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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谓职业分途
我们知道经济上之剥削阶级，政治上之统治阶级，例必相兼。上面对于经济上有无阶级 之对立，已略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阶级的情况如何，俾资互证。
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较之在经济上尤为显明。中国之封建贵族，唯于周 代见之。自所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 ，实际即早已废除。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 不同于贵者，即他不再是为他们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 ，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势不免与被统治者对 立；一时代理者何必然？为自己而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非 是。而况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我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常有时 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英国文官之得脱于贵族势力而依考试任 用，至今未满百年。以此较彼，不可谓非奇迹。无怪乎罗素揭此以为中国文化三大特点 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当本钱，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从前人要读书却极其容易；有非现在想 象得到者：
第一，书只有限的几本书，既没有现在各门科学外国语文这样复杂，除了纸笔而外，亦 不需什么实验实习的工具设备。
第二，不收学费的义塾随处可有。宗族间公产除祭祀外，莫不以奖助子弟读书为第一事 ，种种办法甚多。同时，教散馆的老师对于学生收费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学校那种 机械规定。甚至老师可以甘愿帮助学生读书。
第三，读到几年之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考课，藉以得到膏火补助自己深造。
那时一个人有心读书，丝毫不难。问题不在读书上，而在读了书以后，考中做官却不那 样容易。一般说，其百分比极少极少。人家子弟所以宁愿走农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读了 书穷困一生“不发达”，而并非难于读书。所谓“寒士”、“穷书生”、“穷秀才”， 正是那时极耳熟的名词。但却又说不定哪个穷书生，因考中而发迹。许多旧小说戏剧之 所演，原属其时社会本象。
我承认像苏州等地方，城里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乡间佃农则不存读书之想，俨然就是 两个阶级。但此非一般之例。一般没有这种分别。“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 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 寻常可见到的事。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韦布林（T。 Veblen）著《 有闲阶级论》，叙述各处社会都有视生产劳动为贱役可耻而回避之习惯。（1）（韦布林（T 。Veblen）著《有闲阶级论》，胡伊默译本第29—37页，中华书局出版。）要知中国却不 同。虽学稼学圃皆不为孔子所许；然弟子既以为请，正见其初不回避。子路在田野间所 遇之长沮、桀溺、荷艹/条丈人，显然皆有学养之贤者，而耕耘不辍；其讥夫子“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更见其重视生产劳动。又天子亲耕藉田，历代著为典礼；则与贱视 回避，显然相反。许行“与民并耕”之说，非事实所能行；明儒吴康斋先生之真在田间 下力，亦事实所少见。最平允的一句话：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 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隔绝？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 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 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这种情形，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 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试分析之：
一、他虽有宗族亲戚密迩相依之人，与他同利害共命运；但至多在中央握权，而因为没 有土地人民，即终无实力。
且须知这种权贵只极少数人，其余大多数，是否与他同利害共命运，尚难言之。像明嘉 靖年间裁减诸藩爵禄米，“将军”（一种爵位）以下贫至不能自存。天启五年以后，行限 禄法，而贫者益多，时常滋事。当时御史林润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惧生变”之语， 是可想见。
二、他所与共治理者，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级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 则来自民间（广大社会），又随时可罢官归田或告老还乡；其势固不与皇帝同其利害，共 其命运。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们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朋友相交，仍不外士、农、工、商之四 民。从生活上之相依共处，以至其往还接触，自然使他们与那些人在心理观念上实际利 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说：官吏大致都与众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对立。
四、诚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为要忠于其君，他必须“爱民如子”和“直言极谏”。 因只有这样，才是获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爱民如子，则每事必为老百姓设想； 直言极谏，则不必事事阿顺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场，恰就站在整个大局上。
只有一种时机：他一个人利禄问题和整个大局问题，适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 短视；那么，他便与大众分离开了。然此固谈不到什么阶级立场。
政治上两阶级对立之形势，既不存在；这局面，正合了俗说“一人在上万人在下”那句 话。
秦以后，封建既不可复，而皇室仍有时动念及此者，即为其感到势孤而自危。这时候， 他与此大社会隔绝是不免隔绝，对立则不能对立。古语“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正是指出他只能与众人结好感，而不能为敌。而万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乱一发，大家亦 真受不了。彼此间力求适应，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与大社会已牵浑 而不可分。整个形势至此，他亦不在大社会之外，而与大社会为一。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 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 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 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 统治之实。中国国家早已轶出一般国家类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当详论 于后。这里要点出的，是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 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 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亦如 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此观于士 农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禄以代耕”之古语，均足为其证明。古时孟子对于“治人”、 “治于人”之所以分，绝不说人生来有贵贱阶级，而引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 社会分工原理。