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糟，但是它的邻国比它更糟。这些国家发现外援是无济于事的，政变是无利可图的，只有发现石油才是上帝的意志，这也就是这些国家的“出路”。
美国小说家、批评家保尔·塞罗批评此书说：厄泼达克讲的故事是令人信服的，既充满激情又非常幽默，既有讽刺也有关怀。厄泼达克在描写第三世界的困难中，揭露了工业化世界争夺非洲的灵魂（石油）的本质。塞罗认为故事的本身是本政变小说，厄泼达克写来得心应手，无疑在西方能赢得广泛的读者，而且在非洲，人们也会试图在厄泼达克所提供的这面镜子中，看到非洲人自己的真实面目。
本书是美国当前的畅销书之一。 （容）
《愚人之死》（Fools Die），玛利奥·普索著，美国普特曼书店出版。
作者普索以写《教父》而一举成名，蜚声美国文坛。《教父》于1969年出版后，列名《纽约时报》畅销书达六十九周之久，至今还销售不衰，书中的人物及语言，已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
《愚人之死》是普索继《教父》之后的一本小说，一九七八年出版后，也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小说叙述美国孤儿梅林四十年的生活，他坚信英国六世纪亚瑟王式的传奇，认为可以利用他所遇到的各种人物，帮他渡过难关。他年青时，曾蹈法网，幸而他酷爱读书，从事写作，获得非凡的成就，才使他免于法律的制裁。
梅林的著作不但给他带来了名利，而且打开了进入纽约文坛之门，以后又进入好莱坞电影世界辉煌人物的行列，认识了一批影业巨头，男女明星和美丽的女人。于是他抛弃了妻儿和家庭，以及他最亲切的哥哥，而沉缅于好莱坞的享乐和拉斯维加斯的豪赌。在这一阶段中，他结识了各式人物，其中有亡命之徒和倾城的美女，这些戏剧化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正是本书的主要支柱。他为这些令人炫目的表演人所包围，而玩尽了生活中最危险的把戏。写出了主人公生活中的各种冲突，见证了背信弃义，却又敬仰荣誉；他热恋于某个女人，却又不断对她不忠，等等。最后，这些人物终于以“愚人之死”而终结。
《愚人之死》描写创业雄心和意志力量，激情与“爱情的毒素”，友谊与背叛的故事，这既是部人性的喜剧，又是部人性的悲剧。 （容）
书讯
张维训/孙祥秀/益民/梅/容
列宁写的书评
列宁写过许多书评，收入《列宁全集》的有三十余篇。这只是就标题上写明书评，或者内容以书评为主的文章说的。列宁通过评论书籍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论战的文章，例如《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所受到的批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等等，以及他在序跋、书信和读书笔记中对某些书籍提出的评论性意见，都没有包括在内。
列宁写的书评，简明扼要，开门见山。有的只有四、五百字，多的两、三千字，就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
1898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了一篇书评，评介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他首先肯定了这是俄国经济学界“一本最出色的入门书”。这本书的优点是，论述的问题虽多，范围又很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即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这样论述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个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得到可靠的线索，对进一步研究这门科学发生兴趣，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一本入门书，作到了这一点，应该说是基本上符合要求了。
当然，编写简明的基础理论知识读物，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加以详细的阐述、论证，那样会使篇幅过于扩大；反过来如果只作提纲式的概述，又会使初学者感到难于理解。怎样才能深入浅出呢？对于编写这类读物的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
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的书，采用了纲要式的写法，对读者是有益处的。它使读者了解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熟悉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列宁说，这本书比那些叙述得虽然非常“浅显”，但是废话连篇、内容空洞的同类书要好得多。
和这个意思差不多的话，还可以从列宁的其他书评中看到。列宁批评一种办得十分糟糕的《自由》杂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妄称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其实是低级趣味的庸俗。它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是一个人写的。它把现成的结论囫囵吞枣的塞给读者，好象连咀嚼也用不着。这根本不是什么通俗化。列宁指出：“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这篇全文不过五百字的短文里，提出了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那种把读者当成不动脑筋的，把些陈词滥调硬塞给读者的所谓通俗读物，读者不爱理睬，予以抵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列宁评论波格丹诺夫的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科学。列宁又在别的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些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二版序言）
