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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崇高敬意，智利代表满怀激情地用不太熟练的汉语，朗诵了毛泽东的光辉词章《减字木兰辞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智利朋友以此气派雄伟的诗章热情地赞扬今天的新中国和当年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工农红军一样，都是举世无双的进步力量的胜利，标志着过去旧的政治的结束，表明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的开始，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
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坐不住了，他为怎样讲才得体而苦苦思索，终于想出符合当前美中关系现状和有意讨好中国人的“绝妙好词”，就抖擞精神，以东道国身份发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到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好联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世界和平与正义。”
苏联代表马立克见布什与中国代表拉关系，也主动过来与乔冠华热情握手，特意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又发表言不由衷的长篇讲话。
阿尔巴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米巴霍利看不惯苏联人的两面派作风，走上讲台揭露苏联和美国阻挠恢复中国代表权的真面目说：
“世界上所有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巴霍利越讲越激动，苏联代表马立克气得脸红脖子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却又无可奈何。
５７国代表发表完欢迎词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坛。
乔冠华独特的外交家风度立刻引起全场人员的强烈关注，敏感地发现这个中国著名外交家颀长而瘦削，严肃中透着浩然正气，深沉的目光，雍容儒雅的学者风度，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乔冠华极有风度地向支持中国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发表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独特见解，有力地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他一反中国过去的屈辱外交作风，表现出挥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讲坛的威信，使中美苏三角关系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正是：
自古外交多波澜，今年联大出奇观。
中国重返联合国，欢迎盛况史无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审时度势 尼克松决心冲破中美坚冰
弄巧成拙 柯西金无耻破坏自取其辱
话说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随着苏联露骨推行霸权主义和世界多种力量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美、苏三角关系错综复杂，三国围绕中美建交展开更曲折微妙的斗争。
历史的辩证法是相当有趣的，竟是苏联加紧反华促使了中美接近，珍宝岛事件就促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机。
１９６９年３月初，中苏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
尼克松、基辛格从其一贯反共反华的立场出发，主观认定是好斗的中国挑起了乌苏里江的冲突，但有趣的是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帮助他俩改变了看法。
３月１１日，多勃雷宁气冲冲来到基辛格的办公室，情绪激动他讲起乌苏里江冲突，谴责中国人好战。
基辛格认为两人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两人互称“阿纳托尔”、“亨利”，但基辛格连问都没问到珍宝岛冲突，多勃雷宁却坚持要向基辛格讲述所谓中国犯下的“血淋淋罪行”。基辛格不愿听俄国人的一面之辞，试图改变一下谈话主题，指出这是中苏之间的问题，美国不妄加置评。
尽管如此，多勃雷宁仍不依不饶，声称中国问题是牵涉到大家的问题，拉拢美国给苏联以支持。
多勃雷宁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反而引起基辛格的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心狠手辣的外交倒使我们考虑起美国的机会来了。”
３月１１日晚，基辛格把多勃雷宁来访的情况报告了尼克松，引起了尼克松的极大兴趣，若有所思说：
“往往有些意料不到的事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乌苏里江事件一定震动了中国人。”
基辛格建议应该抓住这个巨大的战略机会，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尼克松早有此意，便让基辛格领导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亚洲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禁运问题”。
多勃雷宁敏感地察觉了尼克松政府的这一细微战略苗头，出于对中国的极端过敏和敌视来找基辛格，想把这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他鼓动如簧之舌劝说基辛格：
“亨利，你要知道，现在还有时间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指导世界事态的发展，若把中国弄到国际社会中来。不久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力量了。对许多苏联人来说，看来台湾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基辛格暗中冷笑，美中还没有进行正式接触，就把堂堂苏俄超级大国吓成了这个样子，美中若开始来往，准有好戏要看，而且多勃雷宁竟以鼓吹台湾独立来取悦美国，可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之流真是虎狼之辈，为反华竟不惜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就从心里瞧不起俄国人，但基辛格颇有韬略，使尽全副本领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只给多勃雷宁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暗示“重建接触的选择已摆在我们面前”。
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吊北极熊的胃口”，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４日给柯西金写了一封信，指示美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把信亲自交给柯西金。 柯西金看尼克松在来信中讲了美苏关系的许多问题，但就是只字不提中国，感到很不过痛，明知是尼克松故意卖弄玄虚，但也无可奈何。
比姆见柯西金呈吞吞吐吐之态，暗暗称赞基辛格手段高明，就按尼克松、基辛格的密电所授妙计口头说明：“我们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
柯西金这个老练外交家，马上领会了比姆所传尼克松、基辛格口信的言外之意：“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愿意的话，美国是能够利用中苏分歧的。”
柯西金对此默默接受，回去和勃列日涅夫研究了一个多月，才搞出复尼克松的信，５月２７ 日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比姆转交复信，大做官样应酬文章，而把勃列日涅夫的真正意图口头做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表达：
