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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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 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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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钱,但在私人商业中滥用它的情况也很多。随着银钱的成色大幅度降低,
因此这种钱不久就废止了。
由于以上的情况,公元前 113 年,由隶属于水衡都尉的上林三官专管铸
币,水衡都尉和少府共同负责皇帝宫廷的财政。三官这时成为帝国的唯一铸
币机构,并负责选矿、运铜石以及实际铸造。各郡铸造的所有铜钱都运往中
央,以便进行溶化和重铸。新铸的铜钱质地良好,伪造困难,并因伪造者缺


① 刘濞,见前文和《史记》卷一○六,第 2822 页。邓通的情况,见《史记》卷一二五,第 3192 页。这两
人在《史记》卷三十,第 1419 页上并列;又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5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
和货币》,第 240 页)。
② 关于这个决定的时期的讨论,见加藤繁:《三铢钱铸造年份考》,收于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
第 195—207 页。
③ 有关使用鹿皮事,见《史记》卷三十,第 142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3 卷,第 564 页以下);《汉
书》卷六,第 17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64 页);《汉书》卷二四下,第 1163 页(斯旺:
《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68 页);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第 51 页。后者的看法是:
白鹿皮从来就没有打算流通,因而不能认为是货币。
① 《史记》卷三十,第 1434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3 卷,第 584 页);《汉书》卷二四下,第 1169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91 页)。如淳(公元 221—265 年时人)解释说:“以赤铜为
其郭也”。《史记》、《汉书》都说:“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但如淳说:“不知作法云
何也”。
 



乏良好的设备而无利可图。
这样,铸钱和以此获利成为朝廷的独有特权。铸币制度从公元前 113 年
到前汉末,一直保持稳定。从公元前 118 年到大约公元 1 至 5 年这一阶段,
铸造的五铢钱总额超过 280 亿,假定年均铸量为 2.2 亿左右或 22 万贯(一贯
1000 钱)。总额只略少于盛唐时期(公元 742—755 年的天宝年间,一年是
32.7 万贯),但比宋代少很多(如 1045 年是 300 万贯,1080 年是 586 万贯)。
①看到公元前 1 世纪时铸造了这么多的铜钱是令人吃惊的,并且使人认识到,
商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受它的影响有多大。
王莽在币制上也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也打算表明他追随古代先例,恢
复过去的一个理想模式,以引用意识形态的理由来支持他试图对前汉整个币
制的大改革。②公元 7 年,他在五铢钱之外又通行三种新的货币,即大钱,重
12 铢(7.6 克);刀钱(契刀);镶金刀(错刀);价值分别为 50、500、
5000——五铢钱。公元 9 年,即他作了皇帝后的一年,除了大钱之外废除了
所有的面值,提出了一个新的远为复杂的货币系统。除去用金银、龟壳、贝
壳作为流通货币之外,又添了两种形式不同的青铜货币,即钱和布。钱有五
等,其次序是从重一铢的小钱到重九铢的壮钱,和以前的大钱一并通行。布
是一种铲形的钱,③按其大小、轻重分为十等。
关于这种复杂的、名目繁多的 28 种单位的通货,都有历史的先例可查,
而不论引得是否恰当;总的说来,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面值和实际重量的不符。
这种币制被证实完全行不通而逐渐废止,唯一留下来的是小钱和大钱(其值
是小钱的 50 倍)。公元 14 年,这些货币又被两种新货币所代替,即货泉(一
种圆形铜钱,有一个孔,重五铢即 3.25 克)和货布;后者只比前者重五倍,
但它的官定价值却是前者的 25 倍。
对破坏新币制的惩罚是严厉的。伪造者处死刑,收藏非法定的货币或批
评新币制者处流刑。但是犯者太多,最后法律规定犯者仅被判为官奴隶或罚
作苦工。又据连坐的原则,犯者的邻居也受到与犯者相同的惩罚。由于这些
匆促、激烈的改革而引起的混乱,烦恼和丧失信心,显然在相当的程度上导
致了王莽的灭亡。
甚至到了王莽灭亡以后,币制还是相当紊乱,麻、丝、谷物与现行的货
币一同使用。在四川建立短命王国的公孙述(公元 24—26 年),有一段时间
曾铸造铁钱。①天下重新统一后不久,秩序恢复,后汉政府于公元 40 年决定
再度使用前汉时期的 5 铢钱。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光武帝的一个将军马
援,但因大臣们的反对而被拖延。对铸币的社会效果显然仍存在着不安和感
到无把握。但马援的建议被证明是对的,于是继续铸造五铢钱直到后汉末。
这次铸钱完全由大司农掌握,而不是由经管皇室财政的机构负责。汉代常提
到黄金,但除去王莽之外从来没有用它作过通行的货币。可是常用它作计值


