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英语民族联邦和美国合在一起，并在海洋、天空、科学和工业领域中进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则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将存在不可动摇的优势。”
杜鲁门知道丘吉尔的“铁幕”一词，乃系拾纳粹战犯戈培尔的牙慧，他为反苏反共，不避嫌疑，大胆搬用，将其演说名之曰《和平砥柱》，在美国的报刊电台大肆宣传，立即在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人们都将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视为实际上的“冷战宣言书”。
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引起苏联人民的强烈愤怒，斯大林义愤填膺地指出：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丘吉尔及其美国朋友竞迷恋上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丘吉尔先生实质上是站在战争贩子的立场上掀起反苏恶浪，但是丘吉尔先生不是孤立的。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都有他自己的朋友。”
斯大林深挖丘吉尔挑起冷战的根源，指出丘吉尔是希特勒的不肖学生：
“希特勒就是从宣扬种族理论开始挑起战争的，他断言只有德语民族才是最优秀的人种。丘吉尔先生也是从种族理论开始来挑动战争的，企图证明只有英语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能负责主宰全世界的命运……事实上，丘吉尔先生及其英美朋友们是向非英语民族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乖乖地承认我们的霸权，则一切都好，否则就是战争……显然，丘吉尔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就是号召发动反苏战争。”
１９４７年４月５日，斯大林召见美驻苏大使史密斯将军，指责美国和英国结成反苏同盟，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
杜鲁门感到正面与苏联分庭抗礼的时机尚不成熟，忙把头缩了回去，向苏联摇起橄榄枝，邀请斯大林访美，商谈改善美苏关系大计；斯大林冷笑连声，托词身体欠安予以回绝。
杜鲁门耐心地精心选择提出“杜鲁门主义”的时机，终于等来了英国驻美国外交官登门求助的最佳时机。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多数国家经济面临破产的边缘，许多城市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成群的瘦弱儿童流浪街头，瘟疫流行，人们怨声载道。当时丘吉尔以形象的语言描述欧洲现状道：“欧洲现在成了一座瓦砾堆，一个藏尸所，一个滋生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 日，英国驻美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派他的私人秘书，紧急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急切地要求安排英国大使紧急会见国务卿马歇尔，递交一份“蓝皮书”。
艾奇逊知道这是英国政府发来的正式重要函件的代称，马上以代国务卿身份会见英弗查佩尔，告诉他国务卿马歇尔已赴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该校 ２００周年校庆活动，他现在代理国务卿，请英国大使向他送交“蓝皮书”的正式文件和副本。
英国驻美大使向艾奇逊提出请美国代替英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要求说，希腊和土耳其经济形势极端恶化，游击队活动加剧，经济崩溃已迫在眉睫，“苏联正准备予以接管”；英国经济也极端困难，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将在六个星期后结束，英国已无能力提供大量援助，英国政府衷心希望美国能挑起它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担子。
杜鲁门认为这是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的天赐良机，他指示以最快速度办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国内手续，他命艾奇逊说服美国国会领袖说：
“在过去的１８个月中，苏联对伊朗以及希腊北部施加巨大压力，使三大洲都将遭到苏联的渗透，就像一个坏苹果使整桶苹果烂掉一样，希腊的变质会感染伊朗及其以东的所有国家。它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把传染病带给非洲；通过早已受到共产党威胁的意大利和法国带到欧洲。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进行着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它不需要盘盘皆赢，甚至赢一两次就可获得巨大的收益。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去粉碎这个把戏。这就是英国撤离地中海给美国造成的有利机会。”
对副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明，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等人不太理解，找出种种借口予以阻挠，杜鲁门便让艾奇逊会见范登堡等议员，讲明这是美国称霸欧洲和世界的重要部署，范登堡也顺水推舟，向杜鲁门提出“范登堡修正案”。
“总统先生，如果你能向国会和美国人民讲一讲这件事，我就支持你，而且我相信大多数议员也都会这样做。”
美国议员大都赞成范登堡的意见，杜鲁门使命艾奇逊等人紧张地准备了一个星期，按他的指示搞出了个总统咨文，然后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把全体内阁成员和议员集合到美国众议院会议厅，听他发表干涉全球事物的总统咨文，对社会主义国家肆意攻击：
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
志的基础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
杜鲁门宣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４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就是美国实行全球干涉的“杜鲁门主义”的开始。
杜鲁门为与苏联争霸世界，为说服国会调拨巨款，发明了一个“间接侵略”的概念，硬说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只要美国认为谁危害美国的利益，不论此事有无苏联插手，都与苏联“威胁”有关，都与“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密不可分，美国都要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
杜鲁门以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姿态，讲述对抗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内容说：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
我认为，我们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提供的帮助首先应该是经济和财政援助，这是达到经济稳定和有秩序的政治进程所必须的。
“为把美国全国人吓得要死”，杜鲁门故做惊人之语，大肆玩弄蛊惑人心的手腕：
“我们走上的是一条严重的道路。如果不是因为不这样做后果将更为严重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这样做的……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最后，杜鲁门煞有介事公然宣布：“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见杜鲁门吸收了凯南“长篇电报”和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精华，把美苏之争归结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生活方式之争，并且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提出，使已经开始的“冷战”更理论化、纲领化了，又讲得那么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便纷纷起立鼓掌，为杜鲁门欢呼，表示全力支持。
