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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
“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书《中国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像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尔洛（Julie Barlow）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 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还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 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
意大利4 80
法国7 67
美国19 52
英国20 41
德国28 36
西班牙30 38
（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
中国72 19
约旦69 30
巴基斯坦57 39
西班牙51 44
荷兰49 50
英国44 51
加拿大45 52
土耳其41 55
印度41 57
美国39 57
黎巴嫩40 58
印度尼西亚35 64
法国28 71
俄罗斯23 71
德国25 73
波兰13 82
（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不尽如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多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竟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