① 汉代铸钱的数额,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7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24 页)。
唐代铸钱事,见《通典》卷九,第 53 页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2 版(剑桥,1970),第 78
页。宋代铸钱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第 300 页。
② 王莽的币制改革,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82 页以下、506 页以下。
③  “布”从文字上讲是“布钱”,但实际上是指一种铲形的钱(也称布),秦以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曾使用过
这种钱。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1957)。
① 见《后汉书》卷十三,第 537 页。
 



的单位。黄金的基本单位是一斤(16 两或 384 铢,245 克),价值铜钱一万。
常用这些单位来计算珍贵的财产;例如前汉时期的富裕之家据说是有 10 斤金
或 10 万钱。虽然黄金被作为礼物由皇帝赐给他的宠臣和大臣,但它是被用作
宝物和保值的手段,而不是用于经济交易。②后汉以银代替黄金进行高价的交
易,而且政府似乎铸造了标准银锭。
汉代的物价常用货币来表现,因此为了征税,货币是土地、房屋、车马
等的价值。这样,就存在一个价格结构以决定各种不同货物的相对价值。这
可从《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出的一系列货物清楚地看出,它表明为了取得
一定的利益所必须卖出的每一种货物的数量。①进一步说明相对价值的材料,
可以在多半为征税而制定的一些财产估值的断简残篇中看到。②
价格结构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依据战争和丰歉引起的供需的波动
而变化。特别是日常的必需品,如粮食。在秦亡以后的动乱时期,一石(20
公升)粮食的价格高达 100 万钱,而在文帝(公元前 180—前 157 年)的和
平时期则低到 10 钱左右,在宣帝(公元前 74—前 49 年)的丰收时期低到五
钱。紧接的元帝时期(公元前 49—前 33 年)发生了灾荒,粮价又上升到 500
钱。在中央和外地的各郡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价,一个奴隶的价格在 1.2
万钱和 2 万钱之间,这取决于年龄、性别、技术熟练程度等的不同,但在哀
帝时期(公元前 7—前 1 年),限制土地和奴隶数量的法令颁布后,奴隶的
价格暴跌。因此很难指明汉代货物的正常价格。但从上面提到的《史记》所
举一系列货物看来,可以推测出前汉初期的 1 石粮食的平均价格是 120 钱左
右。前汉后半期看来是接近 100 钱,而且在后汉初年还保持着同样的价格。③





















② 关于黄金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如资源的供应,分布范围和地中海世界可能的影响等。见塔恩:《大夏
和印度的希腊人》,2 版(剑桥,1951),第 104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510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莱顿,1979),第 134 页注 333、第 218 页注 814;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
的新探》。第 624—625、725 页(注 305)。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 368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4 页以下)。
②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71—72 页。
③ 佐藤武敏:《前汉的谷价》,载《人文研究》,18:3(1967),第 22—38 页;布目潮沨:《半钱半谷
论》,载《立命馆文学》,148(1967),第 633—653 页。
 



