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秋- 第8部分

隐于屠

中国古人相信，奇人隐于民间。假如来到两三千年前的中国，你要千万小心，路上这个一脸风霜的老农可能刚刚嘲笑了孔子，或者明天早晨荷锄下地时他就碰上了国王，到中午他已经成为宰相……

民间的奇人以农夫居多，一室不扫，何以平天下？同样的，种好一亩三分地，料理天下也不难。——这是古人的想法，我们的古人都是诗人，不讲逻辑，善于类比，常常一个筋斗就从小类翻到了大类，这中间已经跳过了千山万水。

按照这种如诗的智慧，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和煎小黄鱼同理，那么，政治家不仅可以在农夫中产生，也可以从厨师中产生。在这方面，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商汤的宰相伊尹本就是掌勺的大师傅。

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有趣的——我指的是秦汉之前的时代，那时我们对才能、身份和命运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想象，我们相信奇迹，奇迹也果然发生；到后来，我们渐渐相信刻苦，相信读书和考试，相信循规蹈矩、老奸巨滑地向上爬……

除了农田、厨房，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常有古代奇人出没，就是肉店。那些提着尖刀的的肥胖屠夫，临闹市，据肉案，冷眼看熙熙攘攘、软红十丈，他们心中除了当日的肉价，可能还有某种深黑的冲动。

《史记》里，春秋战国几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中都有屠夫的身影，著名的刺客聂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信陵君窃符救赵，勇士朱亥一椎砸死大将晋鄙，而朱亥也是“市井鼓刀屠者”。至于不识时务地刺秦的荆柯，当他在燕都鬼混时，一个朋友是搞音乐的高渐离，另一个朋友就是无名的“狗屠”。

显然，屠夫们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但比起农夫和厨师，他们的机会更近于本行：由屠猪屠狗改为屠人。而且，聂政和朱亥一样，都是经不住人家几句好话，屠为知己者死，没头没脑的就去卖命。

我反对杀人，但屠夫们的故事里情境的转换令我着迷：血腥的肉店与洁净的殿堂，卑贱的屠夫粗暴地干预了历史，而他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司马迁对此也很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聂政是个奇人，聂政的命运是令人惊悚的奇迹。他坐在汉朝的书房，恐惧地注视着聂政一步步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肾上腺素在他的笔下激越地分泌（当然，仅仅是笔下），他看见了历史中那黑暗狂暴的力量，这种力量隐于肉店中、隐于血中，那是与井井有条的农田、厨房截然不同的世界，是混乱的、非理性的，是本能和毁灭。

司马迁把它写下，然后，急忙忘掉。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狮螺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说难

据说，龙这种动物性情温顺如猫，你就随便摸吧，但是，有一个部位不能摸，碰也不能碰：龙喉之下，有鳞长约一尺，名为“逆鳞”，大概是如同倒刺，摸之则龙颜大怒，张牙舞爪，人之小命休矣。

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发现，韩非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博物学家，除了龙，他还研究虫，著有《五蠹》，对种种蛀虫有精深观察，而且探讨了灭虫方法。在龙尚未灭绝的时代，无数中国人就是通过韩非的书学会了与龙共处，还学会了说话。

说话很难，不学不行，所以韩非著《说难》。《说难》之“说”本应读“税”，游说也，专指当时那些凑到君王跟前摇唇鼓舌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韩先生指出，这事儿难啊，难就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道理后来中国人都懂了，韩先生的古文就成了大白话：说话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到人心里去”。

但如何说到心里去呢，韩非之前的谋略大师鬼谷子早有明示，就是“揣摩”，韩非更进一步，乱摸也不行，万一摸到“逆鳞”呢？他很负责任地列举了揣摩所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每一种都后果严重，都是“身危”之祸。

所以，要学会说话，先要学会对说话的恐惧，龙之逆鳞在喉下，部位明确，且只有一片，但读了《说难》，你会觉得人心如同针眼儿，而针眼儿之外皆为逆鳞，话一出口就变成了骆驼，穿不过针眼儿却可能踩响了地雷。

韩非身处战国，当今读书人提起战国照例做心驰神往状，倒不是因为那时死的人多，而是因为那时可以胡说。我断定他们没读过《说难》，韩非也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韩先生是古代的福柯，他比那位法国人更极端、更严峻：话语就是权力，你说的话必须成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巨大权力的回声或倒影……

意识到说话之难，韩非却未能幸免于难：他把话一字字写在竹简上，一条最大的龙——秦王赢政读到了他的话，大王舒服啊，句句说到了读者心里。但是，他的老同学李斯提醒大王：韩非乃韩国公子，怎么可能替秦国着想？于是，“逆鳞”动，韩非死。

韩非自幼口吃，这个瘦弱、阴郁的年轻人，他的舌尖推着巨石上山，他也看到巨石压在后人的舌尖上；话就是坎坷艰危的命，他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话将是不值钱的风？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二十四史上，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

