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名单，拿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等等。
二十年以后，他写到了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恫他每年给编辑的钱从不超过五百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要不就是当时很忙，要不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得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痛苦，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罕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非浅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怒吼声吞没了，而在今天读起来却象喂婴儿的器官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十八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分子来说，这部书就象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一七七○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们之间都很了解。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报答。这个纯正、朴实、努力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典范，而这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不容易。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打探情况，抄狄德罗的家，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抑他的热情。工作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所期望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知道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振旗鼓的转折点。
看起来我有点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穿着一身褴褛的衣服，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吃一顿的时候，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四千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非常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比他享有高得多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止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领导人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那些思想。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这样做。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持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这个论调。当时这两个党派势均力敌，都保持着原样，这却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最亲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未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同一种单调贫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不带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象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常常后悔没有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
他们很少注意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根本不管后果，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
正文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人的荣誉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断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三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广大民众宣布赞成人权理伦，这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人，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权，决定着这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们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里做一点冠冕堂皇的教士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馆。
旧的法兰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冲天的热情激励着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文雅的词句。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他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份的哲学结论，终能摆脱常人的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无关紧要，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而又热情地报导了这件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个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卑鄙、暴虐，也是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的错误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
毫无疑问，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是出于好意。《人权声明》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
米拉博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扬名远近的让步是不彻底的办法。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谢世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很后悔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宽宏大量的表示，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象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国和罗马教庭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退职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况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连采取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都不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议会已经很快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它导致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质，已经为时太晚了，这就象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了这场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