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何先生有一回却彻底栽了。那已是解放以后了，镇上看守水闸的周老二家姑娘讲了一门亲，后来男方病亡，但未过门的婆家一定要让死者的弟弟接着跟女方成亲，周老二当然不同意，闹开了，被人家打伤了腰。这事本来不难处理。没想到那天吃“讲茶”时，男方的一帮人一听裁决对己不利，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打得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断腿……原来他们是仗着有个本族子侄在县里公安局做副局长，才敢如此放肆。自那以后，何先生就谢绝了所有的吃“讲茶”，不再给人评理了。一九五六年夏天，何先生的私塾被改造，他本人被吸纳入公办学校体制内，成了一名拿固定工资的人民教师。
仅两年，他又辞掉了工作，说是受不了公办学校的拘束。自那以后，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碰着｛'文'｝茶客谈｛'人'｝交情，见到｛'书'｝文人谈｛'屋'｝诗文，遇上农民说年景，很是放浪不羁。再后来，喜爱上杯中物，常常口里念着“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言行举止与先前殊异，竟为自己赢下了一个“何疯子”的绰号。
晚年的何先生以编蓑衣为业。他在每年的立秋前后去河湾里割来一大堆蓑衣草，晒干了用木棒捶软备用。有一个关于蓑衣的谜语，叫“千疙瘩，万疙瘩，猜不到，憋死他”，一件蓑衣，就是由无数根蓑衣草打成一个个菱形疙瘩连接而成，每一个疙瘩都大小相等。蓑衣外表毛茸茸的像个怪物，但内里平滑柔软透气。何先生编的蓑衣就挂在茶馆门口，乡下人买回去，雨天遮雨不湿身，晴天遮阳晒不透，同时，还是田间、地头、树荫下休息最好的铺垫。
何先生养了一只乌龟，让它在铜盆里自己磨皮擦痒消磨着岁月。有时，他身披蓑衣，把乌龟用帽子托了，捧在手里招摇过市。可笑的是，帽子上还飘一张字条，上面有毛笔写的墨字：
千年老鳖万年龟，
一入江湖浑不悔；
甲骨犹存酩酊字，
缩头始信是无非。
石裁缝的老子是早先的石针匠。老一辈人都说，方圆百十里的裁缝师傅，还没有哪个人的手艺能超过石针匠。石针匠缝制的对襟衫，上点年纪的人穿上显得年轻、精神，缝制的掐腰旗袍，年轻女人穿在身上，更加妩媚、窈窕。石针匠能和大布商王个移的三姨太暗度陈仓相好一场，就是因为他旗袍做得好，俘获了女人心。但民国三十三年，日本鬼子把石针匠打死在上街头的河滩上。石裁缝那时还小，学艺未成，这就造成了他终身技术缺憾。常有人摇头说，唉，这石裁缝，比起他老子，差多了……
差到什么程度？街坊都知道，石裁缝做裤子还将就着穿，做褂子，不是两边不对称就是前后难协调，总之穿上身，用我们那里专为石裁缝准备的评语，叫“像吊鳖的样子”。那时候裤裆口没有拉链，全是扣子，密密的一排。石裁缝挖的扣眼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有时候内急，真的很慌张，生怕扣子被扣眼卡死了解不开，尿了裤裆。尽管石裁缝收费低廉，但我们小时每每让大人领着到石裁缝那里量体裁衣，心里总是气鼓鼓的，老大不高兴。系着蓝布围裙、脖子上挂根皮尺的石裁缝却丝毫不受影响，哈着腰满脸堆笑地一律称我们为“小同志”。 他不紧不慢地帮我们量尺寸，手指凉凉地滑过我们的脖颈，很异样的感觉。量过之后，拿了粉饼在布料上做记号，嚓嚓，嚓嚓，布料上现出一道道粉色的线，空气中，弥漫着棉布的味道。我们搞不明白，鬼子打死了他老子，可他一点不恨，偏偏留着电影上常见的从中间两分的那种汉奸头，还镶着亮晃晃的大金牙，就差没在身上斜背一只王八盒子枪了。
