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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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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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圣人达到了‘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程度,也不过是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上慢慢培养起来的。后世儒生不理解格物的学说,看到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就想要在刚开始时就学会所有的学问,哪里有这种道理!”

先生又说:“学子立志用功,就如同种树。刚开始只有根芽还没长出树干来,等长出了树干还没长枝,长了树枝之后长叶子,叶子长好后开花、结果。刚种上树根时,你只管培土灌溉,不要想着生枝、长叶、开花、结果。空想那些有什么用?只要不忘了培土灌溉的功夫,何愁没有枝叶和花果?”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谈到志与功的问题,他认为,立志与为此做出努力是一致的,要为实现志向不断勤勤恳恳地做一切应当做的事,好的结果自然就会得到。这就如孟子所说的:“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在阳明看来,知识的长进和志向的实现,如同作物生长一样,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渐积而前,然后才能通达。

第14章 心即性,性即理

【原典】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虚灵不眛,众理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译文】

陆澄问:“看书看不明白,怎么办?”

先生说:“看不明白的原因是你只局限在字的表面意思上下工夫了,要是这样还不如看程朱的学问。他们的学问倒是看得多了,自然就会理解,只是他们做学问虽然极其清楚明白,但这样你能真正学到什么呢?想学明白,必须得从自己的内心去用功,凡是不明白的、解释不通的,你就换位思考,从自己的内心去体会,就一定能学明白、解释得通畅。所谓的《四书》《五经》,不过是讲心体的,这心体即所说的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没有二法,这是学习的关键。”

《大学》集注说:“让心体空灵而不愚昧,各种道理具备,那么万事万物就会显现出来。”这句话更加印证了老师关于除心而外再无真理,再无他事。

有人问:“晦庵先生(朱熹)说:‘人们学习的东西,心和理而已。’这话说得对吗?”

先生说:“心即是性,性即是理。他说的‘与’字,恐怕就把两者作为两物来对待了,这点求学的人要善于观察发现。”

有人说:“人都有这颗心,既然心即是理,那为什么有的为善有的却为恶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失去了心之本体。”

【解读】

程朱的性,负载的是理,王阳明的心,负载的是良知。良知的核心是良知具有知善去恶的先验的内在的能力,既是道德实践的本体依据,又是道德实践的终极归宿。在王阳明看来,要了解宇宙的奥秘,达到对事物真相的认识,甚至包括把书看明白,都只需要返视探求自己的心性即可。恶人之所以作恶,也是失去了心之本体。

第15章 理不容分析

【原典】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译文】

陆澄问:“朱熹先生在《大学或问》中说:‘分析可以使天理非常精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天理的各方面使其包罗万象。’这话说得怎么样?”

先生回答说:“恐怕不对,天理岂容分析,又怎么会是凑合得了的?孔子说精一,其实已经是把做学问的事说尽了。”

【解读】

朱熹一向强调,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陆澄所问的是朱子在《大学或问》中的一句话。王阳明对此嗤之以鼻,甚至不屑一顾,认为心与理、普遍法则与感性现实在本体意义上原是无可分离、不容解析的。

第16章 反省慎独

【原典】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译文】

反省自察是有事时的修炼,修炼是无事时的反省自察。

陆澄曾经就陆九渊(号象山,字子静,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关于在人情事变上下工夫的观点请教于先生。

先生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就没有什么是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除了自身的视听言动外象富贵、贫贱、患难、生死,这些都是事变。事变含在人情中,关键在于‘致中和’,‘致中和’要靠慎独的功夫来修炼。”

【解读】

古人特别推崇自身修养,用修养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其中,自省就是一种重要的修养方法。王阳明在这里先阐明了“自省”与“存养”关系,随后他又提出了“致中和”与“慎独”。

第17章 性、理关系

【原典】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因为表现出来了才获得的吗?”