“苏联也不会利用美国同中国之间的麻烦，而且总的说来，美苏关系应该建立在长远考虑的基础之上。”
尼克松、基辛格看了比姆的来电，兴味无穷地笑了。基辛格意味深长他说：“总统阁下，你是否已有预感，仍然非常模糊的美苏中三角关系，已经初露端倪了？”
这时；基辛格又拿出林彪４月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仔细研读，博士对下面这段话发生了兴趣：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基辛格确实有非凡才能，他从人们谁也不太仔细去读的中国官方文件中，发现了中国的重要战略动向，得出异平常人的结论。
“尽管报告的调子好战，但是它是使人感兴趣的，而且是逗人的、充满寓意的。报告强调，除非中国首先受到进攻，它就不会发动进攻。这样，美国就减轻了对中国会干涉印度支那的担心。报告指出，苏联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同等的威胁，这就满足了实现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该被视为主要的敌人。”
基辛格去见尼克松，提交了他对中共九大的评估报告，兴高采烈地提醒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毛泽东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苏联的威胁，而不是美国。”
反共斗士尼克松对此有独特的反应。基辛格认为中共九大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继续为整顿教育政策而斗争的部分，引起了尼克松固有的报复心理的反应，他在基辛格提交的对中共九大的评估报告上批示：
“亨（利）基（辛格）：注意毛（泽东）也对教育机构进行斗争。”
其后，不断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吸引着基辛格的注意力，固有的反共观点使他仍认为是中国挑起了边界冲突，但新疆边界的枪声改变了他的看法，基辛格这样谈他思想的变化过程：
“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秤。最初，我也同意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但是，我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
基辛格把他的看法告诉了尼克松，美国总统也大感意外，他问基辛格：“这对美国是福还是祸呢？”
基辛格怀着进深山探宝的强烈兴趣，来回踱步分析：
“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机会。问题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会打破世人的心理平衡，以致出现无法阻挡的严酷局面。”
尼克松摸着尖下巴点点头，既而又双手一摊苦笑说：“中国目前和美国毫无关系，我们挺身而出有必要吗？”
基辛格眼镜片后面闪着智慧的光芒，吐出真知的见：
“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交，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机会在于中国可能愿意重新进入外交舞台，为了弄清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
尼克松当即做出决断，指示设法与中国挂钩，但要掌握时机。基辛格欣然赞同说：
“是的，如果我们行动过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之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美国行动太迟缓，又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美苏勾结，这可能促使中国只好同莫斯科做现实的交易。”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利弊，认为历史表明，在两个敌对的伙伴之中，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而改善美中关系不会破坏美苏关系。
于是，尼克松在环球旅行中，注意“在每一站都给中国人留下一张名片”，精心地开辟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通道，首先通过戴高乐向中国试探进行接触的可能性。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调整中国外交格局，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寻找给尼克松、基辛格发回信息的机会。
１９６９年７月１６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香港附近海面抓到两名侵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硬说是美国特务，要向美国提出抗议。周恩来敏感地注意到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索尔兹伯里的一篇报道：
“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大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查明事实真相，确定为美国游客误人中国领海，便下令予以释放。在太平洋彼岸，尼克松和基辛格领会了毛泽东、周恩来传回的信息，决定放宽美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措施。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无影却奥妙无穷的对话，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绝唱，有诗为证：
外交大师果不同，远隔重洋信息通。
人不见面话不讲，超级智慧人称颂。
尼克松为改变反共斗士形象对美国官员宣称：“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不顾美国文武大员对他立场迅速变化的不满，指示尽快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谁知老天故意捉弄人，他却听到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进行会谈的消息。这使他大吃一惊，暴跳如雷。
原来，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参加葬礼，还决定周恩来在河内避免与柯西金接触，以表明对苏联在新疆挑起边界冲突的抗议。
周恩来９月４日到达河内，向胡志明遗体告别之后，当即起飞返回北京。
鉴于中苏关系紧张，柯西金绕道印度前往河内，９月１０日自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己飞到苏联的中亚城市杜尚别，又突然提出要转道北京与周恩来会晤。
柯西金此举虽出人预料，但毛泽东、周恩来却有外交大师风度，他们都认为，不管中苏立场多么对立，不论柯西金有没有诚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来北京谈，总不能拒人于门外。当然，也绝对不抱幻想。
在首都机场会客室，周恩来与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并就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边界发生争执时协商解决等问题达成协议。其后，周思来以致柯西金信的方式予以确认。
对此事，９月１１日的中国《人民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中苏公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新闻消息，却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他担心突兀出现的中苏首脑会谈会使刚有起色的中美接触计划夭折。他被这事前毫无迹象的事情惊呆了，迫不及待地把基辛格找来，阴沉着脸怒吼：
“中国人要干什么？苏联人要搞什么名堂？这是不是意味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也是刚得知这一消息，但他见尼克松这样气急败坏，反而冷静下来，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