财政管理

政府和皇室的财政

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威的种种作用,就不可能叙述汉代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因为它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施加了巨大
的影响。虽然根据君权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所有的岁入在理论上都应属于
皇帝个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
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范畴。前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
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这就是大司农和少府。①
政府财政的主管机关是大司农。②它的岁入主要来源是向人民征收的各种
赋税,公元前 119 年之后,加上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所得的利润。武帝时
期还有来自国有土地和卖爵的收入。它的主要支出是首都官员的俸禄、公共
工程(如建造陵墓、治水和灌溉工程)和军事费用(供应军需、大规模远征
的消耗、给军队的奖赏)。除去这些主要项目之外,也提供国家节日和礼仪
的花费。
少府收入的头一个来源是对有市籍商人的课税和对自然界(山、林、河、
海、湖泽)的各种产物的税收(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认为是属于皇帝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鱼类、木材和广大的国家公园所有产物的课税。一个例外
是,当时专卖盐铁这两个最有利的自然产物的收入归属于大司农。这是武帝
大力增进国家财政所作的一个特殊姿态的结果。在开始专卖以前,盐铁的税
收一定归于少府。这个财源的损失,在几年后的公元前 113 年,因少府的一
个新的协作机构水衡都尉专管铸钱(如上面所述)而得到了弥补。
少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口赋,即对所有 3 至 14 岁(后改为 7 至 14 岁)
的儿童的人头税。起初是 20 钱;后改为 23 钱,其中 20 钱归少府,3 钱供军
费。至于这笔钱为什么不归大司农,其理由不得而知。口赋在皇帝宫廷的岁
入中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从下面的估计可以得知。
公元 2 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是 59594978 人,假定 1/5 的人口是 7 至 14 岁
的儿童,每人交纳口赋 20 钱,那么总额就是 3.8 亿钱。①少府还有归它分管
的国有土地的收入。确切的数字虽不得知,但从以下的事实可推出其大略,
武帝时期河东郡新灌溉的 5000 顷(57000 英亩)土地,预计岁收可超过 4000
万公升谷物作为国家收入,这些土地归少府掌管。虽然水利设计从来没有完
全实现,但岁入一定相当可观。②
此外,诸侯王每年奉献的黄金——酎金——也都归少府。奉献者要在阴
历八月举行的节日把黄金献上,在此期间,又用八月酿造的酒供奉皇帝的宗
庙。名义上用来资助祭祀的黄金数量的征收,是按照王侯的封地人口的比例,


① 对这两个机构职权界限的全面研究,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第 35—156 页。
② 这个官职起初沿用秦制称治粟内史,公元前 143 年改称大农令,公元前 104 年又改称大司农。
① 这个计算是根据《汉书》卷二八下,第 1640 页所载的登记人口数字。如根据全国每个行政单位的人口计
算,则总数为 57671400 人。见毕汉斯:《公元 2 至 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第 158 页。此外,还应
考虑从武帝时期到公元 2 年之间的人口的增长;据一位学者的估计是每年 1%(见许焯云:《汉代农业》,
第 15 页以下)。如果这个估计可接受的话,那就意味着武帝时期的登记的人口数字约 300 万。
② 《汉书》卷二九,第 1680 页。
 



计每 1000 人四两(60 克),另外还要检验黄金的成色。如果不够标准,奉
献者就要失去他们的全部或部分封地。武帝统治时的公元前 112 年,有 106
个诸侯因酎金的成色低劣被夺爵而沦为平民。我们仅能对在这些情况下奉献
的黄金作一个近似的估价。按照公元 2 年的人口调查,诸王封地的人口总数
超过 638 万,这一年他们必须交纳 380 公斤黄金,大约相当于 1600 万钱。再
把诸侯的奉献包括在内,其总额一定大得多。③
虽然少府的岁入很大,但它的支出也是巨大的,它担负朝廷的全部花销。
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家具、器皿、医药、乐舞伎和后宫(少府对每一个后
宫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费用,还不算近侍们的生活费用和其他奢侈品。像
衣服、器皿、车辆等的绝大部分是由少府所属的国家机构制造。其花费之大
是惊人的,以至当国家紧迫的时候一些公忠体国的大臣屡次要求削减花费,
元帝时期(公元前 49—前 33 年)的贡禹就是如此。
少府还要支付皇帝对诸侯王、高官、幸臣、功臣等的定期和特殊的赏赐。
这些赏赐或是黄金,或是铜钱,或是二者都有,一次赏赐常是黄金百斤(25
公斤)和铜钱百万。例如宣帝(公元前 74—前 49 年)初期,霍光受到 1.7
万户的封地、7000 斤黄金(1050 公斤)、6000 万钱、30000 匹绢、174 名奴
隶、2000 匹马和一所住宅的巨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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