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大道。
登上长城，放眼四野，但见城墙南北延伸，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我牵着杨娜的手往长城高处攀登，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杨娜，你想过长城的意义吗？”我有些气喘吁吁地问。
“长城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吧。”杨娜停住脚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象征呢？”我较真地问。
“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保守或虚弱。”杨娜若有所思地说。
我眺望着苍龙一样迤逦而去的长城，喟然长叹，“娜，在我眼里，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一匹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骆驼的话，长城就是压在它脊背上的驼峰；如果把中华民族比做龙王的儿子赑屓的话，那么长城就是压在赑屓脊背上的代表皇权压迫的神功圣德碑，不过，我倒觉得长城更像是一柄横卧在中华大地上代表专制的权杖，这柄权杖在历朝历代国人的心中都是皇权崇拜的巨大图腾。”我颇为感慨地说。
“默，你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偏激？起码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杨娜辩驳道。
“这是怎样一种文明？”我反驳说，“是用血水、汗水和泪水建筑的文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像不像长城？在封建专制下奴役的人民像不像这长城的一块块砖？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荒诞，真正的荒诞恰恰是无法思考的，无数无差别的百姓温顺驯服却又潜存着巨大的力量，这是专制教化的结果，否则那些躲在深宫里的历代皇帝怎么可能将成千上万百姓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为国家修筑一道国墙？墙可以阻挡外族也可以关闭国人，专制就是这样一个庞然怪物，只有在它运作起来的时候，才能展现其荒诞惊人的神秘。”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杨娜赞同地说，“长城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它的神话意义逐渐取代了历史意义，某种意义上说，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是一样的，就像长城一样凝滞，千年不动。”
“娜，‘千年不动’，说得好，”我双手扶着城墙说，“长城禁锢的是国人的精神，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国人的精神像这石头一样凝固不动。怪不得一位法国旅行家登上长城后，感叹：‘多么壮观的景象啊！且想想那翻山越岭连续不断的长城，只有天上的银河才能与之媲美。那是一道竖立在高山之脊的墙，是一条躺在墙上的宽阔大道，这竟是人的工程，犹如出现在梦中……’如果有人在惊叹其壮观之余停下来想想，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应该说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我们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呀！”
这时，杨娜拦住一位游客为我们俩合影，然后杨娜用挑战式的口吻说：“雷默，我真想和你一起在这烽火台上住上一宿，一起看看星星。”
我被杨娜感染了，大声说：“住一宿算什么，将来有机会我俩徒步走万里长城怎么样？”
“你疯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杨娜咯咯笑着问。
我没正面回答，只是大声朗诵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的确，我压抑得太久了，我需要发泄，我是一个精神上喜欢流浪的人，顺乎本性的狂想，便觉得是生在天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真诚的人，但是我的真诚总是让自己放大别人的优点，我容不得别人对自己好，一旦体会到这种好，就像感情上负了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纯或者统治，但这份真诚让我坦然，不过现实的浮躁是不容你坦然的，生活中总是充满被嘲弄的细节，无处不在的伪善，无处不在的作秀，让我不时觉得有热浪扑面而来，谁都怕失去机会，其实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无数次地重复着，我知道这个前景是可怕的，所以我希望用呐喊击碎内心的焦渴。
长城之行，我并未找到好汉的感觉，我需要净化，在长城上，杨娜既看见了我内心的质朴，也看见了我内心的脆弱，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见了女人就消融了，和谐了，我却认为自己是钢做的，宝刀不锋，宁愿折断。然而在妻子心里，我还是泥做的，只有她的水能雕琢我。
