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台湾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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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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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

编者按

本书是一个台湾青年写给大陆同胞看的书,作者廖信忠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切入点,生动地讲述了在30年政治巨变之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悲喜人生。书中一个个质朴的故事,仿佛一部浓缩的台湾生活当代史。当然,这是一个台湾70后的私人记录,书中的言论并不“代表”谁。

廖信忠说他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他从台北来上海工作两年之后,发现两岸民众之间的陌生,尤其是“大陆人在对台湾充满热情的同时,又对台湾全然的不了解”。于是,他决定写一本“血浓于水”的书,告诉大陆同胞,台湾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读完本书,或许您会对海峡对岸的同胞,在抽象的“热爱”之外,更增添熟悉与理解的温柔情感。这也是我们致力于出版这本书的原因。

2009…9…13 北京

1977

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重大基础建设都快要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倡导的文章来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着就是1978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人心惶惶的社会气氛下,有办法的人当然都先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而台湾当局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该说,在更早的时候,从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人士始终站在国民党对立面,却如狗吠火车般无用,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内外交加之下岛内形势风起云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那个“党即一切”的年代,社会上反国民党的声浪也从小涟漪成为小水波,越来越大,但国民党仍然坚持一贯的统治态度,因此这几年风波不断,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里面。

我的生日在11月份,而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当年的3月29日。我年纪大一点儿时发现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动不动就爱跟我妈开玩笑:“乖乖,原来我是早产儿啊……”我妈那种保守的女人当然每次都被我逗得无话可说。

简单说一下我爸。他是台湾中部云林县人,云林在传统上(甚至现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乡下,传统的农业县。但也因为是较穷困的地方,所以民风也较彪悍,大家一提到云林,就不由得联想到黑道的故乡。而我妈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

我爸就跟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就到台北打拼,他本来在药厂做销售员,后来一直做到台湾北区的销售主管。在台湾高速公路刚建成,没什么私家车在跑,又被讥讽为养蚊场的年代,他就已经买了车子,算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从乡下来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妈,年轻时在台南就自己开了一个打字行,刚好在我爸的台南总公司旁边,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在他们结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我爸已经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并住在台北士林的旧家,这是我3岁前住的地方。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王幸男邮包爆炸案”,对象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谢东闵,邮包炸伤了他的左手手指。这件震撼国民党党政高层的邮包爆炸案,据我高中时的老师回忆,在那指纹还无法用计算机辨识的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被动员去清查核对,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对全台湾已服役男子的指纹资料。就这样,几十万份资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叫王幸男的人所为。他因不满政治情势,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偏巧王幸男家的药厂,就是我爸工作的药厂。

据我老爸回忆,他某天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弄清他们身份后,我老爸就被带进某个地方喝茶,接着就是兄弟有几人、有没有女朋友、在教会干吗(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徒了)、药厂都在做什么之类铺天盖地的问题。好几个人轮流问了24小时,最后我老爸写了保证书后才让出来。事后他才知道,那时候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问过话了。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做国民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这样入了党。

所以,现在在台湾问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只不过极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前不久,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还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1978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1'(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2'(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3'(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4'(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1'著名国学家、政治家。

'2'著名办报人。

'3'语言学家、音乐家。

'4'著名英语教育家。

1979

我的家庭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五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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