先生说:“是的。”

另一天,陆澄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是本性的表现出来的德行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本性表现出来的德行。天性是唯一的,就形体而言为天,就主宰而言为帝,就流行而言为命,就赋于人而言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为心。心的表现,遇到父亲便孝;遇到国君便忠。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性而已。就好像人就是一个,对父亲,这个就是儿子,对儿子,这个就是父亲。以此类推,名称可以无穷尽,但就是这个人而已。所以人只要在天性上用功,把人的天性看分明知清楚了,参悟透彻了,那么世上的一切道理便豁然开朗了。”

【解读】

王阳明在回答陆澄时,从天人合一方面论及性、理关系,以为不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即使仁义礼智之四德,都只是性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性是不分天、人的。又从天、帝、命而论到性、心,在用语上似沿袭前人之说,但他把天、帝命与性、心平列,其实是合天道于人性,无形中降低了天的地位,把天命与人性混为一体了。

第18章 省察与克治

【原典】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译文】

有一天,师生共同探讨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种教法。人在刚开始学习时心猿意马,不能集中精力,其心中所考虑的大多是人欲方面的事。所以,姑且先教他静坐,以安定思绪。久而久之,等到他心能安定的时候,如果还只是教他悬空静处,以至于像槁木死灰一般,也就没有什么用了。此时必须教他反省自察克己修身。这种功夫从来不能间断,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清除的决心。无事时,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拔去病根,让它们永不再起,才算痛快。就像猫捉老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才有一丝萌动,就立刻去掉,态度坚决,不能姑息迁就,给它喘息的机会,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等到心中没有私欲可除,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虽然孔子说过‘天下的事物有什么可思考和忧虑的?’,但那不是初学时可以理解的。不过,初学时也必须想着内省自察克制私欲。这就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时,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解读】

这里,王阳明所提供的功夫步骤是:静坐、省察、克治、天理纯全。阳明指出,省察克治即是思诚,而天理纯全也就达到了天道的境界诚。此时之静坐与阳明在南京之前的静坐不同。在辰中、北京、滁州时他所说的静坐是直悟心体,而此时所说的静坐只是使心意稍定,是省察克治的前奏曲或者说是准备工作。这里,他以端拱、何思何虑来指称心之本体。

第19章 非鬼迷,心自迷

【原典】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译文】

陆澄问:“有人夜里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那是因为他平日里不能做到完全出于公义而心中有愧,所以才会怕鬼。如果平时的行为不违神灵,坦荡光明,何怕之有?”

马子莘(陆澄学友)说:“正直的鬼不可怕,只恐怕邪恶的鬼就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难免有些害怕。”

先生说:“哪有邪恶的鬼能迷惑正人君子的?只怕是人自己心邪,才有能迷惑你的鬼,那就不是鬼迷惑你,而是你的心已自迷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贪财鬼迷;不该怒而怒,就是被怒鬼迷;不该怕而怕,就是被惧鬼迷。”

【解读】

王阳明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是因为心不正,被各种欲牵缠住了的缘故。如果你的心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什么都奈何不了你。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提升自己的心灵,从根本增强自己的素质,才能经得起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

第20章 定是心之本体

【原典】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定为心之本体,即天理。动与静,只是天理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陆澄向先生请教《大学》《中庸》两书有何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了《大学》一书的要义,作为《中庸》的第一章。”

【解读】

理学所讲的“定”是指心境的稳定、平静、安宁和无烦扰。避离人世、端居默坐去求定,这样的定仍然是外在的、不稳定的东西,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持这种“定”,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的定。定的境界可以转化为心之本体。因此阳明说:“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当陆澄问王阳明《大学》和《中庸》的异同时,王阳明对《大学》进行了一种义理还原。他认为,子思对《大学》做出过深入思考,并克服了心浮气躁,用心之本体悟得了天理,把《大学》之义定为《中庸》的首章。所以,王阳明认为《大学》之义应当从《中庸》切入。

第21章 孔子正名

【原典】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正名的事迹,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对下告诉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朱子的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吧!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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