入了冬，也有人把石裁缝请到家里做衣裳，他随身带一个厚厚毛毡布针线包，上面别着各式各样的针，裹着一把剪刀和一支竹尺。还有一个生铁的熨斗，熨衣服时就在里面装入点燃的木炭，含一口水喷在衣服上，把衣服喷潮湿再烫。他一般会教当家的女人或姑娘们做下手工，如缝纽攀条、开纽扣洞等，还教她们穿挽布纽珠，制作盘香纽、琵琶纽等。一边忙手里活，一边与打下手的人说说笑笑，似乎很得女人心。也有男人们看不惯他的这副奶油腔，怀疑他心术不正。
“文革”初起时，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皆以穿军装为荣耀，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草绿或屎黄的还有自家染出的绿一块黄一块斑秃一样的伪劣军装。那一阵子，石裁缝带了两个女徒弟加上自己的老婆，日夜不停地做假军装。直到一年后，他将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女徒弟肚子搞大了，女徒弟未过门的婆家来人好一通大闹，砸了裁缝店，不但把石裁缝头打破，还逼得石裁缝远走他乡。
两年后，石裁缝悄悄返乡，且带回了一项包括成套工艺在内的先进技术成果，就是生产“假领子”。虽然，他旁边的案板上照例放着剪刀、粉饼、直尺、裁剪好的布料、零碎的布头，但是已不大对外接活，而是一心专务“假领子”。“假领子”又叫“假衬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深受年轻人喜爱。衣领并不假，是真的，但半截领身仅仅几寸长，有三粒纽扣，领口有风纪扣，只是第三粒纽扣再往下就没有文章了，唯在两边腋部用细带子襻了，套在身上，外衣一罩，露着里面漂亮的领子，别人不知下面的真实内容，看上去很是体面。那时物质匮乏，一般人家多少年也很难添置一件新衣，虽强制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野火春风，爱美之心难死。石裁缝做出的足以乱真、很是撑面子的“假领子”，可说是顺应民心，风光无限，一下占领了市场。石裁缝这回又带起了五个女徒弟，加上自己的妻儿，组建了一个作坊式生产流水线，只是他老婆长了心眼，看得紧。他那不大的屋子里，终日挤满了人。一年过去，外人还看不出有哪个漂亮女徒弟肚子变大的迹象。倒是石裁缝抓住机遇，口袋里很是进了不少分，并且终于撬掉了那颗刺眼的大金牙，梳起了油光锃亮的大背头，脸也往横阔里长了不少。
石裁缝倒霉亦离奇。那一次，在乡下一个女徒弟家吃多了酒，深夜归来腹胀如鼓，蹲在河滩边草丛里解手，突然不知打哪蹿来一只野狗，往屁股瓣上狠咬一口，生生扯下了一大块肉，半年不得复原。