张国昌去韩国整整一个星期才回到北京，我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回到中央党校，竟然没让我去首都机场接。我只好一个人开着丁能通的车去了中央党校。一进宿舍，张国昌情绪非常好，像是赌博赢了一样，他见我进来，从皮箱里拿出一件崭新的韩国T恤衫送给我。
“雷默，这是你大嫂给你挑的，款式不错，”张国昌接着叮嘱道，“你明天飞回东州，专门给我写毕业论文，另外，一个星期没回去了，估计文件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你回去抓紧处理一下。过些日子是我的生日，你写完毕业论文之后，和怀亮一起过来陪我热闹热闹。”
我心里明白“热闹热闹”的意思，当年我上大学时曾经痴迷于古龙先生笔下的情圣高手，恨不得自己就是李寻欢，我知道做李寻欢是需要实力的，从给张国昌当秘书后，我才明白，其实寻欢未必需要实力，只需厚脸皮，张国昌应该改个名字叫张寻欢。
正想着“小李飞刀”的魅力，猛然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把精致的尺八长的小宝剑，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拔出一半就发现剑身上刻着张国昌的名字，很显然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宝剑，我好奇地问：“张市长，这是党校发的吧？”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谁有了这把宝剑，就说明谁是党的嫡系，党的精英！”
我羡慕地把玩着，心想，只可惜剑身上的名字刻错了，应该刻上张寻欢三个字。
回到驻京办已经是黄昏时分，丁能通一直在办公室等我，我把奔驰停在一棵梧桐树下，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把钥匙往丁能通的办公桌上一扔说：“丁大哥，完璧归赵，怎么样？韩国之行爽不爽？”
丁能通起身掩了掩门神经兮兮地说：“操，别提了。”接着丁能通给我讲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原来丁能通陪张国昌、孟丽华到汉城后住进了一家五星级的酒店，这家酒店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赌场设在五星级酒店的地下室，张国昌两口子每天晚上都在地下室赌到下半夜，而且赢时多，输时少。有一天晚上，张国昌赢了一百多万韩元，很高兴，说上楼休息一会儿，让孟丽华接着玩，张国昌与丁能通便上了楼。回到房间，张国昌对丁能通说，给我找个韩国小姐玩玩，丁能通很为难地说，大嫂上来怎么办？张国昌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丁能通只好找来一位韩国小姐，张国昌看见很满意。丁能通从张国昌房间出来，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一边给张国昌看门，一边等。丁能通怕孟丽华突然回来不好交待。一个半小时了，张国昌房间还没动静，两个小时了，还未见动静，丁能通等不急了，便去敲张国昌的房门，不一会儿，门开了，韩国小姐风情万种地走了出来，张国昌惬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韩国小姐刚走，孟丽华就咯咯地笑着回来了，丁能通倒吸了一口凉气。
丁能通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听后既为张国昌的命运担心起来，更为自己的命运担起心来。
54。生日
回到东州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处理完文件，然后埋头一个星期写完了毕业论文，过两天就是张国昌的生日了，我特意找张怀亮商量，给他打电话，他刚好开车路过市政府，就顺便上楼了。我问他要去哪儿？他说他正在读清江大学MBA，想找导师请教几个问题，我一边给他沏茶一边请他沙发上坐。
张怀亮是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和张副市长的办公室通着，他好奇，就走了进去。他望着满书柜附庸风雅的名著，略带轻蔑地笑着说：“雷默，这些书好像从来没动过？浪费，太浪费了。”
我摇着头说：“大哥，官场上浮躁得很，有时间应酬，哪儿有时间看书。”
张怀亮打开书柜门，随手拿出一本《存在与时间》翻了翻说：“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的日常过程就是沉沦，他认为，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甘于堕落趋向于沉沦的。”
“是啊，”我赞同地说，“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上帝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人类开始了苦难的生活。”
“雷默，”张怀亮意味深长地说，“在一颗充满欲望的心灵上，苦难能留下什么？”
我知道张怀亮指的是什么，略带辩解地说，“大哥，我通常不是作为‘我自己’而活着的，而是作为‘他人’而活着的，我现在的‘他人’就是张国昌。”
“雷默，”张怀亮提醒道，“别忘了萨特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呀！”
