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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乔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在全书的艺术构思上受《十日谈》的启发，其中有三个故事（管家的故事，学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取材于《十日谈》。法国玛格利特·德·那伐尔的《七日谈》（1559）更是在格局上完全模仿《十日谈》的一部故事集。英国莎士比亚写于十六世纪早期的两个喜剧《辛白林》、《善始善终》，那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来自《十日谈》。法国莫里哀根据《十日谈》的第七天故事第四写成喜剧《乔抬·唐丹》（即《受气丈夫》1668）。德国启蒙时期的莱辛，把《十日谈》中的“三个戒指”的故事接过来，写成诗剧《智者纳旦》（1779），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宣扬信仰自由。此外，象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维加所写的两个喜剧。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所写的《故事诗》，以及英国的诗人锡德尼，德莱顿，济慈，丁尼生，美国的诗人朗费罗等都曾经从《十日谈》里取得了他们的作品的题材。
当然，历史上的反动派对于这部巨著却是十分憎恨。1497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中，不少珍贵的《十日谈》版本，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都作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十日谈》的最早版本流传下来的因之非常稀少）。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Giunti版），把里面干坏事的僧侣全都改为俗人。1582年法国出版了萨维亚蒂（SalViati）译本，对于原著也是这样煞费苦心地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工作。“院长的苦修”（第一天故事第四）中的小修士和他的院长变成了小伙子和他的尊长，本来是修道院，变成了一座伺奉邪神的庙字。发生在女修道院中的“哑巴的故事”（第三天故事第一）给搬到了妻妾聚居的东方后宫。“小修女的故事”（第九天故事第二）的地点也同样地搬动了。“天使出丑”（第四天故事第二）中出丑的并不是神父，而是一在俗的人。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历史上的反动派及思想保守的人对于这部巨著的害怕。
卜伽丘原来安葬于他的故乡切塔尔多的教堂的坟地里，可是后来他的坟墓竟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们并没有因为卜伽丘晚年的忏悔，屈服于宗教势力而宽恕了他1818年，英国诗人拜伦游历意大利，凭吊古迹时，愤怒地提到：
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
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
他竟不能和普通死者为伍。
不用说，在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那十年里，《十日谈》也成了专政对象，翻译这部巨著成为一大罪状。现在，社会主义的春天来到了，思想开始解放，禁区正在打破——只有在大好形势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以无产阶级继承前人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气度，对于《十日谈》这部古典名著进行探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一个科学的总结。方平
19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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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作者：卜伽丘 ………………………………序 故事第一 恰泼莱托在临终时编造了一篇忏悔，把神父骗得深信不疑，虽然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却给人当做圣徒，被尊为“圣恰泼莱托”。 故事第二 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犹太人，听了好友扬诺的话，来到罗马，目睹教会的腐败生活；他回到巴黎之后，却改奉了天主教。 故事第三 犹太人麦启士德讲了一个三只戒指的故事，因而凭着机智，逃出了苏丹想要陷害他的圈套。 故事第四 一个小修士犯了戒律，理应受到重罚；他却使用巧计，证明院长也犯了这个过失，因之逃过了责罚。 故事第五 蒙费拉特侯爵夫人用母鸡做酒菜，再配上几句俏皮话，打消了法兰西国王对她所起的邪念。 故事第六 一个正直的人用一句尖刻得体的话，把修士的虚伪嘲笑得体无完肤。 故事第七 贝加密诺讲述一个“泼里马索和克伦尼院长”的故事，借题讽刺了一个贵族的近来的吝啬作风。 故事第八 行吟诗人波西厄尔用一句锋利的话，讥刺了一个守财奴的性格，促使他悔悟过来。 故事第九 塞浦路斯岛的国王昏庸无能，受了一位太太的讽刺，从此变得英明有为。 故事第十 亚尔培多大爷单恋着一个俏丽的寡妇，寡妇想取笑他，结果反而被他用婉转的言辞取笑了一番，使她感到惭愧。 ………………………………序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首先对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作了说明。以下便是他们在潘比妮亚领导下，各自随意所说的故事。
温雅的女士们，我深知你们天生都是富于同情心的，读着这本书，免不了要认为故事的开端是太悲惨愁苦了，叫人们不禁惨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对于身历其境、或是耳闻其事的人，都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不过请别以为读着这本书，又要害你们叹息、掉泪，就此吓得不敢再往下读了。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攀援的艰苦将换来了加倍的欢乐。乐极固然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所以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凄凉——我说是暂时的，因为也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罢了；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片欢乐，象方才预告的那样——要不是这么声明在先，只怕你们猜想不到苦尽还有甘来呢。说真话，我真不愿意累你们走这条崎岖小道，可是此外又没有旁的路可通，因为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没法交代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那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在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象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当时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女，也居然象受过训练的医师一样，行起医来了。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骇人听闻的事还有呢。要不是我，还有许多人眼见目睹，那么，种种事情即使是我从最可靠的人那儿听来的，我也不敢信以为真，别说是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一场瘟疫的传染可怕到这么一个程度，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有这么一回事：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是合该它们倒楣，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一阵，隔不了一会，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象吃了毒药似的，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着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象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象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解。说，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概不管。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是天主鉴于人类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却只落在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头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似的。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这样断了气。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象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奶奶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照向来的风俗说来（现在也还可以看到），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