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是放火英雄们的逻辑，我不敢非议。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逻辑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这大地之上，有一块命中注定的大橡皮，随写随擦抹，被抹者不暇自哀，后人亦不哀之，后人不哀之自然坚决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抹后人也。

中国人有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热爱历史、非常恋旧，这显然是错的。当年孔夫子早就看出我们是善忘的一群，是忘事儿特快也特爽的一群，所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絮絮叨叨，讲的就是反遗忘、反纵火。我们听的年头儿长了，真以为自己打从骨子里就是守旧派，其实只是时机不到而已，时机到了，大家不是齐发一声喊，连孔家店也一并打倒了，欢欢喜喜忘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一个唐朝诗人的笔下，阿房宫被焚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它被无数次地烧，仅仅是由于一场虚构的壮丽大火，我们才记住了这座天上人间的宫殿，我们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已被我们毁灭，而毁灭即是“正义”。

我们就是这么“记忆”的，这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忆”。

但阿房宫竟不曾被烧。看了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我觉得报道者字里行间的反应并非庆幸和欣喜，而是有点扫兴。项羽这位先生令人失望，阿房宫都没烧过，他算哪门子“英雄”？而自唐代以¨wén　rén　shū　wū¨来我们一直凑着的历史大热闹原来只是花样文章而已，这岂不扫兴？

当埃及的法老们完蛋时，我们必去拆除金字塔，当秦始皇、秦二世完蛋时，我们当然会烧阿房宫。阿房宫没有烧成，那仅仅因为它不值得烧，它只是一片烂尾楼，枯竭的秦朝财政已经付不起工程款，它还没有成为大地上的奇迹。

于是，项羽和橡皮放过了它，把它遗弃给了时间和风雨。

三岔口

一日，张良说道：“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与赤松子游耳。”

这么说的时侯，透过眼前缕缕袅袅的青烟，张良看见近百年后，一位名叫司马迁的人凝神谛听着他的声音。于是他完成了一个玄机深藏的战略合围。

又过了两千多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枯坐书斋的周作人啜了一口苦茶。茶很苦，他便伸手到桌上，翻开一册《史记》。翻到《留侯世家》，张良正在博浪沙狙击始皇。他就不再看下去，掩卷提笔，写了一篇《博浪沙》。他写道：“博浪沙也是河南地方，不曾到过，不知形势如何，照道理讲总须是峡谷，或一面是崖岸，居高临下方可，若是一片平原，不但无可隐蔽，而且铁椎也难掷得很远，有种种不可能之处。”

“有种种不可能之处”，看到此处，我想，晚年的知堂其实武功尚在，话说得漫不经意，但袖底藏风，他向张良放了一枚刁钻的暗器。博浪沙我也不曾到过，终不知形势如何，就算是峡谷或崖岸，居高临下掷一个大铁椎下去，指望这铁椎正好掉在某人脑袋上，恐怕依然有“种种不可能之处”，“误中副车”已算万分侥幸。张良此举不像张良，倒像野猪林中的鲁智深了。

但张良是超凡脱俗的，与他相处时你得承认“吾不如子房”。所以知堂老人这记暗器大概伤不得对方。张良也许根本不在乎那一击是否命中，因为他知道，对秩序和权威肆无忌惮的冒犯所引起的震惊，比这个行动本身更具破坏力。年轻而狂怒的张良与二十世纪的恐怖分子们暗中通了消息。

那年的周作人在《亦报》上开了一个专栏，专栏作家的职业病是失语的焦虑。当看到博浪沙那一幕时，他想必是松了口气－－至少他找到了打发今天这五六百字的一个话题。

于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发现周作人与张良在匆忙中擦身而过，如果他悠然无所用心，也许他会顺手揪住张良的真正破绽－－博浪沙后，“良乃更名姓，亡下邳。”接着，司马迁写道：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当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那趿着破鞋的老头儿果真飘然而去，化作了一尊黄石？在一九九四年，你只要说那老头儿是什么什么大师，这多半会有人信。顺便说一句，张良晚年辟谷入静，想必也是开了天目的大师。但我宁可相信那老人是位眼看就要空老隆中的卧龙，当他感到历史的疾风猛雨正自天际翻卷而来的时候，他设法找到了曾经“振动天下”的张良，欲以张良为工具去干预自己身后的历史；或者，他要与张良达成一笔两利的交易，他将张良封为天意的选民，张良则把他引入他无缘参与的历史。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其中有大智慧和大悲凉。在圮上桥边的那个夜晚，老人痛切地感受着历史的宏伟壮阔和生命的微渺脆弱，那时他可能真的情愿物化黄石，超然于时间之外，看云起日落。

也许，还有第三个故事－－张良飞起一脚就把个糟老头儿踹下了桥去。在那之后的某个凉爽秋夜，他白衣胜雪，临风而立。衣袖猎猎飘动，张良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