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就叫“朔”，所谓正朔，就是说历法以哪一月、哪一天作为一年的开端。传说夏朝的时候，是以冬至以后第二个月为正月，算一年的开端；商朝给变了，以夏朝历法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夏朝历法的十一月为正月；秦朝以夏朝历法的十月为正月——所以这么改来改去，大概是为了表示咱们跟前朝不同，有新气象、新历法吧。
所以按照规矩，汉朝替代了秦朝，也得改个“正朔”，当年刘邦那大老粗想不到这点，也没人给他提醒，所以没改，大家伙儿还是沿用着秦朝的历法。可那时候天文学和数学都很原始，编成的历法算定的一年，跟真实的地球绕太阳一圈，也就是“回归年”多少有点儿差距。一开始差几分几秒不算什么，但这种历法用的时间长了，就能差出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去，直接影响到春播秋收。所以历代王朝经常会编定新的历法，一方面调整误差，一方面也越算越精细。
对于历法这种大事儿，汉武帝可不敢轻慢，当即准奏，并且叫来了御史大夫兒宽，说就由你牵头，带着那三位好好商量商量、计算计算吧，看看新历该怎么编，正朔该怎么定。
于是兒宽和司马迁几个人碰面一合计，觉得咱还是别再学商、周、秦三朝，一个月一个月往前推正朔了，这得多麻烦啊，干脆恢复夏朝正朔。于是他们编定了新的历法，定名为《太初历》，武帝全盘接受，并且根据新历法的名字，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太初元年。从此以后，两千多年过去了，历代王朝都说定正朔、定正朔，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的改变过一年的开端，所以咱们现在所用的农历，都还有着“夏历”的别名。
《太初历》的编定，跟咱们这本书的主题关系极深，因为兒宽、司马迁等人编历的时候还夹带了一笔“私货”进去，那就是彻底“拨乱反正”，把假学术权威张苍一棍子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上奏汉武帝，重提当年贾谊和公孙臣的建议，要求抛弃水德，改奉土德。武帝跟他太爷爷刘邦不同，是个有文化的君主，也觉得当初张苍那套鬼话实在编不圆，就此准奏。
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儿。当时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曾经在他著名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全新的“三统说”，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一章中，他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翻译成白话就是：“商朝是白色的国统，周朝是红色的国统，按照《春秋》的说法，如今该有新王朝，是黑色的国统。”
咱们更详细一点来解释这个“三统说”吧。按照这种理论，一年分十二个月，对照着天地间的十二种颜色，而其中有三个月最为关键，相应的三种颜色便被称为“三统”。哪三个月最关键呢？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
说到这儿，大家伙儿要问了，无论农历还是公历，一年都只有十二个月呀，那第十三个月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原来所谓十三月，是指去除正月（因为夏、商、周、秦，各朝所规定的正月都不相同），而从二月起算，所以十三月其实就代表了一月。这三个月正当冬季，正是万物蛰伏，即将复苏的时候，象征着新的正统王朝即将诞生，所以各代的历法，就都从这三个月里挑一个当成一年的开端，定为正月。
拉回来说，十一月的颜色是赤色，所以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就代表了天统，尚赤；十二月的颜色是白色，所以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就代表了地统，尚白；董老宗师没提夏朝，但他说了十三月的颜色是黑色，黑色是正统轮替的开端，也就等于承认以一月为正月的夏朝为人统，尚黑。最后他说，根据研究《春秋》所得，新王朝应该正黑统，以一月为正月，尚黑。
就正朔问题而言，他的话跟司马迁等人的一致，但就德性问题而言，这个三统说天然地跟五德说存在矛盾——黑是水的颜色，“黑统”云云，那就是说汉朝还该是水德呀。估计董老宗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压根儿不清楚贾谊或者公孙臣要求改德性的文章，或者虽然清楚却不赞成，所以他是按着当时官方说法来套用的标准答案。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无非是两部奇幻小说的设定不同罢了，但在那时候可是了不得的、有关根本路线方针的大事儿。
要知道汉初尊奉的是“黄老学说”。黄就是黄帝，这位神压根儿就不存在，其实是指尊崇黄帝的方士、阴阳家一脉；老就是老子，其实是指楚地传统的原始哲学。到了汉武帝这儿，他觉得“黄老”不给力，不能给他好大喜功的开疆拓土提供理论依据，于是就把本来在朝堂上没多少影响力的儒家又给翻了出来。
武帝先是把儒家的平民政治家公孙弘提拔为丞相，接着又搬出了正在河北乡下写书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把他请去都城长安。董仲舒一番高论，不仅清楚地阐述了从孔子、孟子一脉相承下来的儒学正统，还夹杂了大量自己才编出来的冒牌货，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当场就把武帝给听傻了。说白一点儿，孔子之儒是空想，孟子之儒讲王道，董仲舒之儒则彻底把儒家绑在了统一王朝的战车上，为天子统治全天下编造理论依据。对于这种实用理论，武帝哪有不喜欢的道理呢？
于是汉武帝当即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以对于董老宗师的奇幻设定，汉武帝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他怎么也得给老先生留点儿面子，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阴阳家的五德说是对的，儒家的三统说就错了。那该怎么办才好呢？没关系，武帝雄才大略，他既能接受人为编造的理论，也能自己编造理论，干脆玩儿一把中庸，把三统说中的正朔和五德说中的服色给糅合起来，编成一门边缘学科，从此定为官方理论。他在泰山封禅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诏告天下，这才总算使得长时间的争议告一段落。
