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张怀亮深沉地说，“《圣经》旧约《但以理书》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尊巨像，金头银胸银臂，铜腹铁腿，脚是半铁半泥的，忽然飞来一块石头，打在这巨像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便都一齐粉碎，化作糟糠，被风吹散，无影无踪。尼布甲尼撒这个梦给我的启示是，那些大人物都是‘泥足巨人’，都有意想不到的弱点、瑕疵以至劣迹恶行，何况张国昌还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只能算个中人物。别想那么多了，人生就是那么回事，明天还得早起，睡吧。”张怀亮说完随手就把灯关了，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
我却辗转反侧地睡不着，我不知道我的意义是什么？是陪张国昌沾花惹草吗？还是将最宝贵的青春浪费在勾心斗角之中？我发现命运就像一个漂亮女人，她站在山顶之上，不停地向我招手，我却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巨神西西弗斯一样，一次次地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又一次次地滚落山下，难道徒劳无功就是人生的意义吗？我开始怀疑，我发现意义是人为了欲望替自己编造的谎言。
51。特殊作业
魏正隆发现李国藩自从市长前面的“代”字拿掉后，越来越难以驾驭，每次开市委常委会都是书记、常委等市长，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的重大活动中，李国藩经常拍板表态。魏正隆承认李国藩思维敏捷，自己这个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是谁是书记，你李国藩心里应该有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官场干了半辈子了，官场上的套数你李国藩不会不懂，既然懂，说明你李国藩没把我魏正隆放在眼里，我是党的书记，我是东州市委的领导核心，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不把党放在眼里。就说这次市政府办公楼加层，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上了，中央现在三令五申严控办公楼违规修建，李国藩竟敢顶烟上，想抛开党的领导，另立山头，此风如果不压下去，你李国藩就离翻船不远了。为了敲山震虎，魏正隆决定视察银环路工程，并亲自给李国藩打电话，通知李国藩陪同。
李国藩接到魏正隆的电话以后，觉得味道不对，李国藩是个聪明人，“这是要先礼后兵啊”，他当然不会把魏正隆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无论是魏正隆，还是荣立功，都不是干事的材料，做四平八稳的官还行，但是，做惊天动地的事却做不了。就说银环路工程吧，在魏正隆、荣立功手里论证了多少年了，就是动不了工，我李国藩一来，立即就锣鼓喧天地干了起来，你魏正隆不是想看看银环路工程吗。那我就陪你走一趟，让你开开眼，看看我李国藩是怎么干事的！李国藩欣然应允。
银环路工地上旌旗招展，热火朝天，几辆轿车停了下来，魏正隆、李国藩各自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并肩视察工地。
“国藩，”魏正隆欣慰地说，“工程进展真是一天一个样啊！”
“这条路早一天通车，东州市早一天受益呀！”李国藩得意地说。
“国藩，别说我没提醒你，”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这是一条勤政路、廉洁路，咱们可不能因为修一条路而倒一批干部啊。”
“放心吧，老魏，”李国藩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让市纪委组成监督小组，进入指挥部，从头监管到尾。”
“这个办法好，”魏正隆赞许地点了点头，“资金到位怎么样了？”
一提到资金，李国藩叹了口气，“外商还差三分之一的款，国昌在北京学习，我有点舍手啊。”
魏正隆微微一笑，“抽空再让他跑跑香港，资金是个根本啊。”
中国市长协会第二次会长联席会议在成都闭幕后，张怀亮直接回了东州，我陪张副市长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刚回到中央党校，张副市长就交给我一份作业提纲，提纲要求中青班学员人人要写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可以从五个方面剖析灵魂。一提到“灵魂”两个字，我就有点抓瞎，一个人剖析自己的灵魂尚且不易，何况要剖析别人的灵魂？我心里打怵，但嘴上还是应承下来了，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入党了，但从未写过党性分析报告，不用说张副市长也从未写过，张副市长一再叮嘱这份党性分析报告非常重要，可以说是青干班最重要的一份作业，不仅要在全班宣读，而且有中组部领导旁听，当时我内心的压力像泰山一样沉重。
