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都呻吟不止。可是不能半途而废。他再次深吸口气，发出一声呐喊。但声音已不再传入自己耳内。也许说了句什么。他闭起眼睛，从哪里借来超越极限的力气——那不是他身上原本有的力气。大脑处于缺氧状态，一片雪白。几根神经如跳开的保险丝接连融解。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想不成。空气不足。然而他终于把石头一点点搬高，随着一声更大的呐喊将它翻转过来。一旦越过某一点，石头便顿时失去重量，而以其自重倒向另一侧。“呯嗵”一声，房间剧烈摇颤，整座建筑都似乎随之摇颤。
星野朝后躺倒，仰卧在榻榻米上，气喘吁吁。脑袋里如有一团软泥在团团旋转。他想，自己再不可能搬这么重的东西了（这时他当然无从知晓，后来他明白自己的预测过于乐观）。
“星野君，”
“嗯？”
“您没白费力，入口开了！”
“哟，老伯，中田，”
“什么呢？”
星野仍仰天闭着眼睛，再次大大吸了口气吐出。“假如不开，我可就没面子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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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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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森林
海边的卡夫卡
第 33 章 填埋已然失去的时光
我赶在大岛来之前做好图书馆开门准备。给地板吸尘，擦窗玻璃，清洗卫生间，用抹布把每张桌子每把椅子揩一遍。用上光喷雾器喷楼梯扶手，再擦干净。楼梯转角的彩色玻璃拿掸子轻轻掸一遍。再用扫帚扫院子，打开阅览室空调和书库抽湿机的开关。做咖啡，削铅笔。清晨一个人也没有的图书馆里总好像有一种令我心动的东西。一切语言和思想都在这里静静憩息。我想尽量保持这个场所的美丽、清洁和安谧。我不时止步注视书库路排列的无言的书，用手碰一下几册书的书脊。十点半，停车场一如往常传来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多少有些睡眼惺松的大岛赶来了。开馆时间前我们简单交谈几句。
“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想到外面去一下。”开馆后我对大岛说。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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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体育馆健身房活动活动身体。有一段时间没正经运动了。”
当然不仅是这个。如果可能，作为我不想同上午来上班的佐伯见面。想多少隔些时间让心情镇静下来，然后再见。
大岛看看我的脸，吸口气后点头道：“一定多加小心。我不是老母鸡，不想啰嗦太多，但以你现在的处境，无论怎么小心都不至于小心过份。”
“放心，注意就是。”
我背起背囊乘上电车，来到高松站，转乘公共汽车去那座体育馆。在更衣室换上运动服，一边用MD随身听“王子”一边做循环锻炼。由于好久没做了，一开始身体到处叫苦。但我坚持做下去。叫苦和拒绝负荷是身体的正常反应。我必须做的是安抚和制服这样的反应。我一边听《小小红色巡洋舰》（Little Red Covette），一边大口吸气、憋住、呼出，再吸气、憋住、呼出，如此有条不紊地反复数次，让肌肉痛到接近临界点为止。流汗，T恤湿透变重。几次去冷饮机那里补充水分。
我一边像往常那样轮流用器材锻炼，一边考虑佐伯。考虑同她的交合。我想什么也不考虑，但没那么简单。我把意识集中于肌肉，让自己潜心于规律性。以往的器材，以往的负荷，以往的次数。耳朵里“王子”在唱《你这性感骚货》（Sexy Motherfucker）。我的阳物端头仍有隐约的痛感，一小便尿道就疼。Gui头发红。包皮刚刚剥离的我的阳物还很年轻很敏感。我脑袋里全是稠密的性幻想、茫无头绪的“王子”的嗓音，以及来自很多书本的只言片语，脑袋几乎胀裂。
用淋浴冲掉汗水，换上新内衣，又乘公共汽车返回车站。肚子饿了，进眼睛看到的餐馆简单吃了点东西。吃着吃着，发觉原来就是我第一天进的餐馆。如此说来，来这里到底多少天了呢？图书馆里的生活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来四国后一共应有三个星期左右。从背囊掏出日记本往回一看即可了然，而在脑海里没办法准确算出天数。
吃完饭，一边喝茶一边打量站内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人们都在朝某处移动，如果有意，我也可以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可以马上乘某一列电车奔赴不同的场所，可以跑去另一处陌生的街市一切从零开始，一如翻开笔记本崭新的一页。例如可以去广岛，福冈也行。我不受任何束缚，百分之百自由。肩上的背囊里塞有维持眼下生存的必要物品：替换衣物、洗漱用具、睡袋。从父亲书房里拿出的现金仍几乎没动。
