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
保加利亚的问题更为严重。索非亚的一位NGO负责人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现在连称职的中小学老师都很难找。一旦学会了外语，就走了，以后只有傻子还待在这个地方。我看我们的国家要完了。”她的话可能夸张了一点，有一种斯拉夫人常有的悲剧情结。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但保加利亚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我在2006年曾去索非亚参加一个会议，了解到保加利亚的各个级别的选票在街上均可以买到，总统选举的选票最贵，开价是100列弗（约60美元）一张。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脱维亚。这还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一位当地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政客的特点是内斗，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变大，越大越好，他们可以浑水摸鱼，最后牺牲的是公众的整体利益。”她对我说。
德国明镜国际新闻在线对东欧的政局作了如下的评论：“虽然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在东欧倒台将近二十年，但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迄今仍然在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挣扎。这些国家的政治缺乏中心，从极端右翼到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形形色色，贪污腐败、极端主义横行，一片混乱。”（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2007年5月29日）克罗地亚作家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c）曾是一位反对铁托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她写道：“我们当时错把自由与民主当作是到西方随便采购的自由，但最终我们为此付出了三场战争的代价。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被杀戮，我至今都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11月7日）
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都相对发达，人口远远少于中国（除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人口超过2 000万，捷克是1 000万，其他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教育程度不低，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欧盟和美国还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二十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不如人意，确实值得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设中深思。前面提到的“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主义者”、“不会妥协”、“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也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注意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信心，照搬西方模式，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只会是一场灾难。
不久前，我给匈牙利的H君发了电子邮件，问他一些匈牙利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也希望他和家人安然无恙。他很快给了我回信，写得很简单：“整个匈牙利正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待中国的救济。”他夸张了，但他似乎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1989年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整个西方都看好东欧，不看好中国。但头脑十分清醒的邓小平对他的美国客人说了14个字：“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他让中国人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一路走来，不能说没有跌宕起伏，不能说没有坑坑坎坎，但中国最后拿出的成绩单比东欧亮丽得多，中国人也从东欧的经历中悟出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自然关心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上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无论是“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还是“筷子文化圈”，都说明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割不断的历史纽带。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采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模式一路走来，并不顺当，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菲律宾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但2009年11月发生的惨剧还是令我震惊。11月23日，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发生了一起政治仇杀案：51名人员被劫持，其中36名官员和记者被杀害。绑架者采用的是极为残忍的手段，被绑者身上布满弹孔，有的还被斩首或者强奸。据调查，这是又一起因为选举引起的仇杀事件。从1986年至今，菲律宾其实已经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我2005年访问菲律宾时就问过不少当地人：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一位对菲律宾政治颇有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2010年8月又爆发了香港游客惨遭杀害和政府处理严重失当的悲剧，再一次暴露了菲律宾政治、社会百病丛生的真实状况。
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制度几乎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宪政民主，但一个世纪下来菲律宾政治却始终掌握在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手中，2009年11月的屠杀背后也是政治家族之间的厮杀。菲律宾曾是东亚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但美式民主并没有带来人民期待的繁荣和富裕，而是动荡和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
菲律宾面临的劣质民主问题成了困扰东亚民主政体，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采用西方模式之后面临的大问题。总体上，我把采用西方模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国、菲律宾、蒙古等；另一类是在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但从过去二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些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它们几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特别是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滑坡三大问题。
先来看社会分裂。采用西方民主政体后，这些社会原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了，而是放大了、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裂，甚至对抗。泰国四年来围绕着他信总理下台的流血抗争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背后，是泰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泰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富的20％拥有国民收入的60％以上，最穷的20％只拥有国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和城市穷人，而其反对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人士。2006年9月，泰国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他信政府，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变顺应了城里中产阶级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泰国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约70％，所以就不断地出现所谓“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的局面。