当天下午我乘飞机返回了东州，在飞机上，我思前想后，都觉得这份特殊的作业太难了，剖析深刻了怕刮着碰着张副市长，再给他的仕途之路带来什么麻烦。轻描淡写肯定过不了关，何况张副市长是个要强的人，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情，他憋着劲想借党性分析报告在班上露露脸，但他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掌握好度，既要深刻、触动灵魂，又刮不着碰不到他，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毫无疑问，一旦一个人的命运由权力决定，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匍匐在权力的脚下，这么多年在官场，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看作被权力决定的物件，指哪儿打哪儿，其实，在官本位的驱使下，每个人都习惯了用“子女”的眼光看官员，这才有了父母官之说，人们早就习惯了服从各种权威、传统、道德等等，在这种服从中，人们是极其厌恶的，但又不得不投向权力的怀抱。因为谁也无法抗拒用官本位的价值观评价一切，这种价值观驱使人们在权力面前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听话的工具。在成都开会时，我和张怀亮陪张副市长去了一趟都江堰，站在咆哮的岷江面前，望着被水利工程驯服的壮丽的江水，张副市长颇为感慨，他说“深淘滩、低作堰”有些像做人的三字经，“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有些像官场的八字真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这都江堰好比官场，张副市长就好比岷江的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然而，现实中的官场又有几个人能读懂都江堰消灾、滋润、濡养的内涵呢？
回到东州，我搜集了有关张副市长的所有资料，从资料中得知，张副市长祖籍在北京，清朝末年北京大栅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玉石老字号叫“玉石张”，便是张副市长的祖辈开的，后来为躲避战乱和仇家逃难到了东州，在东州扎了根，不过玉石生意和手艺从张副市长的祖父手里丢掉了。张副市长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从小就是孤儿，是在亲属家长大的。由于个人勤奋好学，又有心计，一点一点奋斗到今天的地位，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古人讲，“用谲不失其正，行权不诡于道”，可是我对张副市长的规矩越来越不敢恭维，总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让我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在识别领导选择领导的同时，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毫无疑问地与张副市长拴在了一起，他值得信赖吗？其实，我经常这样问自己，然而我越扪心自问越迷茫。
在剖析张国昌灵魂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却躁动不安起来，我的思想像苏醒的黑水河，不停地寻找心灵温柔的两岸，并朝它幽远的深处流去。我在这种苏醒中发现，时代不同了，古代的太监被阉割了
阳具，现代的我们被阉割了个性。太监的阳具是别人割去的，而阉割我们个性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时候被阉割掉的，我只知道命运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熟的虚伪；命运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圆滑。面对命运，我无法逃遁，也无处逃遁。生活给人更多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撼，领悟生活，首先要领悟自己，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提醒了别人，自己才可能有出路。张副市长会接受我的提醒吗？我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
为了写好党性分析报告，这两天我煞费苦心。我按照中央党校提纲要求的五个方面，写了约有一万字，因为我从未写过这类东西，先抛砖引玉，等张副市长看后再删改。
一晃又是周末，我去北京接张副市长回东州，在飞机上，我将写好的党性分析报告交给他，他在飞机上一直看，看的很认真，一路上基本看完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贴身跟了他快一年了，对他的品性我再熟悉不过了，没说什么就是不满意，但也没提出再让我修改的意见，似乎我写的这个报告可有可无，我断定张副市长一定也找别人为他写党性分析报告了，会找谁呢？最熟悉张副市长同时他也最信任的人只有韩寿生，难道张副市长也把党性分析报告的活儿交给韩寿生了？我带着这个疑问陪张副市长回到了东州。
第二天下午，张国昌和李国藩一起召开了銀环路工程调度会，会场安排在工地指挥部。调度会开得热烈紧张，李国藩和张国昌都是大烟筒，与会者赛着抽大哥大，指挥部里是云雾缭绕。
“同志们，”李国藩打着手势说：“这是一场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大仗，为此，我们要把银环路工程建成廉政建设的示范工程。”
“我与李市长商量了一个六不准，五公开，”张副市长环视一圈会场说，“下面请仁杰同志给大家念一念。如无异议，便是铁的纪律，便是银环路建设的‘军法’。”
丁仁杰清了清嗓子念道：“六不准的内容是：不准各级管理人员介绍亲朋好友参与工程、搞不正当竞争；不准以任何借口收受回扣或索取任何好处；不准任何施工企业在使用材料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或转手加价；施工中，不准多头分包、层层转包，二次转包需经指挥部批准；不准地平材料（砂砾、石料）借机哄抬物价，缺尺少秤，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准任何部门的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五公开的内容是：公开动回迁和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公开实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公开成本造价；承建单位公开材料进货渠道、价格和原材料消耗；公开责任体系、监督网络。”
