有挽回价值的场所。”
佐伯从正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我脸红了，但仍然鼓足勇气扬起脸。佐伯身穿深蓝色半袖连衣裙。她好像有各种色调的蓝色连衣裙。一条细细的银项链，一块黑皮带小手表——这是身上所有的饰物。我在她身上寻找十五岁少女的面影，当即找了出来。少女如电子魔术画一样潜伏在她心的密林中安睡，但稍一凝目即可发现。我的心脏又响起干涩的声音，有人拿铁锤往我的心壁上钉钉子。
“你才刚刚十五岁，可说话真够有板有眼的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默不作声。
“我十五岁的时候，也常想跑得远远的，跑去别的什么世界。”佐伯微笑着说，“跑去谁也够不到的地方，没有时光流动的地方。”
“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场所。”
“是啊。所以我就这么活着，活在这个事物不断受损、心不断飘移、时间不断流逝的世界上。”她像暗示时间流逝似的缄口停顿片刻，又继续下文，“可是十五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那另一世界的入口。”
“您孤独吗，十五岁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是的，我是孤独的。尽管不是孤身一人，但就是孤独得很。若说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明白自己不能变得更为幸福，心里一清二楚。所以很想很想保持当时的样子，就那样遁入没有时光流动的场所。”
“我想让年龄尽快大起来。”
佐伯拉开一点距离读我的表情：“你肯定比我坚强，有独立心。当时的我只是一味幻想着逃避现实，可是你在同现实搏斗，这里有很大区别。”
我一不坚强二没有独立心，不外乎硬被现实推向前去罢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看到你，我就想起很早以前那个男孩儿。”
“那个人像我？”我问。
“你要高一些，身体也更壮实，不过也可能像。他和同年代的孩子谈不来，总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谈复杂事情的时候和你一样在眉间聚起皱纹。听说你也常常看书……”
我点头。
佐伯看一眼钟：“谢谢你的咖啡。”
我起身往外走。佐伯拿起黑色自来水笔，慢慢拧开笔帽，又开始写东西。窗外又闪过一道电光，一瞬间将房间染成奇特的颜色。稍顷雷声传来，间隔比上次还短。
“喂，田村君！”佐伯把我叫住。
我在门槛上立定，回过头。
“忽然想起的——从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雷的书。”
我默然。关于雷的书？
“在全国到处走，采访遭遇雷击而又活下来的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采访人数相当不少，而且每个人讲的都很生动有趣。书是一家小出版社出的，但几乎卖不动，因为书里面没有结论，而没有结论的书谁都不愿意看。在我看来没有结论倒是非常自然的……”
有个小锤子在我脑袋里“嗑嗑”地叩击某个抽屉，叩击得异常执著。我试图回想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却又不知道回想的是什么。佐伯继续写东西，我无奈地返回房间。
劈雷闪电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雷声很大，真怕图书馆所有玻璃都给震得粉身碎骨。每次电光闪过，楼梯转角平台的彩色玻璃都把远古幻境般的光色投在白墙上。但快到二点时雨停了，黄｜色的太阳光从云隙间泻下来，仿佛世间万象终于握手言欢了。在这温馨的光照中，惟独房檐的滴雨声响个不止。不多久，黄昏来临，我做闭馆的准备。佐伯向我和大岛道一声再见回去了。她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我想象她坐在驾驶席上转动钥匙的身姿。我对大岛说往下我一个人可以拾掇，放心好了。大岛吹着歌剧独唱旋律的口哨在卫生间洗手洗脸，很快回去了，他的马自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