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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握，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李世民对李渊表面上也隆礼相敬，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也明白李世民的用意，颇为知趣，自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宫廷矛盾，同时也为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渊病死，时年71岁。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庙号“高祖”。
第一百九十四章 太宗李世民
一、建功立业夺嗣继位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隋末大乱到唐初大治的历史转变时期，时代的需要，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使他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代名主贤君。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在武功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
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世民18岁时，隋炀帝杨广巡视北方边塞，遭到突厥数十万骑兵的袭击，被围困于雁门孤城。李世民奉父命应征从军，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提出了虚张声势、多设旗动为疑兵的退敌策略。深得云定兴将军的赞赏。第二年，李世民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加镇压历山飞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这两次戎马生涯，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貌似强大的隋军土崩瓦解，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已经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也开始密谋策划准备起兵。年轻有为、善于谋略的李世民，作为父亲李渊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起兵的全部密谋和决策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一方面协助父亲招募军队集结力量，同时又在父亲的授意下，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了大批英豪人物。大业十三年五月，在各方面准备成熟后，李世民协助父亲李渊除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们的亲信，在晋阳宣布起兵，正式打出了反隋的旗号。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妹夫柴绍也先后率领一部分队伍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使起义力量迅速扩大。在确定了西入关中夺取长安的战略目标以后，李渊随即留元吉镇守晋阳，以建成和世民为领军都督，分别统帅左右两路大军，誓师入关，直取长安。占领长安以后，李渊于大业十四年在长安称皇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王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他的哥哥建成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弟弟元吉被立为齐王。从此以后，李世民就以秦王的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叱咤于陇西、关东。
唐王朝建立后，摆在李氏父子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巩固李唐政权。但是，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政务。因此，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当时，国内尚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统一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年仅22岁的李世民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李世民从出关到攻下洛阳，共用了10个月的时间，前8个月主要是围攻王世充，后2个月主要是对付窦建德。由于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终于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通过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他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而迫切起来。
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妒忌，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最后终于导致了流血政变的发生。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武将尉迟敬德、侯君集和谋臣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等人的协助下，在宫城北门玄武门设下伏兵，乘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入朝无备，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建成和元吉，取得了皇位继承权。两个月以后，李渊被迫退位，八月，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年29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二、任贤纳谏修律谨法
唐太宗即位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僚属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唐太宗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为宰相的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班子中，既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太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自然灾害，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50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13年便分崩离析，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征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诫，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致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是有功之臣，但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把举贤荐能、广罗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唐太宗则加以严厉批评。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重用提拔。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而是遵循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惟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玄武门政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唐太宗的有数百人，但唐太宗不计较恩怨，把这些人引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于官职。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唐太宗尤其重视德才兼备，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唐太宗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还沿用并且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一般知识分子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可以升迁，不是官吏的由吏部给以官职。
正是由于唐太宗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在贞观时期，罗致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纵览贞观一代，可谓人才辈出，群贤荟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二月，唐太宗命图画家画于凌烟阁的24位功臣，就是其中最佼佼者。他们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责力、秦叔宝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文学之士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朝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
唐太宗还特别注意虚怀纳谏。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督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述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大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唐太宗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