“杜鲁门主义”触发了美国全国性的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凯南化名为×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对“杜鲁门主义”从理论上予以发挥，更强调了“杜鲁门主义”的重要性，不少人把“杜鲁门主义”称为“世界范围的门罗主义”，标志着美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促使杜鲁门主持制定了白宫ＮＳＣ６８号系列文件，描绘出美国冷战时期整个全球战略的蓝图，狂妄地公然宣称：
“本纲要的成功全赖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
１９４７年，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冷战》，一时成为畅销书，冷战一词更广泛流传。
至此，美苏之间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时期开始了。
第二回
财大气粗 推行复兴计划妄图称霸欧洲
剑拔弩张 炫耀军事实力爆发柏林危机
话说美国总统杜鲁门为推行美国称霸全球的世界战略，为落实渗透着他的野心与追求的“杜鲁门主义”，立即行动起来。
所谓“杜鲁门主义”，是指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诡称美国将对受共产党威胁的希腊政府和在苏联压力下的土耳其政府提供各种援助。
其后不久，又以政治、经济、军事方式，在欧洲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图控制欧洲，整垮苏联，称霸全世界。
二次大战后，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随着冷战之风逐渐强劲，美苏在欧洲的争夺逐步升级。
杜鲁门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发现英国、法国急剧衰落，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强国。他认为美国不再需要苏联红军来帮它打败德日帝国主义，而苏联则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来进行战后重建，加之他对苏联向无好感，上任的第一天便告诉国务卿贝恩纳斯：
“对俄国人的态度不可太软，要顶住！”
杜鲁门认为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通过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对外战略已经过时，便把接待应美国邀请来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当作转入冷战的第一个重要契机。
杜鲁门身穿双排纽扣的西装，打着白圆点领结，一开口就出言不逊：“阁下，我很遗憾地得悉雅尔塔协定没有执行！”
莫洛托夫对这样的开场白惊诧不已，应付道：“我也很遗憾！”
杜鲁门一摸尖下巴，毫不客气地提出要求说：“为了解决问题，应使波兰所有的民主分子联合组成民族团结政府！”
杜鲁门为何强硬地提出波兰问题？原来在１９４５年２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对欧洲战略要地波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对罗斯福说：
“在过去３０年中，德国两次取道东欧走廊侵略俄国，因此俄国的利益在于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波兰，能用它自己的力量关闭这个走廊的大门。”
罗斯福明白斯大林要把波兰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感到俄国人既“专横又贪婪”，决定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但未来得及行动就患脑溢血逝世。
莫洛托夫对杜鲁门的蛮横态度感到不快，再次表示异议，用外交语言打圆场说：“苏联人愿意合作，惟这件事有关苏联的声誉，我们深信一切困难都能克服。”
杜鲁门盛气凌人回答说：“本总统同意这一点，否则就不会进行这次谈话了，争论的问题在于苏联是否愿意执行雅尔塔协定，现在要做的就是斯大林元帅应守信用，执行这个协定！”
莫洛托夫见杜鲁门像一个固执的农场主那样寸步不让，感到事情难办。他为打破僵局，把话题转到对日战争上来，杜鲁门却粗暴地打断他的话，下逐客令道：
“就这样吧，莫洛托夫先生。如你能把我的看法转告斯大林元帅，我将不胜感谢。”
此时，莫洛托夫满面怒容抗议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话。”
杜鲁门厉声回答说：“执行协议吧，执行了协议，就不会有人这样对你说话了。”
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不欢而散。美苏又在１９４５年４月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发生公开冲突：莫洛托夫为防止美英等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正式提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拥有否决权，也就是实行“大国一致原则”，只要一国不同意，安理会便不能采取行动。美国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称霸世界，坚决反对苏联的意见。双方为此争论激烈，几乎使会议中断。
后来，美、英、法三国觉得也可以用否决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同意否决权制度。苏联又把否决权扩大到议事日程上，也就是安理会讨论任何议案都要五大国全部同意，又掀起轩然大波，美、英坚决反对，联合国再次陷入僵局。斯大林接到莫洛托夫的报告，轻松地一笑说这是小事一桩，联合国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美苏又在安理会主席，波兰和阿根廷参加联合国等问题上几乎闹翻，从而将二战盟友友谊的破裂昭告天下。
要实现“杜鲁门主义”，就首先要控制战略重点所在地欧洲。当时的欧洲陷于战后的混乱和饥寒交迫之中，西欧国家为免于经济崩溃和在苏联影响下发生革命，纷纷向世界头号强国求援，杜鲁门便召集幕僚专门商讨控制欧洲问题。
已升任美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的乔治凯南又活跃起来，他向杜鲁门献策道：
“西欧对美国至关重要，须以经济援助复兴其工农商业，以避免发生革命，进而有效地遏制苏联，并使欧洲政治和经济符合美国需要。”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对此极为欣赏， 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到哈佛大学接受名誉学位时，发表与苏联进行对抗的演说，表示要援助欧洲国家“反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要给欧洲降下“黄金雨”。
马歇尔根据他与杜鲁门的暗中策划，以救世主姿态表示对欧洲国家遇到的困难不能视而不见，他以悲天悯人之态说：
“西欧国家贫困下去，对美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美国必须尽其所能协助恢复正常的世界经济的运行，否则，就不会有政治的稳定和有保证的和平。我们的政策将不针对任何国家或任何意识形态，而仅针对贫穷、饥饿、苦难和混乱。我认为，这种援助不应当是危机来了再给予援助的零星措施。今后美国的援助应从根本上治愈疾病，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马歇尔故意弄得含混不清的讲话，几乎引起所有欧洲国家的强烈兴趣。西欧国家认为这是雪中送炭，可解燃眉之急，连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看中了美国人手中的大量美元，都想借助美元，加速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认为那岂不是好事一桩？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见苏联和东欧国家也要分食“马歇尔计划的盘中餐”，心中不悦，便跑到华盛顿去见马歇尔，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大批贷款。
马歇尔手捻白须哈哈大笑，告诉贝文不要杞人忧天，他对此早有万全之策，他对贝文如此这般秘授妙计，贝文这才欢天喜地而去。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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