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面官制也称“国制”，主要有：大于越府，设于越，位居百官之上，无职掌，为契丹最尊之官，终辽之世仅受耶律氏三人，即曷鲁、屋质和仁先；北、南枢密院，为辽朝最高行政机关，各设枢密使为长官，分掌契丹的军政和民政；北、南宰相府，分别以后族与皇族为北府宰相与南府宰相，佐理军国大政；北、南大王院，设北、南院大王，分掌契丹各部族的军民之政；北、南宣徽院，各设宣徽使为长官，职掌略同工部；大惕隐司，长官为惕隐，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夷离毕院，设夷离毕主管刑狱事；敌烈麻都司，长官为敌烈麻都，主礼仪；大林牙院，设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主契丹文翰诏令。
南面官制也称“汉制”，主要有：枢密院，由汉儿司改，以枢密使为长官，掌汉人兵马之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侍郎及六部，主管赋税财政；政事省，后改名中书省，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政务；门下省，设侍中、常侍，为有名无实的机构；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中丞等，名义上纠察百官，但也形同虚设（实际纠察权归北面官中的中丞司）；翰林院，掌皇帝汉文书翰，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契丹士人任此职者称南面林牙。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也贯彻于地方统治中。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为四大部族，其他还有数十个小部族，各部族在地方上逐级设节度使司、详稳司、石烈（相当于县）和弥里（相当于乡），分别设节度使、详稳、石烈夷离堇（或令稳）、辛衮为其长。汉人和原渤海人地区则实行州县制，大体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大致从辽太宗时期，就确立了“因俗而治”的立国原则，南北面官制业已健全，立朝时，皇帝与南面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面契丹臣僚则契丹服饰，“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的南面官制大体以唐制为主，后又兼用宋制而略加变通，故而官名略有紊乱。担任南面官的也颇有契丹人，他们也称汉官，也着汉服。而汉人出任北面官的凤毛麟角，其中当然有民族猜防的因素在。
次说五京建置。辽太组建皇都，后经扩建，北城为皇城，南城为汉城，其城市布局不同于汉地城市的“前朝后市”，而采取“先市后朝”的设计，正体现了契丹“东向而尚左”的习俗。会同原年（938年），太宗改为上京，治临潢府。同年，后晋献燕云十六州，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即治幽州府（后改称析津府，即今北京）；而将原来监控东丹王的南京改为东京，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圣宗仿长安与开封等中原都城的规制，建造中京，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南）。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至此，五京皆备，全国以五京为中心，化为五道。五京既是行政首府，又是经济中心、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当然，各京的作用也有所侧重：上京是名以上的皇都；中京则担负起接纳北宋、西夏和高丽等国来使的功能；东京显然是为了控制东北渤海故地；西京更多具有镇抚西南的军事作用，故多边防官；南京是接受中原文化的主要窗口，在五京中规模最大，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因而财赋官比东京还多。辽朝的五京建置后为金朝直接继承。
然而，辽史专家却说：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京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全国最高的司令台。这是否故作惊人之语，还要从辽帝的四时捺钵说起。契丹皇帝在建国以后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四时转徙、车马为家的生活方式，采取四时巡狩制。每到巡狩地的居所，即称“捺钵”，系契丹语“行在”和“行宫”之义。因自然气候等条件，辽帝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有时同一季内的捺钵地也无定所。春捺钵往往在鸭子河泺（在今吉林大安境内），夏捺钵多在吐儿山（今大兴安岭南麓），秋捺钵常在伏虎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东），冬捺钵一般在广平淀（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捺钵期间，辽朝中央的北面臣僚都须随从，南面官则只有枢密院和中书省的要官前往。