“大哥，”我苦笑道，“以我现在的身份，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张怀亮随手将《存在与时间》放入书柜，用手指了指我说：“你呀，就是个操心的命！”
我自嘲地说：“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之本就是操心，《存在与时间》里有一个关于人的起源的故事很有意思。有一天，‘操心’女神横渡一条小河时看见河边的胶泥，便若有所思地取了一块胶泥按着她的想法塑造成形。这时天神朱庇特来了，‘操心’女神请求朱庇特给她塑造的东西赋予灵魂，朱庇特欣然从命。可马上他们就为谁给这东西取名字争论起来。这边争执不下，那边又冒出了土地神台鲁斯，说应该由他来命名，因为他从自己身上贡献了很多泥胚。三方争执不下，只好请农神来裁判。农神说，朱庇特赋予了这东西灵魂，所以在他死后应该得到他的灵魂；土地神既然为他提供了身体，那就在他死后取回他的身体，而‘操心’女神最先造出它来，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就规操心所有。至于它的名字就叫人吧。这则神话告诉我们，只要人活着，他就得操心！”
张怀亮听罢哈哈大笑，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你的意思好像是说，哪里有危险，哪里才有救，你想置于死地而后生，雷默，死就死了，还能再生吗？当哈姆雷特刺出那致命的一剑，当浮士德喊出‘真美啊，请停一停！’死亡即将降临，人是不可得救的，得救的只是灵魂。正因为如此，浮士德的灵魂被天使们夺去了，浮士德是自强不息者，由永恒的女性，引领他的灵魂飞升。可是绝大部分人是自甘堕落的，死后的灵魂怕是连净界都到达不了。”
我理解张怀亮的意思，无奈地说：“大哥，实话实说，权力世界是不可理喻的，他逼着人要么做狗，要么做狮子，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只能麻木地活着。”
“雷默，”张怀亮语重心长地说，“大哥还是那句话，你这个秘书不能打持久战，要抓住机会出奇制胜，人们常说居安思危，没有警惕哪儿有安全？”
我惆怅地说：“妈的，难啊，费尽心机当上这个秘书，却有一种上贼船的感觉。”
“不能这么说，”张怀亮摆了摆手说，“已经当上了，目光就要放远些，官场上的事，不好说，今天我给你拎包，明天你可能给我拎包。你才华横溢，对自己要有信心。想做政治家不会忍耐怎么行？”
“大哥，过两天张国昌过生日，他点名让你去。”我皱着眉头说。
“这说明他认我了，在成都时他不就说了吗，‘这两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张怀亮得意地笑着说。
“不瞒你说，大哥，”我苦恼地说，“我烦透了官场上的生日了。张国昌让我尽量多地掌握上下级领导的生日，甚至领导夫人、父母、孩子的生日，随时提醒他，我都记一小本了，张国昌两口子很热衷于给领导们过生日。”
“生日不光在在官场上是门艺术，在商场上也是个由头。”张怀亮颇具城府地说。
“大哥，张国昌的生日到底怎么过好？”我试探地问。
“你就不用管了，投其所好准没错。”张怀亮圆滑地说。
我和张怀亮是一起飞到北京的，张怀亮住进了长城饭店，我却住进了市驻京办。下午，我开着驻京办的车去中央党校，带着我苦熬心血写成的毕业论文，准备向张国昌交差。为了这篇毕业论文，我苦熬了二十多天。
眼看没几天就要离校了，张国昌清闲得很，我推门走进宿舍时，他正坐在写字台前玩笔记本电脑里的扑克游戏，由于玩的上瘾见我进来根本没动地方，只是示意我先坐，我抽了一支烟，他才兴趣盎然地关了笔记本电脑，看样子是赢了。
“家里有什么重要新闻吗？”张国昌转身笑呵呵地问。
“李国藩最近去了韩国，花重金见了韩国总统，被外交部反映到国务院，总理在外交部的报告上给李国藩严厉的批评。”我投其所好地说。
“别看李国藩整天耀武扬威、专横跋扈的，其实政治上一点也不成熟，韩国总统也是你见的？也难怪，就他那不可一世的作派，美国总统他照样敢见。”张国昌轻蔑地说。
“《东州日报》报道的也很有意思，称东州市政府代表团团长李国藩会见了韩国总统，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俨然是两国政府间的会见。”我不屑地说。
“李国藩是个作秀大师，不这样，就不是李国藩了。”张国昌嘲讽道。
“张市长，”我话锋一转，“怀亮来了，专门来给你过生日的。”
“好，省委书记陆清进京了，傍晚我得陪着吃饭。你和怀亮先等我，咱们电话联系。”
“那好，张市长，这是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实施中心城市牵动战略的思考》。我认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重新审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从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两个层次上，选择和确定中心城市作为牵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实施中心城市牵动战略，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迎接经济、科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侃侃而谈。
张国昌听得很认真，但是自从上次党性分析报告险些出现闪失以后，他越来越信服我的理论水平，听完我的讲解，竟然没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雷默，我在党校马上毕业了，党校图书馆一楼卖的书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