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平公主把头伸进白绢的一刹那，她仿佛看见母亲武曌正在不远处对她微笑。母亲的身上沐浴着一片圣洁的光芒。这片光芒是如此安详而又如此温暖，以致太平公主感觉自己很快就在这片白光中彻底融化了……
太平公主自缢身亡的当天，除薛崇简外，其他几个儿子，连同所有党羽全部被朝廷诛杀。薛崇简虽是太平公主长子，但他的政治队列不在母亲那边，且因数次劝谏母亲不要与皇帝为敌而遭到鞭挞，所以官职爵位仍然保留，并赐姓李。
随后，朝廷抄没太平公主的家产，发现奇珍异宝堆积如山，丝毫不亚于皇宫。此外，“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资治通鉴》卷二一○）。投水而死的窦怀贞仍遭“戮尸”之刑，并被改姓为“毒”；参与谋反的宗室亲王李晋被判斩首，改姓为“厉”。
太平一党中，唯独被赦免死罪的是太平的两个男宠崔湜和卢藏用，二人分别被流放窦州（今广东信宜市）和泷州（今广东罗定市）。
崔湜暗自庆幸自己福大命大，居然又一次从灭顶之灾中死里逃生。尽管他颇为后悔当初没有接受皇帝的笼络，以致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但是相对于窦怀贞、萧至忠等人而言，崔湜还是有理由感到庆幸——毕竟皇帝对他网开一面，留了他一条命。
仅凭这一点，崔湜就相信自己很快便会东山再起。
他慢慢悠悠地走上了贬谪之路，信心满满地期待着再次被朝廷召回的消息。
可崔湜错了。
这一次，他不会再那么走运了。就在他被贬出长安不久，宫女元氏在有司的审讯下招供，称崔湜就是企图鸩杀皇帝的首谋。有司立即上奏，李隆基勃然大怒，马上追发了一道诏书，将刚刚走到荆州的崔湜就地赐死。
紧随这场流血政变之后，李隆基又着手对朝廷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肃——文武百官中，凡是曾获太平公主青睐者皆遭贬降，而原本受她排挤的则全部得到升迁，整个换血行动一直持续到这年年底仍然没有停止。（《资治通鉴》卷二一○）
经过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和死亡的洗礼，一个妇人干政，皇权旁落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如果从公元664年武曌垂帘听政算起，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覆灭为止，大唐帝国在这个“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已经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这段混乱无序，阴盛阳衰的历史并未导致帝国走向没落，但是中枢政治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王朝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混沌和迷茫中徘徊蹉跌，踯躅不前……
如今，无论是病弱的高宗李治，昏聩的中宗李显，淡泊的睿宗李旦，还是铁腕无情的武曌，野心勃勃的韦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都已经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一消失，惟独剩下一个天赋异禀，雄才大略的年轻帝王，正踌躇满志地屹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
此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历经沧桑的百年帝国必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迎来新时代的熠熠曙光！
是的，李隆基即将开创的这个时代，将是大唐三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一页，也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的一个黄金时代。
它的名字叫开元。
第八章 走向开元盛世
【飞鸟尽，良弓藏】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雷霆手段铲除太平集团，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成为名副其实，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从此开始亲政。十一月，李隆基接受群臣敬献的尊号，称“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开元。
自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然而，大权独揽的李隆基并不能从此高枕无忧。
因为他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皇帝，所以，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威力，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政变的危害。说白了，既然他可以通过权谋和武力从别人手中攫取权力，别人凭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手段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呢？
尤其让李隆基感到忐忑不安的是——曾经帮他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胜利的这批功臣，一个个都是搞政变的行家里手。换句话说，这些政变功臣当初表现出的能力越强，手段越是高明，如今对李隆基构成的潜在威胁就越大，让他感到的担忧和恐惧就越深……
虽然在铲除太平，坐稳皇位后，李隆基给予了这些功臣极其丰厚的赏赐，无论是官职、爵位，还是田园宅邸、金银绸缎，李隆基都毫不吝啬，慷慨赐予，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谁又敢保证，他们能够满足于已经到手的一切，而不会觊觎更多，贪求更多呢？
