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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为学头脑
【原典】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来访的学者说：“做学问必须有头脑，如此功夫才有着落。纵然做不到一遇即懂，融会贯通，但有了头脑就如船有舵，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不然的话，虽然苦学用功，但也只是‘义袭而取’，只能是做了好事也不知道缘由，习以为常后又不知其所以然。不是天下的大本（根本）与达道（原则）。”
先生接着又说：“有了头脑，横说直讲你都能整明白。如果此处明白了，别处又不明白了，只是因为没有用脑。”
【解读】
阳明上承了密宗先顿后渐的思辨方法，强调顿悟的先导作用，他把顿悟良知本体之理视做“为学头脑”。认为学问之要，首在头脑，次在志真，头脑正，悟门开，从心发明，从身悟入，则任何问题皆可自化。
第9章 志向真切
【原典】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译文】
有人问：“为了父母而做学问，难免被科举中第所累吧？”
先生答：“要是这样，那么为了侍奉父母而种田，也有碍于思想进步呀？程颐说‘只害怕丧失了志向’，是说只怕是求学的志向不真切呀！”
【解读】
这是在批评为懒惰而以父母为借口的人。阳明先生的意思很明确，做学问要志向真切。只要志向真切了，其他外在的因素都不能妨碍思想的进步和学问的增长。相反，如果志向不真切，而总是拉客观、找借口，做学问就很难取得成就。
第10章 主宰常定
【原典】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欧阳德（字崇一，王守仁的弟子）问：“平时总是觉得意念思想很忙乱，有事时固然会忙，无事时也觉得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一刻是会停息的。但有了一个主宰，变化时就会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而主宰却是安定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主宰安定了，像天运一般没有障碍，即使日理万机，也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不动，百体从撙令而行’。如果没有主宰，只是个意气用事，怎么会不忙呢？”
【解读】
王阳明认为，“忙”并不是事多而繁忙，乃因“无主宰”而致“失序”，进而“失据”，与事之多寡无关。主宰常定，变化之先后急缓秩序确定，人事秩序也随之确定，有事无事故得从容自在。主宰缺失，意气用事，秩序无存，有事无事皆忙皆乱。这里阳明所称的主宰指的是心，这主宰就是一片纯然的天理，一个昭明的良知。人心如果中无所主，那还不会百欲交侵、心劳日拙吗？所以心有主宰，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头脑功夫。
第11章 不务空名
【原典】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忘人？”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最大的毛病就在好名。”
薛侃说：“从去年起，我感觉自己这方面的毛病减轻了许多。近段时间来仔细地内省自视，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难道我一直很注意外人怎么看吗？听见夸赞就高兴，听闻批评就郁闷，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的表现。”
先生说：“肯定是了！好名与务实相对，务实的心思重一分，那么好名的心思就轻一分。如果自己全是务实的心思，那么好名的心思也就全没了。如果务实的心思犹如饥饿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哪有闲心去好名啊？”
先生又说：“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四声，和孟子所说的‘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是一个意思。实际和名声不相符合，活着还可以补救，死了就没办法再改了。孔子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中的‘闻’是没有闻道，并非没有名声。孔子还曾说过‘是闻也，非达也’。他怎么会用声名来对待别人呢？”
【解读】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很多人总想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武人打仗打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要衣锦还乡，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王阳明反对追虚逐妄，强调名副其实。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排斥虚妄，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
第12章 以改之为贵
【原典】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药，以改正为贵。若是留滞于心，怅然不去，那么又会因药而生病了。”
【解读】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有悔恨改过之心是完善自我道德的良药，但最重要的是吸取教训，下次别再重蹈覆辙就行了，没有必要以苦行来折磨自己。人应该有悔悟之心，但不该让它成为负担。
第13章 道德实践
【原典】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什么，可哀也已！”
【译文】
