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项政策，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民主建设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新留下了无穷的空间。实际上，即使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来看，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是大量劣质民主的产生。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从实现“良政”出发来探讨和界定民主。
基于这些论述，我认为东亚社会，乃至整个非西方社会都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文化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探索的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一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我们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像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第二条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的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有了这三条，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甚至会高于西方民主的品质。
民主建设其实就像开门一样，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喜欢斗争哲学；而东亚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张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现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探索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东亚国家和社会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应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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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纵观21世纪过去的十年，我觉得世界大致目睹了三个潮流：一是宗教化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大，这个潮流往往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二是半宗教化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以一种基督教传教士的狂热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终于偃旗息鼓，整个第三世界也找不到美式民主成功的例子。三是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尽管这个潮流本身存有缺陷，但中国大力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明型国家”迅速崛起，也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我们一些人总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必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民情国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我们一些人老是担心西方是否“认可”中国。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会是自成体系的。我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这样说过：“文明型国家”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将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我们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那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西方其实已经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才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三十年间，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我们迄今为止处理得比它们当时处理得好得多，许多方面今天干得也不比它们差。我们的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鸟飞得低，但鸟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们在一些方面暂时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将很难达到中国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比西方飞得低了，现在通过自己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了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再次鲲鹏展翅，鹰击长空，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中西文明在这场较量中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也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而其他文明都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得似乎比我们一些精英要清楚得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10年8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到了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他使用了“后西方世界”的概念：
近两年前，雷曼兄弟倒闭；不久之前，欧元近乎崩盘。这两件事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由此迈入了“后西方世界”。若想弄清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先回顾一下“前西方世界”，即英国征服印度、中国开始衰落以前的世界。在“前西方世界”终结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方与“另一个”它认为低自己一等的文明并肩共存。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人口学家预计，到2050年，美国和欧洲将仅占地球总人口的12％。简言之，“另一个”文明现在已经和我们西方平起平坐。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方面更胜我们一筹——从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自问，新兴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教给它们什么。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09年11月22日也在美国《洛杉矶时报》撰文“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道出了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崛起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而且，中国的力量还在不停增长。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美国感到弱势，中国感到强势。这不是一种暂时变化，好像一旦美国摆脱如山的债务就会逆转。更准确地说，这体现了两国间一种深刻和渐进的力量对比的转移，中国人的自信因此日益增强。西方一直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认为中国最终将变得像我们一样：比如，市场经济将导致民主化。这其中的问题不只是西式民主、人权那么简单。中国根本不像西方，且今后永远都不会像。
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我们曾预言，这个国家会四分五裂，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中国的“一国两制”承诺并非真心，但我们对中国的预测和看法一错再错。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的未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理解其过去。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当然，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属于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因而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两百年来，先是欧洲，接着是美国，西方主导了世界。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终结。
作为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强势文明，又在过去上百年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消化、转化、再创造，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话语是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演变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小国。小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吃便饭，搭便车，大国不可能，大国需要全面发展。大国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因为大国变化产生规模效应、标准演变、范式变化。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这些坐标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比如说办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比如说消除贫困、抗震救灾、进行城市改造、建立开发区、吸引外资、推进国企改制、推动新能源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标准。我们就这么做了，西方开始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受到了震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要用中国特色来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潮流，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改变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现在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由“文明国家”或“准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