丁仁杰念完后，张副市长接着强调说：“大家如果对七不准，五公开无异议，就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组成的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执行。”
散会后，李国藩、张国昌又到工地，看望了工人。在工地，李国藩煽情地说：“工人师傅们，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困难很大，但东州市人民相信你们。希望你们既要有科学的态度，又要大胆创新，不负全市人民的希望”。说着与工人们一一握手。
我陪张副市长忙了一天。傍晚送他回家，刚下车就对我说：“雷默，你跟我上一趟楼。”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便跟着上了楼。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停住脚步说：“雷默，应该说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我在车里没说，是怕马厚听见，你不好意思，党性分析报告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我觉得比你写得好，操作性强，咱俩上楼，我用传真机给你复制一份，你拿回去学习学习。”
我的预感终于应验了，当我拿到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后，心情复杂极了，好比夜里被霜打了的花朵，我看着张副市长近视镜后面凸起的眼球，仿佛看到了靡菲斯特的目光，张副市长先是揶揄我，“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然后又挖苦我“但是写的东西操作性不强”，仿佛在借靡菲斯特之口说：“理论之树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然而，我一边下楼耳边一边回响着《跳蚤之歌》：“跳蚤穿上了龙袍，浑身金光闪耀，宫廷内外上下跳，他威风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哈！跳蚤？……”我觉得我就像歌中的跳蚤，却又像被跳蚤咬了一样浑身痛痒。
晚饭后，杨娜想让我陪她去散散步，我说太累了，便把一个人关在书房内看着放在写字台上韩寿生做的党性分析报告运气，不知不觉抽了半包烟。杨娜散步回来时，一支烟正在我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燃烧。
“默，干嘛呢，眼睛直勾勾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杨娜关切地问。
“还不是党性分析报告闹的，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写完了，人家不满意，说什么操作性不强，党性分析报告又不是会议纪要，是剖析思想，要什么操作性，这不，背着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说韩寿生写的有可操作性，把我写的给枪毙了。”
“张市长怎么这么做事呀？”杨娜抱怨地说，“每天都像在搞阴谋诡计似的。”
“这种人对谁都不信任，我看他连自己都未必全信。”我牢骚满腹地说。
杨娜顺手拿起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看了起来，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默，这哪儿是党性分析报告，这不是坦白书吗，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张国昌如果交上去，怕是要开除党籍了！这还是人民公仆吗？这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谁知道是真是假，明天我送他回北京，飞机上再说吧。无论如何我都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要让他知道韩寿生写的这份党性分析报告一旦交上去的后果。”我愤愤地说。
“默，”杨娜心疼地说，“真难为你！”
“娜，你不知道，我现在就像一团萤火，既不燃烧，也不熄灭，游荡在日出与日落之间。”我痛苦地说。
“默，原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前程就有了保障，没想到你这么痛苦。”杨娜抚摸着我的头说。
“娜，有时候我真想学学《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喊上一句：皇帝他没穿衣裳！但是看一看周围那些欢呼雀跃的人，你就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什么勇气都没了。”我又点了一支烟蹙着眉头说。
“不行咱就不干了，”杨娜天真地说，“你这么委屈我看着心疼！”
我望着可爱的妻子无奈地笑了笑，“娜，离开也要等时机，现在要是离开，人家会以为我干废了，再说，张国昌也不能放我，还是先忍着吧。”
有时候杨娜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她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有一种悲剧般的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就像两条鱼，泉水干了，我们在相互湿润中融合，体验“太一怀抱”中的快乐。
第二天我送张国昌回北京，我们乘早晨第一班飞北京的飞机，尽管我没通知任何人前往东州机场送行，但是机场贵宾室还是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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