刘德章（王阳明的学生）说：“听先生用精金比喻圣人，以金的分量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金的锻造提炼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真是深刻呀！只是先生把尧、舜比作万镒重的金子，而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金子，我怀疑不太妥当。”
先生说：“这又是从表面上去考虑的，这才替孔子争分量。如果是从心上起来的念头，即便说尧舜是一万镒也不算多，说孔子九千镒也不为少。尧舜的一万镒也相当于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相当于是尧舜的，本来也不分彼此。之所以称为圣人，只看心体是否‘精一’，而不论才智的大小。只要他们内心的纯粹天理是相同的，便统称他们为圣人。若是论及他们的才智气魄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后来的儒生就是因为思想意识总是停留在分量的较量层面上，所以才流于功利之心。如果去掉了比较分量的心思，每个人尽自己所能，只在存养天理上下工夫，即会各有收获，素质好的成就大，素质一般的也小有成就，不需要凭借外力，自可修成正果。此乃实实在在明德修身的事。后世儒生不明白圣人的根本，不知道从自己心体的良知良能上去体会、认识与拓展，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地好高骛远，爱慕虚荣，全不知自己这已经是桀、纣的心体，却动不动就想做尧、舜的事业，这怎么能做到？终年碌碌无为，直到终老死去，都不知道到底成就了些什么，真是悲哀呀！”
【解读】
阳明先生在这里再次阐发了人类最高可能的平等性，以及人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孔孟的尽性知命的情怀在他这里得到了圆通！阳明先生指点出了人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学做圣人，无论是谁，只要真心实意这么追求了，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致“人人自有，个个圆成”。
第14章 体用一源
【原典】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译文】
薛侃问：“先儒认为‘静是心的本体，动是心的应用’，这话怎么样？”
先生说：“心不能用动静来区分本体和应用。动与静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就本体而言，应用在本体之中；就应用而言，本体也寓于在应用之中。所以说‘体用一源’。如果说静时可以看见心的本体，动时可以看见心的作用，倒也没什么问题。”
【解读】
在王阳明眼里，体和用是一回事，动不是用，静也不是体，体用只是人们对于心的一种判断。除了心的分别作用，别无其他。王阳明在这里实际是否定了存在体与用了，因为在这里心的作用只是自我的分别，本身没有体与用的分别了。
第15章 不肯移
【原典】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译文】
薛侃问：“孔子为什么说上智之人与下愚之人不能互相转变？”
先生说：“不是不能转变，孔子的意思是他们不肯转变。”
【解读】
孔子曾说“上智”是“生而知之”，即超人或天才，孔子说自己不是。“下愚”是指先天素质很不好的人。阳明的解释着重在自觉学习，在于自己的志向和后天的努力。不论是谁，只要自己肯下工夫，“良知”都是可以达到的。
第16章 善用俱是
【原典】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译文】
薛侃向先生请教“子夏门人问交”这一章。
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小孩子之间的交往，子张说的是成人之间的交往。如果善于应时应用，都是对的。”
【解读】
孔子弟子子夏的门人，向师叔子张请教如何交朋友。子张说：“子夏怎么说？”门人回答：“子夏说：‘可以跟他交朋友的就交，那些不能交朋友的人就拒绝和他交。’”子张说：“跟我所听到不大一样：君子尊重贤德的人，而且能容纳众多的普通人；赞美那些有才能的人，而且尊重怜惜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我自己如果是很贤德的人，对别人还有什么不能容纳？我自己如果不是贤德的人，别人可能会拒绝和我交朋友，哪里用得着自己再去拒绝别人呢？”
关于论语这篇，南怀瑾《论语别裁》得出了“有容德乃大”的结论。甚至推论出，圣人之学到第二代、第三代已经开始分化了。而王阳明亦以为然。所不同的是，“后儒”们只看表面，不如阳明先生透彻——若善用之，亦俱是。
第17章 主体性觉醒
【原典】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如何？”
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间辨思索存省克治功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羲日洽浃。安得不说？”
【译文】
冯恩（字子仁，王阳明的学生）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儒认为学习就是效仿先觉们的行为。是这样吗？”
先生说：“学是要学如何‘去人欲，存天理’，你只要每件事上都去人欲存天理，那么自己就比先觉们都正心。如果你从事于古训的考诂工作，在过程中自然就下了许多思考、考据、辨误、理解、记忆、简化等功夫，然而也不过还是去内心之人欲，存心之天理罢了。如果说效法先觉者的作为，则只是说中了学习过程中的一件事，这事还有点专于物外寻找真理的味道。‘时习’的人‘坐如尸’并不是专门来学老老实实坐着的，而是安心坐在那儿修习自心的；‘立如斋’，也不是专心学习怎么个立法，而是学习立时纯洁内心。‘说’是‘理义之悦我心’的‘悦’，人心本来就以理义为悦，就像眼睛以色为悦，耳朵以声为悦，只是因为被私欲遮蔽才有不喜欢的时候。现在私欲渐去，则理义自通，哪能不高兴呢？”
【解读】
朱子将“学而时习之”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