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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学英文，我的英国老师告诉我，英文中“我”是大写的，表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没有大小写，但是如果有的话，我想中文也会把“你”、“你们”、“我们”等都大写。人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你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别人的同事。中国文化中“我”的权利和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实在觉得中国的人本文化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观。我也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其实是非常后现代的，对于解决西方社会今天的各种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都有益处。。电子书下载
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坦率地讲，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国出现一场“颜色革命”。但是“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灾难。给格鲁吉亚带来了什么？灾难。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什么？灾难。这些人的榜样是捷克《七七宪章》和波兰团结工会。其实，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国得到了全部的实现，但海地是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世界已经经历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和“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但这些人还是在那里谈论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这些人还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也不支持他们？
我四年前去波兰访问，顺便查了一下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是72％，波兰是13％，您说谁该向谁学习？我建议您去团结工会的发源地格但斯克看一看，去华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来在哪个国家了。中国历史上曾经上千年领先西方，后来我们骄傲自满了，闭关自守了，结果就落后了。中国现在一直认真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包括西方保护人权的有益经验，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所以中国进步很快，一年等于西方十年，中国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
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看起来头头是道，其实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例如，美国的人权概念中就没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是美国能够从人权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医疗保险问题，那么它那4 000多万美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的问题就能更容易地解决。
第二个缺陷是法条主义问题。西方把人权问题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问题，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能算人权问题，这在法制不健全、律师力量不足的国家里很难操作，也非常昂贵。例如，印度政府解决贫民窟居民住房权的做法是只补偿在贫民窟有产权的人，这看似是一种法治，而实际上贫民窟里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产权的“租客”，结果法不责众，印度的贫民窟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个人认为在非西方国家里，更好的办法是在推动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这是中国促进人权的一条重要经验。法条主义还导致了昂贵的诉讼费用，其实这往往是一种变相的腐败，一种合法化了的腐败，导致了司法不公：有钱人总能聘请到更好的律师，造成法律体系失去公正性。法条主义强调程序正确，结果一般的刑事案件拖了很多年都审不完，造成了大量的案件累积。
第三个缺陷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有其一定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但这种担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为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丹麦漫画家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可以损害十亿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一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在这方面，我以为中国人的哲学思路将更适应全球化时代人权发展的趋势。
第四个缺陷是人权体系中没有优先顺序的概念。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西方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的方法要么是政治权力压倒一切，要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优先，而不是消除贫困优先，结果很糟糕。在一个充满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饿肚子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警察来维持基本秩序。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中国抓住了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社会变化了，其他权利的改善就有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在人权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像刚果、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首先是恢复公共秩序和发展经济的问题，如果国际社会能在三五年内帮助刚果、阿富汗做好这一事情，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权成就了。
当然在讨论人权时，我们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这些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西方的主流观点没有分歧。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但我们和西方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价值界定得过宽，而且是以西方的意愿来界定。西方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整个世界都要跟着它走，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如果各国都能真诚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这将是值得称道的。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各国的人权理念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人权观都有很大的差异。比方说，瑞典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像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像的。同样，法国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里带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像的。
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谈过这么一个观点：全球化已经给整个世界带来了许多挑战，这种挑战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应对。现在发达国家消费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美国消费的人均资源是中国的11倍，但西方迄今为止的人权观决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点儿也不能少，因为这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所谓造物主赋予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使用相应的资源，他就要和你较劲，甚至围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包括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全球性的难题呢？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无人可以垄断。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时也要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有丰富的“人本文化”，这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结合起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也会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英国是最标榜自由的国家之一，但英国今天成了世界上闭路电视监控密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标榜自由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机场的安全检查已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全裸”仪器的国家。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更是允许政府相关部门窃听电话、查询电子邮件等活动。尽管英国和美国有很多人强烈不满这些侵犯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政府行为，但大部分人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措施，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英、美这样的所谓自由主义国家也已进入了“后自由主义”时代。
其实，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责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战后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思潮则认为让人自由发展就是高于一切的，社会也会因此变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人性本身的特点：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恶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话，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不加节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贪婪，并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西方社会普遍的毒品泛滥和2008年金融海啸，都是极端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
历史上，人们对“自由与责任”、“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问题的论述总体上还是辩证的。例如，《联合国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中对自由的论述是既强调自由，也强调责任的。从中国人的哲学来看，这些概念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才好。但在美国主导的话语中，讲自由、个人、权利等就是正确的，讲责任、集体、义务就是压制民主。这种政治观点实在是非常肤浅。自由与责任中，一味强调责任确实会被独裁者滥用，但反过来一味强调自由，也会被各种政客和犯罪分子滥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学家也是辩证地看待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洛克认定独立的个体是社会契约的前提，但他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违背文明社会道德准则”的人。依我之观察，美国的个人主义理念与道德的分离，结果越来越多地损害了美国的整体利益。今天美国社会的毒品、枪支和暴力泛滥。美国还有哪个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后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国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监狱囚犯人数却超过了中国。中国理念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有利于扭转当前西方世界过多强调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国家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你只要看看长期居住在西方的华人，绝大多数华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极端的那种论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赏自由主义的海外华人，他们真正喜欢的还是过去那种经典的、伦理化的自由主义论述，他们很难接受今天西方社会那种极端自由主义。华人在西方的相对成功与他们既长于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又能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
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也对这类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如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指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也指出美国社会已在走向“巴尔干化”，即极端个人主义使西方社会走向不断的分裂。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来》一书中也指出：“今天广泛存在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谋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导致连人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履行当父母所应有的任务和义务都成了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比方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迟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讲维持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是荒谬的。稳定可以是专制独裁的结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良政，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定，不能由美国人来界定。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往往是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西方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来收拾残局。其实，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思考我们在自由的问题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邀请我介绍中国变革的理念与战略，其中一个核心话题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位学者问我中国新闻业以后会不会像西方一样开放。我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开放都有一个度。比方说，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