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但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这又构成了印度的某种包袱。因为印度有许多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要改动则非常困难。印度《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会法和1947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而这样的法律要修改的话，程序非常复杂。2008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也暴露出印度法治方面的问题，根据印度宪法，治安属于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中央政府不得干预，而反恐的精锐部队又属于中央政府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是造成反恐斗争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短”。由于印度民主体制品质不高，政府考虑的问题大都是短期的，以争取选票为最大考量，而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容易被牺牲掉。比方说，孟买是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但孟买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改造孟买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府，其票源主要在该邦的农村地区，而非孟买（这个邦的人口近一亿，而孟买人口只占该邦的七分之一），它更愿意把有限的资金，作为赢得选票的资源，投向选民多的农村。像中国那样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出发，进行理性的、长远的布局，让条件比较好的沿海地区先走一步，把财富尽快地创造出来，然后中央再通过税收、对口援助、产业梯度转移等措施来帮助落后地区，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印度就很难做到。据说印度总理辛格曾认为旁遮普邦的农民教育程度和耕作水平高于比哈尔邦的农民，应该优先帮助旁泽普邦农民发展起来，然后再来帮助比较贫困的比哈尔邦农民，但这样的建议在印度就很难通过，结果就是大家都耗着，继续各自的短期行为。
第四个特点是“泛”，这里主要指泛政治化。用中国话说，在印度很难“实事求是”地讨论和解决问题。以2008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为例，印度政坛两个大党（国大党和人民党）居然无法共同对敌，而是很快陷入党争。印度穆斯林一般是国大党的主要票源，所以国大党总是强调印度的穆斯林是温和的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无关，而人民党代表了印度教的主流，经常指责印度穆斯林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帮凶，总在批评国大党反恐乏力。这种党争使普通印度民众深感失望。印度遭受过很多恐怖主义的袭击，过去人们大都责怪巴基斯坦，但2008年的那次袭击使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印度自己政客的无能。不过从我实地访问的观察来看，这种对政客的批评主要还是局限在会讲英语的印度中产阶级，因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但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比例还很小，他们在印度各种英语媒体上不停地批评印度政客，在电视上不停地辩论如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如何使印度的官员真正不再浑浑噩噩，但印度官员根本不参加这种辩论。我看印度中产阶级也很无奈，因为他们人数少，参加投票的也少，即使投了票，也影响不了政局，而政客还是照样可以继续忽悠广大底层的民众。
另外一个典型的泛政治化的例子就是2006年孟买火车爆炸案发生后的调查：印度的安全部门决定展开调查，但这个调查过程很快就被泛政治化了。调查组的一位官员这样抱怨：你去穆斯林居住区调查，这儿的人马上就动员起来，谴责这是针对穆斯林人的阴谋。你去印度教徒居住区调查，那里的人又马上组织起来，指责你搞针对印度教徒的阴谋。其实两个教派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搞恐怖主义活动，但由于泛政治化，使得政府的调查活动很难顺利进行，结果被牺牲掉的是孟买和印度的整体利益。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粹”，即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知名学者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在《作为理念的印度》一书中描绘过印度民主品质的演变，他说：尼赫鲁时期（1947—1975）印度民主还大致上维持了一种上层精英民主，政府还可以对国家的未来制定一些比较长期的规划。但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大党执政地位动摇，国大党为了扩大票源，越来越转向动员下层民众参加投票，结果带动了整个印度的民主体制朝着民粹主义方向发展。为了获得选票，政客们打族群牌、宗教牌、种姓牌、地区牌，使印度的政治日益宗教化、种姓化、地区化，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导致族群、宗教、种姓、地区等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导致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宗教势力坐大，民粹主义嚣张，今天的印度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各种宗教、种姓、社群的冲突常年不断。印度本来就是宗教、民族、语言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政治制度不是去谋求大家的共性，而是强调大家的个性。结果是社会严重失序，其中尤以印度教派和穆斯林教派的冲突最大，双方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双方针对对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也很多。
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粹政治，也导致印度底层的选民数量大增。西方民主假设每个人都是拥有独立意志的选民，可以作出独立的政治选择，但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情况也类似）。由于目不识丁的穷人众多，腐败政客只要稍施小恩小惠，就可以操纵选举结果。许多选民连政党和政客的名字都不认识，选举机构只好用各种易识的图案来代表，这些选民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印度扫盲进展缓慢也与印度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关，很多政客不热心扫盲，对他们来说，文盲越多，越容易被操纵。2004年大选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内政外交上都有一些成绩，但是被选了下去，那次选举的投票率只有55％，国大党走民粹主义路线，动员了底层民众，重新夺回了政权。底层选民往往对国家的整体利益了解很少，其手中的选票也基本上被地方有钱有势的人掌控，然后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票投给那些投机政客。
印度过去十来年经济发展还比较快。印度学者自己的解释是：如果中国是强势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模式，印度模式就是尽量绕开政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印度学者开玩笑说：我们有两个行业发展最快，一个是电信产业，另一个是选美产业，为什么这两个产业发展得快？因为它们崛起的时候政府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等到政府来管了，它们大概也要完蛋了。印度一些产业能够绕过政府，绕过落后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薄弱的地方生长和发展，表明印度工商界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应对印度政治体制缺陷的办法。政府现在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这些力量都会使印度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其政治制度某些方面得到改进，毕竟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过程往往也是这样数百年一路磨合下来的。但我认为要靠这种模式来赶超中国和西方，则非常之难。