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两次最为重要，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捺钵才是辽朝重大政令决策颁布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宫帐制是辽朝颇具特点的兵制。斡鲁朵，契丹语“帐幕”的意思。辽太祖即位，深感宿卫阙弱，就从各部族和汉人州县划拨领地，调发精壮，组成直隶的宫卫，称为算（亦即心腹）斡鲁朵。据《辽史·营卫志》指出：其后，“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每个皇帝都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各有不同的命名。契丹九帝，另加长期摄政的述律皇太后和承天皇太后（景宗皇后），还有圣宗的皇太弟耶律隆庆，圣宗时期的丞相耶律隆运（即韩德让）也仿宫帐之例置文忠王府，整个辽朝先后共置十二宫一府。
斡鲁朵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领地，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他们入则居守，出则扈从，皇帝死后则扈从后妃宫帐，守护陵寝，而原斡鲁朵领有的奴隶、财产由家族后代继承。组成斡鲁朵的宫户（也作宫分户），既有契丹人的正户，也有契丹族以外的蕃汉转户，他们除了向本宫分提供劳役和赋税外，成年男子随时准备应征参战，大约每四丁还需遴选出骑兵一名。
斡鲁朵骑军战时作为皇帝亲军，在皇帝死后则仍为继位天子掌握。这样，宫卫骑军的数量就随着新皇帝的不断继立而逐渐增加，到辽朝中叶就转化为宫卫骑军制。五京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河北卢龙）都设有提辖司，以便能够随时征集散布在当地或附近各斡鲁朵的宫卫骑军，去应付突发的战事或变乱，所以《辽史·兵卫志》说：一有兵事，“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县矣”。可见，宫卫骑军既是宿卫皇帝的精锐武装，也是保卫辽朝的重要力量。而斡鲁朵宫帐制也直接影响了后来蒙元的斡耳朵、怯薛制。
辽朝不仅官分南北，而且律分蕃汉。凡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刑法案件，统一用汉律断案。一般情况下，蕃律施行于契丹和其他民族，汉律适用于汉人和原渤海人。辽初汉律沿袭唐律，中期以后则用宋律，这有诏为证：“汉儿公事皆须体同南朝法制，不得造次举止”。“不得造次”云云，活现了辽朝皇帝对汉律独立性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无不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具有契丹特色的若干制度中，从南北面官制到蕃汉律并用，不妨视为一国两制的古代模式，其中充分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治理这一蕃汉多民族统一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创造性。谁能说少数民族的制度创造力就不如汉朝！
细说宋朝5：燕云十六州
辽太祖去世那年，中原恰是后唐明宗即位，他是五代少数值得称道的君主之一。辽朝平州（今河北卢龙）守将卢文进原来就是以唐卢龙节度使身份归附的，在这种形势下，因部下思归、明宗召诱和述律太后的滥杀将领，就在辽太祖去世当年，他率士卒十万、车帐八千重归后唐。平州控扼山海关，使契丹骑兵可以随心所欲的出入长城的主要通道。而后唐控制了平州，就可以把契丹骑兵完全阻挡在长城以外。
辽太宗深知平州的军事意义，天显三年（928年）正月，即遣将夺回了平州。四月，后唐义武节度使王都以定州（今河北定县）投附契丹。明宗即命王晏球进讨，契丹也派秃馁率万骑来救，经过反复较量，次年二月，唐军收复定州，王都举族自焚，秃馁被生擒处斩。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定州争夺战表明：中原国家对于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也不是绝对不能战胜的。
后唐明宗在继承人问题上却有失明断，他有一大帮儿子、养子和女婿，大多具有觊觎帝位的实力和野心。他一去世，后唐就陷入皇位争夺危机中。清泰元年（934年），明宗的养子、潞王李从珂起兵，把即位不到半年的明宗的儿子、闵帝李从厚给杀了，自立为帝。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作为明宗的女婿，也是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李从珂十分忌防他，却不懂驾驭笼络，还公然激化矛盾。石敬瑭的妻子入朝贺寿毕，当殿辞行，从可竟当她面说：“急着回去，不要是与石郎造反吧？”
清泰三年五月，从珂将石敬瑭移镇郓州，并急着催他赴任。此举用意过于露骨，早有异心的石敬瑭当然不愿束手就范。他的掌书记桑维翰和都押衙刘知远都指望在主子称帝中分一杯羹，竭力鼓动他揭出反旗。桑维翰教唆道：“契丹主近在咫尺，你能诚心屈节，朝呼夕至，何患不成？”于是，石敬瑭公开反叛，后唐派张敬达围攻太原。为解除后唐大军讨伐他的困境，石敬瑭不仅向辽朝乞求援兵，令桑维翰草表向辽太宗称臣，并以父礼侍奉，答应灭唐以后将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见中原有机可乘，大喜过望，答应秋高马肥时即倾国赴援。
九月，唐军在雁门关等险要隘塞居然不设防，辽太宗亲率五万骑军长驱直入，直抵太原城北。当晚，石敬瑭出北门拜见比自己年轻十岁的辽太宗，“论父子之义”，“恨相见之晚”。次日，石敬瑭和辽军对张敬达的后唐军完成了反包围。