可见此种职业化之倾向，观念上早有其根，所以发展起来甚易。日本关 荣吉论文化有其时代性，复有其国民性，政事之由阶级而变到职业，关系于文化之时代 性；然如中国此风气之早开，却是文化之国民性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这就为：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试与英国人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而百分之四 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 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 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今虽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 ，推度尚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 会力求均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以上半个世纪的情形（1）（此参取英人所著《苏联的民主 》第319—334页所述，书为邹韬奋译，生活书店出版。），内阁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 、军官、法官、主教、银行铁路总理等，约百分之七十五还是某些世家出身。他们几乎 常出自十一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两大学。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 很重的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一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
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此全得力于其形势分散而上下流 通。说它阶级不存在，却不是其间就没有剥削，没有统治。无剥削即无文化，其理已说 于前。人类平等无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安得而无剥削无统治？所不同处，就在一则集中 而不免固定，一则分散而相当流动。为了表明社会构造上这种两相反之趋向，我们用“ 职业分途”一词来代表后者，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
于此，有两层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说未构成阶级，自是中国社会之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 社会之一般性。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 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 展去。
二、虽未能作一面发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岂可否认？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 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我于不否认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盖所以 使人认识中国。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话：“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则中国为德谟克拉东。”在近 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 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他且待详于后，即此缺乏阶级讵非一证？若指摘中国，以 为不足；则如上所作中英社会之比较，正可以严重地指摘英国。所以只可说彼此表见不 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 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一 中国之不像国家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特征，曾以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列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征）。中国何以会这样特殊，这就为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却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现在就这问题一为申论。
中国之不像国家，第一可从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见之。此即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见之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实际从政经验，且卓著政绩如明代之吕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说：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见《呻吟语》）［517z小说网·。517z。］
这是心得，不是空话。虽出于一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不过消极精神，在他笔下表出的格外透彻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联常见于县衙门，说“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知县号为“亲民之官”，犹且以勿相往来诏告民众，就可想见一切了。
事实上，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河北省民间谚语，说“交了粮、自在王”，意思是：完过钱粮，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无其他管制）。至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不论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间自了（详后）。近代以前的西洋社会，多数人没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国人却可说是自由太多——孙中山先生有此语。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 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想忘，则是中国真情。
这种无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说它始于西汉总是信而有征的。当时相传曹参为相而饮酒不治事，汲黯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类有名故事可见。但我们不可就信他们只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于此时慢慢展开，其需要无为而治的形势（详第十章），就被明眼人发见了。
前引长谷川如是闲的话“近代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而不知中国人却早已把它当作不必要之恶”，正是指此而说的。
复次，中国之不像国家，又可于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之。国家功能，一面是对内，一面是对外。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照常例说，国际对抗性之强弱似与其国力大小不无相关。然在中国，国力未尝不大，而其国际对抗性却总是淡的，国际对抗性尽缺乏，而仍可无害于其国力之增大。此缺乏国际对抗性，有许多事实可见。——
第一就是疏于国防。例如沿海港口，为国际重要秘密，引水权绝无委诸外人者。内河航行，允准外人充当向导，尤为世界所未闻。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军航深入闽江，即系由中国海关颁给执照之美国人引水。事载慕尔氏之国际公法，各国学者引为奇谈。据说在中国海关注册为轮船引水者，外国人约占半数。然这不过是其一端；类此不讲国防之事例，大约要数出十件八件亦不难。
第二就是户籍地籍一切国势调查，中国自己通统说不清。这原是国际对抗的本钱家当，时时要算计检讨，时时要策划扩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见其无心于此。不知者或以为中国人头脑知识尚不及此，那便错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