印度不少私营企业很有创业精神和发展潜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使一些印度学者和官员经常谈论“跨越式”发展，希望能够“跨越”制造业，直接进入服务业，创造印度现代化的奇迹。只要仔细看一下印度发展得比较快的产业，如外包服务、软件等，其服务对象主要都是外国客户，而非本国的客户。在与印度学者讨论的时候，我很坦率地谈过我的看法：根据我的研究，（一）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普选而实现现代化；（二）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软政府”而实现现代化；（三）还没有发现一个大、中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跳过制造业而通过直接发展服务业来实现现代化。
2008年年初，我和一位印度学者曾应邀在布鲁塞尔作了一个关于中印崛起的讲座，我和他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这位印度教授承认欧盟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印度大很多，他说：“印度还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中国是奥运会级别的，印度只是英联邦运动会级别的。”其实，印度连主办英联邦运动会都有点力不从心。本书截稿时正值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夕，但新德里主体育馆天桥坍塌、运动员村污秽肮脏、工程贪腐弊案丛生。加拿大《国家邮报》干脆以一组漫画替代了评论：第一幅漫画中，一名羽毛球运动员挥舞球拍，但打的不是羽毛球，而是蟑螂；第二幅漫画描绘的是运动员村里肮脏的伙食；第三幅漫画中，一名外国运动员拖着行李拼命奔跑，一边跑一边喊“赶紧离开这鬼地方”。英国《金融时报》也载文感叹：“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事被印度准备得一塌糊涂，这似乎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四十年前印度的GDP水平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今却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说到底，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要远远好于印度。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伴随而来的影响力，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是印度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印度品质低下的民主制度虽然影响了民生的改善和国家的崛起，但是除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外，印度底层的贫民百姓似乎并不十分介意。印度贫民窟这么恶劣的生活条件，放在中国早会引来十场革命了，但在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不会有这种革命，因为底层的人认命的多于造反的。强大的宗教势力，使得底层民众有很强的宿命感，他们不愿攀比，也不思进取。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印度民族复杂、语言众多、宗教狂热，而民主制度的相对包容性，保证了印度这个国家能够统一地存在到今天。如果不是这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权威制度，由某一民族或宗教占主导地位，则可能出现更多的对立和对抗，甚至导致国家解体。从这点来看，印度政治制度也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如果印度真想实现自己社会精英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崛起，那么我看印度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经历全面、深入的改革，否则印度之崛起恐怕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中国人关心东欧，因为东欧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剧变是怎么发生的？东欧剧变后的情况怎么样？东欧与今天的中国比较谁更胜一筹？我二十年前去过东欧，二十年后又去过不少东欧国家，所以有一些实地观感和思考。1989年的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我正好有个机会去维也纳开会，便顺道走访了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尚未分家）和匈牙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维也纳客运总站乘捷克的大客车启程，穿过维也纳灯光璀璨的繁华街道，半小时后就抵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防哨所。进入了东欧，进入了布拉迪斯拉发，但从这一刻开始，我发现路灯暗了、道路窄了、人的穿着土气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至今还记忆犹新。
布拉迪斯拉发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车总站很像中国过去的县城长途车站，灯光昏暗，厕所污浊。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欧洲还有这么多看上去如此贫穷的人，十来个衣着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空气混浊的餐厅里喝土豆汤，啃黑面包，他们一边吃，一边目不斜视地盯着饭厅的黑白电视，并不时跟着电视节目激动地说话。电视里播放着反政府示威游行，还有此起彼伏的口号：“要人权”，“要自由”，“要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我获悉捷共领导人已经辞职，新的领导人开始了与反对派“七七宪章”代表哈维尔的谈判。
布拉迪斯拉发是一座毫无生气的城市，到处是灰色单调的“斯大林式”建筑，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买瓶饮料也买不到，走了几条街，最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铺子买了一瓶汽水，但细看了一下，里面竟浮着一层霉。女营业员见此状有点不好意思，马上给我换了一瓶，“这瓶应该，应该，没有问题。”口气中还有点犹豫。当时苏联和整个东欧大都轻、重工业严重失衡，消费品匮乏，而且质量低劣。
我1986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罗马尼亚，住在罗马尼亚国宾馆。但国宾馆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里的电视机是罗马尼亚自己生产的，但只能“雾里看花”，声音也会突然消失，然后得拍它几下，才有声响。在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我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街上跑的是罗马尼亚和东德生产的甲壳虫小汽车。我1990年还访问过解体前的苏联，当时苏联的市场比1986年的罗马尼亚还要萧条。
这种局面使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也给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话语优势。我曾看过一部美国人当时拍的纪录片。一个美国记者问苏共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美国的制度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你们的制度能够提供吗？”那位苏联宣传干部哑语了，不知如何回答。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都有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游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
二十年前的东欧国家，虽然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但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竞争力明显低于西方。反对派人士也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地提出激进政治变革的口号，波兰团结工会的智囊人物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说过：“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把‘要面包与要自由’结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质要求结合在一起的。”
三天后我坐火车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