十一月，经过一番交易，辽太宗决定立石敬瑭为晋帝，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向辽太宗称臣、称子，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每年向辽纳帛三十万匹。所谓燕云十六州是北宋以后的习称，当时包括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
打开地图，即可发现这十六州都连绵分布在长城南侧，其中莫、瀛两州还深入到河北平原的腹地。在古代战争中，骑兵对于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在军事地理上，长城对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则能起到防御屏障的作用；而紧挨长城南侧的燕云十六州是长城防线赖以存在的有力依托，与长城构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如今这十六州划归了契丹，不仅使得今河北蓟县迤逦直到今山西朔县的千余里长城防线都成为辽朝境内的摆设，而且把长城南侧可以在军事上布防的隘塞险要也一并拱手让给了辽朝。这样，辽朝控制了长城，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就像把守了中原王朝的北大门一样，随时可以长驱深入，直捣中原腹地。其后，不仅华北平原，而且整个中原王朝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下，彻底处在屏障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
石敬瑭割弃燕云，自坏长城，直接导致了宋朝在宋辽对峙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也直接导致了金朝能轻而易举的灭亡北宋，从而再度形成宋金之间南北朝的局面。也可以说，两宋三百余年的外患局面都是石敬瑭此举种下的恶果。石敬瑭个人之无耻自不待言，王夫之痛斥他：“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石敬瑭对历史也是千古罪人，这点并不因为现在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可以一笔勾销，问题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当时，中原国家与契丹分明是敌国，石敬瑭为了自己能做中原王朝的儿皇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于他的无耻举动，中原社会经济在数百年间蒙受巨大的损失，历史发展因此增加了许多负面的变数，石敬塘对此是不能辞其咎的。
燕云十六州划归辽朝，对契丹来说，其军事意义自不待言；作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窗口，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意义的是对契丹立国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倘若没有燕云十六州，契丹充其量只是北方边境的一民族政权。而燕云州县的并入，使辽朝增加了一个具有封建传统的新组成部分，采用原先的头下州军的办法，显然不能长久有效的统治这一地区。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统治政策的调整，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法律规定和文化习俗诸方面。
燕云州县的封建农业经济在契丹社会经济中始终是相对独立的，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先进模式，刺激和引导着头下州县乃至契丹全境的封建化进程；一方面，它作为辽朝最先进的经济区，是契丹得以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以南北朝抗衡的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同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对于中原与契丹的利弊得失就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闰十一月，后唐赵德钧与子延寿率领援军逗留不进，暗地也效法石敬瑭，与辽太宗做起了交易，希望辽朝立他为帝。辽太宗见其兵力颇强，便脚踩两只船，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唯恐被唾弃，即派桑维翰面见辽太宗，诉说赵德钧不忠于唐、不信于辽，而许诺自己若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辽太宗表示“兵家权谋不得不尔”，桑维翰跪在太宗帐前，自旦至暮，涕泣力争，太宗这才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氏使节说：“我已许石郎，石头烂，才可变。”
其后，辽军不仅攻克了被围八十余日的张敬达部队，并将赵德钧的援军悉数歼灭。太宗对石敬瑭说：“我若南进，河南之民一定惊骇。你自引兵南下，我派五千骑护送你入洛。我且留在太原，等洛阳平定，我才北归。”临行，辽太宗与石敬瑭宴别，再次执手约为父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