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个细节是张元济自己讲述的。一是张元济当时里面穿的绒线衣有破洞，为看守们所惊讶。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着破衣服。二是看守中一名年纪稍大者，常常咳嗽。张元济劝他去看医生，还为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那绑匪感动得掉了眼泪。
爵禄饭店的谈判不很顺利。绑匪们见“油水”不足，也不得不让步。第四天，10月21日，张元济写信告诉树源，劫持者已答应把“票价”减至2万元，让家中快想办法。（可惜此信没有保存下来。）绑匪们的这一票，算是倒霉到家了。
当天，叶姓头目又约树源等到爵禄饭店谈判，出示张元济的信，逼张树源交钱。树源想交去5000元，仍通不过。第五天，绑匪可能觉得眼前这个家伙实在是没有油水可榨，就同意了，5000元放人。于是，当时树源又四处奔走，在亲友处借贷到5000元钱，送到绑匪手里。大约他们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来。1万元赎票，张元济终于脱险，结束了这六昼夜的“奇遇”。
张元济对被绑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后，即与瞿启甲商谈借印铁琴铜剑楼藏书，并亲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为日后商务出版《四部丛刊·续编》做好了准备。
11月14日张元济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张元济去杭州慰问。张元济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李济：甲骨文的发现者
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
从清华到哈佛
李济的早期教育归功于其父李权。李权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父亲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然后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李济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但因为李权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
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当地人称为“李优贡”的李权也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得到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李权把家人接到北京，李济就在11岁那年跟全家来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当时还叫“李顺井”的李济糊里糊涂应了考，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取足，就从“备取榜”里接着选，于是李济幸运地成了北京录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员。七年半学习结束后，他们同一批进入的学生，经过陆续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岁的李济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赴美留学。李济在清华读书时，美国有一位沃尔科特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了智商测验（李济被测定为128）。李济受他影响，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最初在马萨诸塞省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阅读。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才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李济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听说李济转学人类学后，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赞成，他认为李济是适合做学问的人。徐志摩与李济同船去美，他是自费留学生。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一学年同住一个公寓，关系很好。徐志摩读的是历史系，在第二年就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李济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后人在整理李济文件时，找到了李济保存的徐志摩去纽约后写给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学习等谈得很广泛。徐志摩对李济当年也有这样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1923年6月，李济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李济的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后来在哈佛大学正式出版，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
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文中提到了李济的论文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了李济论文。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这也使得李济一下子声名大振。
有趣的是，李济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李权还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个陌生的头衔，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个办法，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李济的朋友们，像赵元任，也善意地开玩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
李济在哈佛读书时，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的讲师霍顿，李济将他的名字翻译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给李济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按钟点付钱。李济花了大半个暑假来做这个工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整理头骨的经验，让他对于处理人骨，特别是人头骨有了亲身体会，这对他后来进行生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很有裨益。后来，在安阳殷墟挖掘现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大都是在李济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尹达、夏鼐等都谈过此事。
80年前第一锄
取得博士学位后，李济如期回国。起初，他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任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1924年，已是南开大学文科主任的李济，和鲁迅、王同龄、蒋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学讲学，由此结识鲁迅先生。1925年4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教授。29岁的李济，受聘为唯一讲师。
这年，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队，纷纷来中国“寻宝”。其中，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委员毕士博，听说李济是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即来信邀请李济参加他们的考古队。李济回信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回信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6年5月，毕士博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商定了合作事项，即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国学院合作，由李济先生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暂由清华保管，今后交中国国立博物馆。
1926年10月，李济率队来到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这年初春，李济曾和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在西阴村，他们发现了一片布满陶片的地方。这片区域很大，有好几亩地。他们俯身捡拾几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细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来后，李济决定将西阴村作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现场。从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队在西阴村不仅发现了10多万片史前陶片，还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兽骨、贝壳片等。最有意思的是，发现了半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这一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史前就家养蚕茧。1995年9月，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百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仅一件，即半个蚕茧壳，可见这半个蚕茧壳的“分量”。
这次发掘，捡拾起中华文明一段重要历史——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更标志着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他们制定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明确“发掘所得归国家所有”；在西阴村，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而只是选择了一小块面积。挖掘中，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殷墟文化遗址，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阳走向世界的，当属李济先生。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济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国的李济收到傅斯年的电函，希望他尽快回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这时，由中央研究院组织的对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进行。年末，李济回国。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以后，差不多每年的春秋两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济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寻找有文字的中国古代史，即人们通常说的“甲骨文”。1929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12日是这一“战役”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在小屯村的一个地下贮藏坑里发现了龟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取出。谁知，当取出3760块时，还只是一个面上部分。于是，决定再延续一天。第二天，当太阳下山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后来，又用了4个昼夜，才将埋藏珍品的土块整体起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这次共发现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青铜器、玉器、日用器具、人兽骨、建筑遗迹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躯体，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势，还有一跪着的人体残部。显然，小墓是陪葬墓，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则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这是第一次发现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文物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抗战胜利后，李济以中国赴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回国后，李济撰写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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