然而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
“然而你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叫乌鸦的少年说道。
你抱了佐伯，在她体内She精，好几次。每次她都予以接受。你的阳物还在火辣辣地痛，它还记得她里面的感触。那也是你拥有的一个场所。你想图书馆，想清晨悄然排列在书架上的不说话的书，想大岛，想你的房间、墙上挂的《海边的卡夫卡》以及看画的十五岁少女。你摇头。你没办法从这里离开，你是不自由的。你真想获得自由不成？
在站内我几次同巡逻的警察擦肩而过，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身负背囊的晒黑的年轻人到处都有，我也难免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融入万象之中。无须心惊胆战，自然而然即可，因为那一来谁也不会注意到我。
我乘挂有两节车厢的电车返回图书馆。
“回来了？”大岛招呼道。看见我的背囊，他惊讶地说：“喂喂喂，你怎么老背那么大的行李走来走去啊？那样子岂不活活成了查理·布朗漫画中那个男孩的从不离身的毯子了？”
我烧水泡茶喝。大岛像平日那样手里团团转着刚削好的铅笔（短铅笔到哪里去了呢）。
“那个背囊对于你好比只自由的象征喽？肯定。”大岛说。
“大概。”
“较之把自由本身搞到手，把自由的象征搞到手恐怕更为幸福。”
“有时候。”
“有时候。”他重复一遍，“倘若世界什么地方有‘简短回答比赛’，你肯定能拿冠军。”
“或许。”
“或许。”大岛愕然说道，“田村卡夫卡君，或许世上几乎所有人都不追求什么自由，不过自以为追求罢了。一切都是幻想。假如真给予自由，人们十有八九不知所措。这点记住好了：人们实际上喜欢不自由。”
“你呢？”
“呃，我也喜欢不自由。当然我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岛说，“让·杰克·卢梭有个定义——文明诞生于人类开始建造樊篱之时。堪称独具慧眼之见。的确，大凡文明是囿于樊篱的不自由的产物。当然，澳大利亚大陆的土著民族例外，他们一直把没有樊篱的文明维持到十七世纪。他们是本性上的自由人，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情。他们的人生的的确确处于四处游走的途中，游走是他们生存本身的深刻的隐喻。当英国人前来建造饲养家畜的围栏时，他们全然不能理解其意味什么，于是他们在未能理解这一原理的情况下被作为反社会的危险存在驱逐到荒郊野外去了。所以你也要尽量小心为好，田村卡夫卡君。归根结底，在这个世界上，是建造高而牢固的樊篱的人类有效地生存下来，如果否认这点，你势必被赶去荒野。”
我返回房间放下行李。然后在厨房重新做了咖啡，一如平日端去佐伯房间。我双手端着浅盘，一阶一阶小心登上楼梯。旧踏板轻声吱呀着。转角那里的彩色玻璃把若干艳丽的色彩投射在地板上，我把脚踩进那色彩中。
佐伯在伏案书写着什么。我把咖啡杯放在写字台上，她抬起头，叫我坐在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她身穿黑色的T恤，外面披一件牛奶咖啡色的衬衣，额发用发卡往上卡住，耳朵上戴一副小小的珍珠耳环。
她半天什么也没说，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刚写完的字，脸上浮现的表情和平日没什么两样。她扣上自来水笔帽，放在稿纸上，摊开手，看手指沾没沾墨水。周日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泻入。院子里有人在站着闲谈。
“大岛说了，去健身房来着？”她看着我问道。
“是的。”
“在健身房做什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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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和举重。”
“此外？”
我摇头。
“孤独的运动。”
我点头。
“你肯定想变得强壮。”
“不强壮生存不下去，尤其是我这种情况。”
“因为你孤身一人。”
“谁也不肯帮我，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肯帮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为此必须变得强壮，如同失群的乌鸦。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
“噢——”她语气里不无佩服的意味，“那么，你是乌鸦了？”
“是的。”
是的，叫乌鸦的少年说。
“不过那样的生存方式恐怕也还是有其局限的。不可能以强壮为墙壁将自己围起来。强壮终究将被更强壮的击败，在原理上。”
