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提供生活必需品，相互间不攀比不嫉妒。而那些才智出众的，譬如皋陶、夔、后稷和契，则出来做官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人负责衣食的生产，有人负责经商互通有无，有人负责制造器具备用，大家集思广益，协力同心，来实现赡养父母、教养子女的心愿，都生怕自己从事的事情做不好给大家带来损失，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
所以后稷负责农业，不怕别人笑话自己不知道教化，把契的善于教化当做自己的善于教化。夔负责音乐管理，也不为自己不明白礼仪发愁，他视伯夷的通晓礼仪为自己通晓礼仪。这都是由于他们心术纯正、充溢天理，才能成就“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仁政，所以他们的精神、志气流贯通达，而没有你我之分，人和物之分。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目视、耳听、手持、足行，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眼睛不怕自己听不到，而耳朵听到什么，眼睛自然会跟过去看；足不怕自己拿不起东西，而手一伸过去，足肯定自动趋前。这是因为人体元气充沛循环，血脉畅通，所以痒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应，有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奇妙。而圣人之学所以非常简单，好懂易学，容易实践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只在于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良知，至于知识技能的学习不是这里要讨论的。
夏、商、周三代以后，王道衰而霸术兴，孔孟逝而圣学隐，圣学隐而邪说横。当时，教师不再教圣学，学生也不再学圣学。讲授霸术的人，盗用与先王相近似的东西，假借外在的技能来掩盖，以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致天下读书人昏昏然拜服其门下，圣人之道于是就荒芜阻塞了。世人相互仿效，天天探求富国强兵的学说、倾轧诡诈的计谋、攻打讨伐的策略，这一切都不过是欺天罔人，以求逞一时之效。以获取声名利益为目的的霸术家，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当时多得不计其数。霸术盛行日久，导致互相斗争抢夺，祸害无穷，这些人沦落为夷狄禽兽，而霸道权术也没法再推行下去了。
当时的儒家学者，愤慨悲伤之余，搜罗前代圣王的典章制度，拾遗补缺于战火灰烬之中，他们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挽回先王的圣道。然而圣学已经失传太久了，而霸术的流播已经积淀太深，就算是当世的贤人也不免受到习气的感染，他们希望讲明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术的影响力，而圣学的踪迹却再也寻不到了。于是产生了解释古书的训诂学，传播讲授为了虚名；于是产生了记诵学，所记言论让人觉得自己博学；于是产生了词章学，以华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靓丽。像这样的人纷纷扰扰，群起纷争，世上不知有多少家。旁门左道，万千门派，让人们无所适从。当时的学者，就像杂耍艺人，戏谑跳踉，骋奇斗巧。献媚取悦的人从四面八方竞相涌出，令人瞻前顾后，应接不暇，以至于耳聋眼花，精神恍惚，入夜遨游沉溺其中，就像丧心病狂的人，却不知道自家学术到底皈依于何处。当时的君王也都昏聩颠倒于这类学问中，终生沉湎于空洞的虚文，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时，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欲有所作为，也不过是些国家富强、争名夺利的霸术罢了。
圣人的学问，越来越晦暗；功利的习气，越来越严重。这期间有人曾经被佛道的学说所迷惑，然而佛道的学说却也没能使他的学说脱离功利性；还有人尝试着折中儒学各家的见解，但群儒的学说终究也阻止不了人们对功利的追逐。直到今天，功利心的流毒已经积习成性，有数千年之久。以学问知识作为自大的资本，以强权势力作为相互倾轧的工具，以物质利益作为相互争夺的标的，以技能大小标榜自己的高明，以声誉高低作为结党的准则。那些做官的，管钱粮的还想兼管军事和司法；管礼乐的还想占据吏部要职；在郡县上做官的，又想到省里当主管人事、财政和司法的大官；位居御史台和谏议大夫，却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不能做那样的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实际上，记诵广正好助长了他们傲慢的气焰；知识丰富正好使他们得以行恶；见闻广博正好利于他们狡辩；文采华丽正好掩饰他们的虚伪。皋、夔、稷、契都不敢说自己能兼任的事，现今的初学后生却敢琢磨通晓其理论、研究其方法。其表面宣称“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业”，实则内心里想的却是如果不这样就不方便中饱私囊。
唉！以这样的积习，以这样的心态，又讲求这样的学术，当他们听到圣人的教化时，自然视为累赘迂腐之说；那么他们把良知视为不是，把圣人的学说当做无用的东西，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唉！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想以学为志，不也是太劳累，太拘泥、太艰难了吗？唉，可悲呀！所幸天理存在于人的内心，终归是不能泯灭的。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那么听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论，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激昂之状一如决堤的江河一样不可阻挡。若非豪杰之士，无所畏惧愤然而起的人，我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
【解读】
阳明先生这番长论，说的是对时事学风“拔本塞源”的问题。他从知行合一讲起，到了最后竟然有这么激烈的情感，阳明救世之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真真如刘宗周所言，读罢，“迫见先生一腔真血脉，洞彻万古”。使世人发现自己原初的、已为功利之见所尘封的良知之心，怕是阳明最大的希冀。
