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该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结婚7年后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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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钻研学问无穷尽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时人誉为“中国近300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80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
人生如钟表之摆
王国维17岁时曾赴杭州应乡试，而名落孙山。其原因很明显，一是精力没有放在《四书》、《五经》上，而是放在史书和其他的杂书；二是重考据；三是“好谈时务，嗜古籍”；四是“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货供游学，居恒怏怏”——“新学”的影响和憧憬“游学”，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功名思想，也使他自觉地放弃了对“时文”和“帖括”的研习；五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大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参加北京乡试的各省举子1300多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请求维新变法。从此开始，觉醒了的读书人举办学堂，成立学会，创办刊物，自觉置身于图强的热潮之中，王国维也不例外，他不愿再呆坐在书斋中的板凳上了。其父王乃誉对此也很支持。其弟回忆说：“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其父的先进思想，又导致了王国维第二次即20岁时科举考试的失败。
当法国18世纪风行的自然主义由日本转道进入中国之后，一时间，学海波涛沸腾，而附和此种学说的人，并非出于知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根本思想和最终目的茫然无知，只想借助其枝枝叶叶的话语，来装扮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是借助西洋学说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学说、思想学说进行一番打扮改造。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中大的方面，对其中的人生哲学、文化精神等等内容，却很少用精力。
而王国维并非其中一员，先后撰写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著作。他用西哲思想和观点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人生，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沉浸于此，如痴似醉。
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人，学习的大都是“海军制造”、“法律”等，却没有学习哲学的。中国思想界无“能动”之力，也未能“受动”。这一情形使王国维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强烈希望将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引入中国，却不愿意人们把西方的文化精神、哲学思想作为解救中华民族的有力武器。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因历史而形成的悲观主义怪圈。
王国维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去研究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1904年夏天写成《红楼梦评论》。在文中，王国维认为：人生如钟表之摆，在“苦痛”与“倦厌”之间往复。“倦厌”即是一种“苦痛”，去掉“苦痛”，便是“快乐”，而将苦痛转化为快乐的努力亦属一种苦痛。快乐之后，苦痛更深；文化愈进，知识越广，其欲望便会弥多，而对苦痛的感觉则更为敏锐。人生的欲望无法超越生活，生活的性质则是苦痛，所以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合而为一了。人的一生就是欲、生活、苦痛的体现。
借评《红楼梦》，王国维指出：人生之追求之最终目的是为“解脱”。“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人于无生之域。”也正因为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金钏儿坠井，司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自刎，柳湘莲、芳官入道出家，都并非真正的“解脱”；只有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才得到正确的解脱。
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间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深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他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但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学成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他悲叹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就是想远离现实，以期心远地自偏，有词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五分况清欢。”“弄丹铅”（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忧郁，少有朋友。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行为，更厌恶以学术求官之行径，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所言：“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做学问的境界
王国维读书直透纸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是“新史学的开山”，是一个“很有科学头脑的人”。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当时的中国，通达、诚笃的旧学家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治西学的人，大都也只是想点缀一下门面。能贯串精、博，作为终身职业，更是屈指可数。
王国维认为：凡学，无论中西，都无用，也都有用。他以近代欧洲为例指出，农工商业的进步，原本根源于物理、化学的勃兴。物理、化学的高深与浅显，与蒸汽、电信有何关系？动植物学与树艺、畜牧有何关系？天文学与航海、计时有何关系？心理、社会学与政治、教育又有何关系？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此状况，何况史学、文学！再从另一个方面言，对宇宙、人生的“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利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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