说句题外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也提到过这个三统说，还半开玩笑地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总之，从汉初就延续下来“汉应水德”的大笑话终于在一百零二年后收场，在汉武帝的威光普照下，确定了汉朝应土德，汉人终于可以脱下保安服，换上黄马甲了。而儒家的“三统说”终于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合二为一，标志着方士、阴阳家们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推演五德的重任就交给了也逐渐变得神神叨叨的儒生们。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然则其略说奈何？曰：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新产者，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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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神棍登场
土行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土德王朝的官员得穿黄袍子，但这种黄既不是杏黄也不是明黄，按照汉朝的印染工艺，估计还做不出那么鲜亮的料子来，汉官的服色是赭黄，说白了就是土黄色。说句题外话，后来官员的袍服主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甚至根据官品高低还必须使用不同颜色，赭黄就变成皇帝的服色了（但不跟“朕”这个字眼儿一样是独享的），再后来皇帝改穿赭红袍，到了清朝才改成了独享的明黄。
汉朝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德性是土德，大家伙儿改穿黄袍子，那么问题圆满解决了吗？很让人头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偏偏就在西汉差不多该结束了的时候，突然平地里又掀起一阵波澜来。而这股波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而且对后世千年都影响深远，始作俑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俩。
这爷儿俩大概是西汉皇族里除几个皇帝以外最有名的家伙了吧。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是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同父异母兄弟）的四世孙。咱们知道，汉景帝的时候爆发过“吴楚七国之乱”，当时的楚王是刘戊，因为参与造反，战败后走投无路自杀了，但是景帝顾念着这一国根红苗正，没忍心废藩，就让刘戊的弟弟刘礼继承了王位。刘礼往后又传了四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一代楚王刘延寿又打算谋反，结果比不上他叔祖爷爷，还没等动手就阴谋败露给砍了脑袋，楚国终于没逃了，还是被灭掉了。
楚国是灭掉了，刘交一系的王子、王孙可还没有死绝，终于出了个才华出众而又忠心耿耿的刘向。汉元帝的时代，刘向出任宗正，也就是皇族事务大臣，汉成帝的时代，又任光禄大夫，也算是副国级别的高官了。后世给刘向戴上的帽子不少，包括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编写过《别录》《列女传》《战国策》等好几部书，可以算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了。刘歆是刘向的儿子，本身也是强人一个，不光文科成绩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经研究过圆周率，还打算重新修订又开始走形了的历法。
这时候，西汉朝已经彻底由儒家一统天下了，汉宣帝还曾经说过：“我家本来的制度，就是霸道和王道掺和着用，怎么能单单鼓吹道德呢？那些儒生喜欢借古讽今，怎么能够重用呢？”可是到他儿子汉元帝的时代，就把老子的话彻底当耳旁风，崇儒崇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刘向、刘歆父子本身就是大儒，再赶上这一时代风潮，于是刘歆在修订历法的时候，就彻底采用了董仲舒的“三统说”，编成了一部《三统历》，并且获得官方认可，在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正式开始实施。
刘歆既然这么崇拜董仲舒，本人在当时也算是一代儒家宗师，自然对于本来由阴阳家们推算或者说编造出来的“五德终始说”不大满意——竟然和“三统说”有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去揪五德学说的漏洞，在老爹刘向曾经基于同样理由搞过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刘歆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从而彻底埋葬了阴阳家们对官方德性学说仅存的一点点影响力。
汉儒跟孔子之儒、孟子之儒是不同的。孔子曾经说过“近鬼神而远之”，还说“天道遐，人道迩”，遐就是远，迩就是近，意思是上天怎么回事我不打算去研究，我光研究人事儿就得啦。孟子也差不多，他嘴里的天、王道之类词汇都是虚的，从来不去盘根究底。可是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这儿，儒家却吸收了大量方士和阴阳家的论调，开始讲“天人感应”，也开始大范围研究并大规模制造迷信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董老宗师的徒子徒孙，当然也不能免俗，这爷儿俩都极喜欢“谶纬之学”。
“谶”咱们解释过了，在当时主要是由方士们编造出来的，用语含糊，可以正着理解也可以反着理解，是一种反正怎么说都能勉强说得通的预言；所谓“纬”，就是汉儒附会传统儒家经书所新编的一系列教材，跟“经”书相对，所以叫“纬”。“谶纬之学”，说白了就是拿迷信往儒家理论上去套，从而修正孔夫子的旧话：人道是近，可是天道也不远，夫子您是懒得多说，咱可全都研究明白啦。
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作统计，算出刘向父子所推测的各种天灾人祸、灵异事件以及祥瑞预示，总共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相关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是汉代儒生里面玩儿得最欢的，别人就算坐飞机也赶超不了。搁现在说，这俩人就是积年的老神棍，要再多拉几个门徒就能发展成邪教。那么这样的父子俩，怎么可能不痴迷五行、五德之类的言论呢？就算类似言论跟董老宗师的训示有矛盾，他们也会尽量去加以修订，而不会一棍子把五行、五德彻底打翻在地的。
所以刘歆不是直接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