石裁缝的大儿子叫石小军，约比我们年长五六岁，长一脸的粉刺疙瘩，喜欢在外游荡，无心学艺，曾因偷看女生解手被人抓住，气得石裁缝一巴掌将他耳朵扇出血来。那一阵子我们教室给征兵办借了做体检，学校放假，我们没事就跑到教室窗子外扒着看验兵。正好看见石小军进了一间写有“耳语”两字的教室，我们就跟过去看。教室一头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位女医生，见石小军进来，示意其站在门边一道石灰线后，其中一位轻声说了两个字“祖国”。石小军回复了一句“赌博”。另一女医生说：“台风。”石小军迟疑了一下，复说：“裁缝。”两个女医生看着他摇了摇头，石小军脸上红了。“你再辨听一次吧，你听好——将领。”这回女医生音量略有提高。石小军辨听有倾，仍是不敢断定。两位女医生眼光一直盯着他，甚至其中一位又放慢声音给重复了一遍：“将——领。”石小军终于吞吞吐吐复述道：“假……领……”窗外哄地一声笑翻了天。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个磨刀人，是来跟李玉和接头的地下党，出场时喊的“磨剪子来——锵菜刀——”中气十足，极有韵味，让我们都喜欢跟着模仿，时不时就拖腔拉调地吼上两嗓子，弄得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磨刀人”。但那是在游戏里，我童年时代常见的真实磨刀人，却是一个很瘦小的老人，连胡楂都花白了，肩上戴一副看不出颜色的帆布坎肩，扛一张同样骨瘦如柴的矮条凳，挂上不几样简陋家什，一声声喊着“磨——刀来——”“磨——刀来——”，巷子里响着悠长而苍凉回音。老人黧黑脸面上的刻纹，就像他扛着矮条凳面对的一条条曲折巷道一般深深浅浅，纵横交错。
要是有人喊：磨刀老爹，我家有刀磨。老人就停住身，找一处避风且平坦的地方，把那条绑着磨刀石和一支推铲的矮条凳缓慢地从肩上卸下来。当他从主顾手里接过一把刀或是一把剪，瞅一瞅，用拇指刮一刮钝了的锋刃，便已了然该磨该锵的下手角度。老人骑坐到矮条凳上，将凳头的磨刀石调整一下，再用缠绕着布条的小棒从绑在凳腿上混浊的水罐里蘸了水，分别淋在刀和磨刀石上，接着，就右手握着刀柄，左手把刀刃摁在磨刀石上，前倾了本已十分佝偻的身子磨起来。他磨得非常娴熟又有节奏感，从刀的前锋到后锋，一点点地磨过去，磨几下，用水淋一淋，然后拿拇指轻轻刮一刮……那张苍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嘴不停地颤动，让人看着有一种莫名的感伤。
不知打何时起，街坊们都喊他“磨刀老爹”。 年复一年，似乎他一辈子都干着这个，磨呀磨……张家的菜刀李家的剪刀都是他磨。只听他说话稍带江北口音，但谁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有无儿女，等等。那年头，平常人家过日子，一把菜刀，一把剪刀，用场最多。菜刀不用说了，剪刀用处也多，剪布头，剪鞋样，剪草绳，剪头发，连接生婆剪婴孩的脐带也用它。冬腊年底，家家户户的刀剪都要拿出来磨，是老人最忙活的时令。如果人少，老人当场就给磨好让你拿走，如果送来的刀剪比较多，老人家会细心地给每把刀和剪子做上记号，等主人有时间再过来取走。
一帮小孩子围在一旁看他做活，看他不时用缠绕着布条的小棒蘸水淋到刀上。磨刀修剪，有时少不得要动用推铲一般的锵刀用力地铲削一番。如果磨的是剪刀，似乎更费工夫一些，一双粗糙的有不少裂口的大手，横捏着剪刀的柄和尖，就那样磨呀磨……磨好了，老人拿抹布擦拭干净，给顾客试试，碎布片上剪一刀，快不快？是不是满意？有时剪子松了，还得给“琢一琢”，就是拿个小锤把剪子的铆钉敲打几下，使其紧密，顺手好用。
起先街坊们情愿多给他三两角工钱，但老人总是不声不响将多给出的部分还给你，渐渐地大家都习惯了，磨菜刀两毛，铲一下外加一毛，剪刀连磨带修理也只两毛。倘碰上正是吃午饭时，老人会找人家讨碗开水，再从凳头吊着的口袋里倒出点锅巴或炒米泡上吃下肚子。有时，老人的头发太长了，像个刺猬，到了老刘剃头挑子跟前，就让老刘给他剃个头。老刘看他太艰辛，不收钱，他就拿过老刘的刀剪一下一下认真磨起来，最后是两不找。