“因为强壮本身成为了道德。”
佐伯微微一笑：“你理解力非常好。”
我说：“我追求的、我所追求的强壮不是一争胜负的强壮。我不希求用于反击外力的墙壁。我希求的是接受外力忍耐外力的强壮，是能够静静地忍受不公平不走运不理解误解和悲伤等种种情况的强壮。”
“那恐怕是最难得到的一类强壮。”
“知道。”
她的微笑进一步加深：“你肯定什么都知道。”
我摇头：“那不是的。我才十五岁，不知道的——必须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不可胜数。比如关于您佐伯就什么也不知道。”
她拿起咖啡喝着。“关于我，应该知道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就是说，我身上没有任何你必须知道的事情。”
“那个假说您记得么？”
“当然记得。”她说，“不过那是你的假说，不是我提出的假说，所以我可以不对假说负责任。对吧？”
“对的。必须由提出假说的人证明假说是正确的。”我说，“那么我有个问题要问。”
“什么问题呢？”
“您过去写过一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出版了，是吧？”
“是的。”
“书现在还能找到吗？”
她摇头：“本来印数就不很多，加之早已绝版，库存大概都化为纸浆了，连我自己手头上也一本都没有。我想我上次也说了，原本就没谁对采访遭遇雷击之人写成的书感兴趣。”
“为什么您感兴趣呢？”
“这——，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我从中感觉出某种象征性的东西，也可能仅仅为了使自己忙起来而随便找个目的活动活动脑袋和身体。直接的起因是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是一时心血来潮开始调查的。那时候我也从事写东西的工作，钱不成问题，时间也可以随意支配，所以能够一定程度上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过作业本身是饶有兴味的，可以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不做那件事，我很可能同现实越离越远，闷在自己内心出不来。”
“我父亲年轻时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僮，给雷打过，死里逃生。和他在一起的人死了。”
“在高尔夫球场被雷打死的人为数相当不少。一马平川，几乎无处可躲，况且高尔夫俱乐部本来就让雷喜欢。你父亲也姓田村吧？”
“是的。年龄我想和您差不多少。”
她摇头道：“记忆中没有田村这个人。我采访的人里边没有姓田村的。”
我默然。
“那大概也是假说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在写关于落雷的书期间同你父亲相识，结果你出生了。”
“是的。”
“那么，话题就结束了——不存在那样的事实。所以你的假说无由成立。”
“未必。”我说。
“未必？”
“因为很难完全相信你的话。”
“这又为何？”
“比如我一提起田村这个名字，您当即说没有这个人，想都没怎么想。您二十多年前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有没有姓田村的，不至于一下子想得起来吧？”
佐伯摇摇头，又啜了口咖啡。分外浅淡的笑意浮现在她的嘴角。“啊，田村君，我……”说到这里，她合上嘴。她在寻找语句。
我等待她找到语句。
“我觉得自己四周有什么开始发生变化了。”佐伯说。
“什么事情呢？”
“说不明白，但我知道。气压、声音回响的方式、光的反映、身体的举止、时间的推移，都在一点一点变化，就像很小的变化水滴一滴滴汇聚起来形成一道溪流。”
佐伯拿起“勃朗·布兰”自来水笔，看了看，又放回原来位置，继而从正面看我的脸。
“昨夜在你房间里，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想也在这些变化之中。我不知道昨夜我们做的事是否正确，但当时我下决心不再勉强判断什么，假如那里有河流，我随波逐流好了。”
“我说出我对您的想法可以吗？”
“可以的，当然。”
“您想做的，大约是填埋已然失去的时光。”
她就此思索片刻。“也许是的。”她说，“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大概也在做同样的事。”
“填埋失去的时光？”
“是的。”我说，“我的童年时代被剥夺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是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趁现在挽回，哪怕挽回一点点。”
“为了继续生存。”
我点头：“那样做是必要的。人需要能够返回的场所那钟东西。现在还来得及，或许。不论对我还是对您。”
她闭上眼睛，十指在台面合拢，又像领悟了似的把眼睛睁开。“你是谁？”佐伯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