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李隆基绝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因此，革命虽已成功，但李隆基仍须努力，努力肃清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所有因素。
头一个被李隆基“鸟尽弓藏”的功臣，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
由于手握兵权，所以他首当其冲。
在七月初三的政变中，郭元振因率兵“侍卫”（实则软禁）太上皇有功，事后进封代国公，赐食邑四百户，赏绸缎一千匹。这当然是极大的荣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郭元振一定可以在玄宗一朝荣宠一生，富贵终老，包括郭元振自己都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
短短三个月后，他一生的荣宠就都化成了梦幻泡影……
这一年十月十三日，玄宗李隆基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县东南）脚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集结的部队多达二十万人。平原上大风猎猎，旌旗招展，军阵绵延五十余里。李隆基一身戎装，御驾亲临，文武百官随驾扈从。整个阅兵式规模空前，场面极为壮观。
作为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自然是这场大阅兵的总指挥，同时也是最高责任人。
阅兵式开始后，所有人都兴致勃勃，惟独观礼台上策马而立的天子一直眉头紧蹙，脸色阴沉。
没有人注意到天子的脸色，当然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阅兵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天子李隆基突然发出一声怒喝，命人即刻逮捕郭元振。随行百官尽皆失色，目瞪口呆，不知道天子这是唱的哪一出。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郭元振已经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帅旗下。李隆基二话不说，当即以“军容不整”为由，下令将郭元振就地斩首。
面对这从天而降的杀头罪名，郭元振惊骇莫名，吓得说不出一句话。和他同样感到震骇的，还有与他同为功臣的刘幽求和张说。先天政变后，刘幽求已入朝担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徐国公；张说也已官任中书令，封燕国公。此时此刻，虽然他们和在场众人一样都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且一时也摸不清天子突然变脸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无论是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还是作为与郭元振有着相同背景的功臣元勋，刘、张二人都没有理由对此保持缄默。于是天子话音刚落，刘幽求和张说便双双跪倒在天子马前，高声谏言：“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资治通鉴》卷二一○）
刘、张二人说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仅是指他在先天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指他从政多年为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早在武曌当政时期，郭元振就已经是朝野皆知的一位名将，在抗击突厥和吐蕃的战场上屡立战功，素以治军严整，擅长边务著称。武周末年，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史称其“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旧唐书·郭元振传》）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出将入相，各方面经验都极为丰富的军政元老，几乎是不太可能在“骊山讲武”这样的重大场合犯下“军容不整”这种低级错误的。说到底，所谓的“军容不整”，无非就是李隆基罢黜功臣的一个借口罢了。
当然，李隆基的目的只是想解除郭元振的兵权，而不是非杀了他不可，所以当刘、张二宰相出面求情的时候，李隆基便就坡下驴，赦免了郭元振的死罪，但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将其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郭元振一生显赫，历事四朝，不料晚景竟如此凄凉，朝野闻之，无不欷殻Ц锌！白允压ρ钡墓癖救烁锹乖┣扳筲蟛坏弥尽薄Ａ礁鲈潞螅⒏脑笊馓煜拢癖簧饷猓鹩梦闹荩ń窠鞑ㄑ粝兀┧韭怼５蔷獯纬林卮蚧鳎竦男木澈蜕硖遄纯龆家汛蟛蝗缜埃晕醇白叩饺闹菥鸵徊《饬恕�
郭元振的贬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玄宗罢黜功臣的大幕已经轰然拉开。
紧继郭元振之后被罢黜的功臣，就是曾替他说情的刘幽求和张说。
不能不说，当初刘、张二人之所以站出来帮郭元振求情，本身就有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味道。郭元振遭流放后，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张说最先察觉到了危险的降临。
就在骊山阅兵的数日后，张说就通过可靠渠道获知，玄宗准备征召姚崇（几年前被太平公主平排挤出朝，时任同州刺史）入朝为相。张说与姚崇素来不睦，因此大为恐慌。骊山一幕本来已经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如今又听到老对手即将回朝复相的消息，张说更是寝食难安，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授意御史大夫赵彦昭对姚崇进行弹劾。
然而玄宗却不为所动。
张说不甘心，马上又去找与他私交甚笃的殿中监姜皎，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出面阻挠姚崇回朝。姜皎依计而行，找了个机会对玄宗说：“陛下不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吗？臣如今帮陛下物色了一个。”