秋天深了，剪子反口了，刀钝了……怎幺还听不到那苍凉的吆喊声呢？
整个冬日里没见磨刀老爹再来。
翌年春天亦没见磨刀老爹再来。
第二十二章 张爷的桂花酒酿
他是一个下甜酒酿子的老人，别人都喊他“张爷”。江南人多喜欢吃甜酒酿，数九寒冬的夜晚，街头巷口的路灯杆子下，所多的便是下酒酿的摊子，两三张小桌随意摆放着，让你老远就会闻到那种弥散的酸酸甜甜的气味。从戏园子或电影院里散场出来，坐在这样的桌前，将一碗醇香甜润的又加了水子的酒酿子热乎乎喝下肚，整个冬夜便温暖起来。
身腰佝偻、戴着旧绒线帽的张爷便是下甜酒酿子的，他没有固定的摊点，十字街、船码头、影剧院门口都是他常挑着担子转的地方。张爷的担子上，一盏风灯当头挂着，玻璃方罩内燃着煤油浸的棉纱捻子，暗红的灯火，随担子晃悠。担子一头是炉子和锅，一头则装着酒酿钵子和一摞蓝花小瓷碗，还有同样的蓝花瓷调羹。夜风吹过，风灯和炉火都是忽闪忽闪的，枯叶起舞，在担子脚边打转转。“下——酒酿子哇——”张爷喊着，拖长的声腔凄凄的颤颤的，就像担子一头灶膛里摇曳晃抖的火苗，有着一份与冬夜、与风烛残年相应合的穿透人世沧桑的力道……这样的酒酿担子，曾在丰子恺的那些粗黑线条的漫画里铺陈出满纸况味，让人不胜唏噱。
夜晚下酒酿子，白天，张爷就挑着装满甜酒酿瓦钵的箩筐，走街串巷，四处叫卖。还搭售“水子”——一种比黄豆稍大的用糯米粉搓出的小圆子，买回家，先下在开水里，翻两滚后挖一勺酒酿放入，即“酒酿水子”。递上两毛钱，就可以端走一钵甜酒酿，“水子”二分钱一小勺，酒酿可以倒入自带的容器内，也可以端回家下次再还上空钵。老人不多言语，眼睛也很少往别处看，只默默做自己的事。也有人什么都不买，只买一小纸包糖桂花，看着那些晶莹润泽的糯米酒酿，珠圆玉润的粒粒水子，就会想到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黄色桂花、随着热气飘散的动人醇香。
张爷有一间砌得严严实实的大柜子一样的仓屋，下面是个能烧火的炉灶。张爷把糯米洗净蒸熟，再用清水淘成清清爽爽的颗粒状，等沥干了水，倒入一个大盆里。半温半凉时拌入捣成粉末的酒曲，再一勺一勺挖了，装入一个个比碗稍大一点的紫黑陶钵里，四周抹平实，只在中间留一个锥状的洞，稍许泼上一点温开水。目的是让水慢慢向四周渗，可以溶解拌在米中的酒曲，有利于均匀发酵。拌酒曲的时候，如果水放得太多，形成“跑酿”，最后糯米是空的，不成块，一煮就散。如果发酵过度，糯米也空了，全是水，酒味过于浓烈；发酵不足，糯米夹生粒，硌牙，甜味不足，酒味也不足。张爷将那些陶钵摆满仓屋的横档隔层，上面搭好遮尘的布帘，关上防鼠的栅栏门，就算完工。冬天时，就在仓屋下面的炉灶里生火，用炉灰压上一截半燃的柴蔸，能保持一天一夜的室温。在几天的等待中，随着渐渐发酵，有一股诱人的甜香不可遮挡地散发出来。陶钵中间那个孔洞会渗满清亮的汁水，映得钵体泛出湿漉漉的幽光……这就是甜酒液，闻那味道，就知道好醇润呵。酒液越渗越多，最后那一大团缠结成饼状的酒酿子就浮在酒液中了。
做酒的糯米，张爷选的一种叫“白壳糯”，粒形饱满，蒸饭不黏，出酒香醇。梳着巴巴髻的张奶奶，总是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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