如果泰国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为“城乡分裂”，那么台湾地区的情况则可以被归纳为“南北分裂”，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族群分裂”：这些年来，台湾地区民主的特征是政党恶斗。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没有带来他所说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为了选票，陈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谓“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南部”与“北部”成了一种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谓“爱台”的南部对抗“卖台”的北部。台湾地区南北差异固然有其历史上形成的“重北轻南”因素，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政客出于争夺选票的目的，竞相争打“族群牌”，大大加剧了社会分裂，也使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虽然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已上台，但如何修复台湾社会的深深裂痕绝非容易。
类似的南北分裂还出现在中国的近邻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一场“颜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总统宝座，但由于治国无方，导致民生恶化、腐败加剧。2010年4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对派推翻，随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导致中国派专机撤出自己的侨民。社会分裂的现象也出现在韩国，其特点是政客为了争权夺利，操纵原来已经存在的地域矛盾来争夺选票，使本来就存在的如岭南人（庆尚地区，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庆尚南北道的人）和湖南人（又称全罗地区，包括光州市、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人）之间的“道籍矛盾”更为尖锐，朝野政党为了选票争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分裂往往与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震荡。泰国的动乱已持续四年，从封锁机场，到冲击总理府，到取消东盟10＋3高峰会，到反对党领袖遇刺，到武力镇压，社会震荡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现了暴乱，导致政府被迫实施戒严令；菲律宾更是经历了无数次军事政变；台湾地区则出现了“两颗子弹”抗争和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的“红衫军”；韩国的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冲击波也几乎从未间断；吉尔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而这只是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
再来看一看贪腐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一般假设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贪污腐败就会减少，但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贪污腐败往往有增无减。从“透明国际”发表的2004年与2008年的腐败指数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台湾地区泰国蒙古菲律宾印尼腐败指数
2004 35 64 85 102 133
2008 39 80 102 141 126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印度尼西亚情况似乎略有好转，但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09年仍把印度尼西亚排为亚洲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台湾地区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地区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拼命敛财之贪婪，令人发指，用台湾媒体语言来形容就是：陈水扁是“拿大家”，陈水扁的团队是“大家拿”。本以为民主可以遏制腐败，但台湾地区却出现了大规模贿选，虽然台湾当局对贿选打击日益严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奏效。台湾社会传统的宗社结构、人情关系等使里长和桩脚等都成了贿选的沃土。韩国的财阀势力自民主化以来也更为膨胀，政企之间互相勾结和利用，财阀向政党提供大量政治资金是韩国屡禁不止的问题；菲律宾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国家是换一届领导人，就是新一轮的腐败开始。
还有就是经济滑坡。泰国自2006年军事政变造成动乱以来，经济整体下滑；菲律宾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众今天还生活在赤贫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打工，最近的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又使菲律宾经济雪上加霜；蒙古骚乱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的持续衰退，蒙古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去二十年鲜有发展，人口的三分之一处于赤贫之中，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内蒙古。韩国自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虽然展现过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但由于宏观监管严重失误等原因，不幸地成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的重灾区。台湾地区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台湾经济的实力严重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外国投资锐减。本该拼经济，拼民生，拼竞争力，但当局却意识形态挂帅，拼“修宪”，拼“正名”，拼“公投”。陈水扁八年换了六位“行政院长”，各项政策摇摆不定，公共投资连续八年负增长，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给马英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果说，韩国积极推动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从而使其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搞闭关自守，拒绝与大陆的经济往来，结果导致台湾经济全面下滑。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来扭转台湾经济的颓势。
由于上述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自己政体的满意度明显走低。根据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年的报告，韩国、蒙古、中国台湾地区、泰国、菲律宾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这些年来的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过去曾积极推动泰国民主化的泰国PAD的领导人林明达也公开说：泰国的政治非常腐败，买票行为普遍，农村选民愚昧无知，所以选举已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主张废除议员的选举，改为任命。林明达本人曾是1998年泰国民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十年之后对泰国民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能不使人唏嘘。泰国从1932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迄今为止已经历了24次军事政变，有意思的是泰国历次政变后产生的非民选看守政府往往政绩比较好，如1990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西亚民主制度也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基本上还是一种人脉政治，军队和政治家族的影响力巨大，而公民的参与和利益表述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严重的政府腐败问题，前途不容乐观。依我自己访问印尼的观察，如果万幸，印尼也许可以逐步演变成一种类似印度这样的低品质民主国家；如果不幸，印尼则可能陷入长期党争，甚至四分五裂。
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的情绪不仅局限在上述的国家和地区，整个亚洲都是如此。孟加拉经历了两年的军人政权，最近选出了一个新政府，但又遇上了兵变；巴基斯坦和东帝汶已被不少人看作是接近“失败的国家”；印度孟买恐怖主义袭击和英联邦运动会的乱象也暴露出自己体制太多的问题，使得很多印度人反思印度民主制度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乏力、腐败严重、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日本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因为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