玄宗眼睛一亮，忙问：“谁？”
姜皎心下暗喜，朗声答道：“同州刺史姚崇文武全才，乃是河东总管的不二人选。”
姜皎原本以为张说此计甚妙，因为如此一来，既可不着痕迹地阻止姚崇入朝，又能在天子面前表现自己为君分忧的忠心，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可姜皎打错了如意算盘。
玄宗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话音刚落，玄宗就发出了一声冷笑，说：“这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竟敢当面欺君，论罪当死！”
姜皎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慌忙伏地叩首，拼命谢罪。
张说万万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反而加快了姚崇回朝的步伐。玄宗随后便遣使召回了姚崇，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补了郭元振的缺。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时称紫微令），大有彻底取代张说之势。
眼看自己随时可能出局，张说惶惶不可终日。
人一急就容易出昏招，张说情急之下就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举动，竟然暗中跑到岐王李范的府上，向他大表忠心。
当朝宰相与宗室亲王暗通款曲，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往轻了说，这叫行为不检；往重了说，这叫阴谋篡逆！尤其对玄宗李隆基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来说，大臣和亲王背着他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更是一种最让他感到恐惧和愤怒的行为，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
张说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对手姚崇看在了眼里。
有一天，姚崇奉召入对，走进殿中的时候，故意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玄宗问他：“有足疾乎？”姚崇答：“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
玄宗大为诧异，追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姚崇不紧不慢地说：“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乃宰辅重臣。日前，张说竟然私下拜诣岐王，臣担心岐王受其蛊惑，故而为此忧心。”
居然有这回事？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末，玄宗断然罢去张说的相职，将其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刺史；同日，刘幽求亦被罢相，贬为太子少保。
刘幽求一向自视甚高，经常自诩为拥立玄宗的第一功臣。唐隆政变中他功劳最大，可事后也不过当上了中书舍人，虽然有“参知机务”之权，可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级宰相。先天元年，他为了巩固李隆基的皇位，发动政变未遂而遭流放，其后又险些被太平一党害死。如今玄宗亲政了，他好不容易从岭南回到朝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尚书左仆射，可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无故遭贬。对此，刘幽求自然是愤愤不平，因而不免“有怨望语”。
和刘幽求同病相怜的，还有很早就靠边站的钟绍京。唐隆政变后，钟绍京只当了几天的中书令就被罢为户部尚书，不久又贬为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后，他回朝复任户部尚书，但是随后又被贬为太子詹事，和刘幽求一样坐了冷板凳。面对如此际遇，钟绍京当然也是牢骚满腹，所以时常和刘幽求一起慨叹时运不济。
刘、钟二人的怨言很快就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
他就是新任宰相姚崇。
姚崇很清楚，虽然他和刘幽求他们一样，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单纯从拥立李隆基为帝的角度来说，刘幽求等人的功劳是远远大过他的。所以姚崇觉得，如果不将刘幽求等人彻底排挤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难以放手施政。
为此，姚崇毫不犹豫地告发了刘幽求和钟绍京。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二月，玄宗命姚崇对刘幽求和钟绍京立案审查，准备治罪。刘、钟二人不服，不断上疏抗辩。
其实，无论是玄宗还是姚崇，他们的目的一样，只是想把刘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并不希望事态扩大。所以，当刘、钟二人极力抗辩，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姚崇便又恰到好处地站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他与另两个新任宰相卢怀慎、薛讷联名，向玄宗奏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虑惊远听。”（《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转任闲散职务，心情难免沮丧，此乃人之常情。功劳既大，所受的荣宠也深，一旦逮捕下狱，恐怕会惊动朝野舆论。
姚崇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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