第二卷 答周道通书——在事上磨炼
周道通就是周衡，江苏宜兴人，道通是他的字，他的号是静庵，曾跟随王阳明学习，后又从学湛若水，能够协调王、湛两家的学说，曾任知县。
第1章 心意之所向
【原典】
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信云：“日用功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功夫所得，功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译文】
吴、曾两位学生来我处，详细说了你恳切向圣道的志向，甚觉欣慰，同时也很想念你。你这样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笃信好学的人。由于我正为家父守丧，故无法与吴、曾两位后生深入交谈，但他们两位也是有志向肯用功的人，每次见到他们都会感觉到他们学业上的进步。我实在不能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诚意，对他们来说，也可说是无负于他们远来的意愿。临别之际，他们把你给我写的信册交给我，并让我据此写些东西。我此时内心荒诞昏乱也无言可讲，只就你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略作回答，草草写就，不周之处，他们两位自会向你详细口述。
你信中说：“先生说‘平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教诲时时加以体察检验，就更加明白了。可是我一向为学总也离不开学友，如果学习时有学友在一块互相探讨，那心中的志向就非常开阔宏大，才思亦且灵动；如果有三五天不和学友探讨，便会觉得志向微弱，遇到事情就会产生困惑，有时还会忘掉志向。现今我在没有学友讨论的时候，要么就是静坐、要么就是看书，或者是浏览一下经传之类的，举手投足间都不忘存养这个心志，深刻感觉到心情平和舒适。然而终究不如和朋友一起讲习时那样思维开动，更有生机。离开朋友隐居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求道呢？”
这段话足以说明你下工夫是有收获的。立志的功夫也大概就是这样，只要每天都坚持，从不间断，等到功夫纯正熟练后自然会感觉不同。大抵我们这些人做学问，最关键的立足点就是立志。之所以会有困惑、遗忘的毛病，也只是志向欠缺，还不真实确切。就像好色的人，从来也不会美人当前感觉困惑与忘记，这就是因为好色已深入他的骨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应会搔痒按摩，既然自己知道痛痒，自己当然就不能不揉挠了。佛家把这叫“方便法门”。必须是自己调整琢磨，别人很难帮上忙，也更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一借鉴。
【解读】
本文开篇交代了《答周道通书》的背景，随后，阳明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做学问时疲劳、遗忘的缺点，关键在于不真切，并强调做学问的核心处就是立志。他说的志，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
第2章 何思何虑
【原典】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译文】
你信中说：“谢良佐（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道理，只是感慨发得太早了。’这放在学者下工夫上来说，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景象，并放在一块看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景象，就会有拔苗助长的弊端；可若是只晓得‘何思何虑’的是什么，却忘怀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堕入虚无。必须既不滞涩于有，又不堕落于无。这样说对吗？”
你这样说基本上正确，只是深度还不够。谢良佐与程颐的对话，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与孔子《易经·系辞传》上说的宗旨稍稍有别。《系辞传》上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索考虑的只是一个天理，没有别的可以思虑，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思虑。所以系辞才会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岂是在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别的更多的天理可以通过思虑而得吗？天理原本就是寂静而无所变化的，感应后就能通达的。学者用功，即使有千思千虑，但也只是要恢复心体的本原而已，这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就是自私弄智。“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在学生身上必须下工夫去做到。程颐却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所以才会说出“发得太早”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则是他自己已经觉察到前边所说的话尚有欠缺。周敦颐的“主静”说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看法，虽然有点见地，但仍不免把功夫当两回事看待了。
【解读】
王阳明曾主张学者通过静坐的方式，达到《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以恢复良知本性。无事存养，静中体悟的方法，就是使良知时刻彰显天理的功夫，若良知时刻照应天理，则真心自然顺应无滞。
第3章 圣人气象
【原典】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功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失，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此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