正因为如此，列宁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收集了关于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大量资料。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用了将近六百本参考书，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汇编。他系统地研究和整理这些统计资料，在笔记本里精心摘录了许多统计数字。有一篇书评，批评了卡雷舍夫教授编的《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九十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一书。列宁认为，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统计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而卡雷舍夫的书正是如此。引用不可靠的材料，不经过系统的整理研究，就匆忙地得出结论，必然会犯一系列可笑的错误。作为一本参考书，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的综合性统计数字，仅仅是数字堆积，也不过是一堆废物。列宁在评论民粹派学者的著作时，着重指出他们热心鼓吹的许多谬论，都是根据不可靠的、片面的统计材料得出来的。只有研究统计材料，才能给经济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
列宁对于作者热情关怀、积极帮助的态度，在书评中也是时有流露，感人至深的。他坚持原则，启发作者认真地考虑问题，但是从来不随便给人扣帽子，打棍子。
列宁推荐鲁巴金编的《书林概述》这一巨著，篇幅不过两千字。他肯定了作者从思想史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俄国出版的图书，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作者没有排斥国外的出版物，也没有排斥遭到查禁的出版物”，它是任何一个大图书馆必备的书。缺点呢？在于编者“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这大概和他在序言中声称的“一生不参加任何论战”的偏见有关，而恰恰忘记了对思想史作概述是不能够离开思想斗争的。列宁认为不应该过分责备这一点，因为“在开始编纂这种包罗万象的综合性著作时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采用请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来撰写的方法”，以做到“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保持了它的客观性”。在这里，没有任何自以为是，强加于人，而只有亲切的商讨和建议。
对于青年作者，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1912年6月，列宁给克尼波维奇写了一封信，谈他的《关于农民分化问题》一书。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几次回忆到这件事。克尼波维奇在当时是个非常用功读书的年青小伙子，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一些话，是错误的。列宁关于这本书先写过一封信，遗失了，于是重写一封。一开始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你的书，很高兴地看到你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意思是说，还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批评意见都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来的，如：是否会忽略了什么，是否偶然信任了马斯洛夫，而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远得很，等等。通篇是恳切的期望，他周密地考虑了如何帮助缺乏经验的年青作者改正错误，做得那样谨慎，甚至使人觉察不出。
在推荐斯切潘诺夫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时，列宁号召“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不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大家听厌了的报刊杂志的政治喧嚣上，而坐下来写几本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参考书或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宣传工作，他要求少发一些空洞的议论，多研究具体的材料和事实，分析实际工作的经验，写出一些书来，并且在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馆去宣传和讲解这些书。这是对摆脱贫困和文化落后现象，对经济建设事业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工作。
列宁所评论过的书，涉及范围很广，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读物，也有机会主义者在战争和革命问题上宣扬的各种谬论，有研究俄国经济状况、土地问题的著作，也有论述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小册子，不能一一赘述。这些书，虽然大都不曾有过中文译本，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有的也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列宁所写的书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一样，始终闪耀着光辉，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
仲民
也必须“以销定产”
目前一方面是书荒，又一方面是书有过剩。
《辞源》已在修订。《辞海》的修订本，已陆续分册出版。合订本今年可以出版。其他如《现代汉语辞典》，书店里看不到。就是《新华字典》，也要碰运气。文艺名著，在北京很少看到上海出的，不知上海能否买到北京出的。专业参考书，有许多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过的，现在久未重印，大中学师生、科技人员都有书荒的感觉。
目前的热门书，有学习英语的读物和数理化辅导材料，大量印行也无法满足需求。但购买者有很大盲目性，似不应列入书荒范围。
至于农村，特别是山区，大概可以说是书荒严重，也看不出有缓解的征兆。
另一方面，却有书的过剩。
有时书店处理这种过剩的书，到机关、学校去卖廉价，一看印数，往往是原来印了数十万或二百万、三百万册的。
我们现在纸张困难，印刷力量也比较有限，而出现这种书荒与书的过剩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我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恐怕是没有实行“以销定产”的方针。出版社、书店都是有计划的，但并没有掌握销售，并根据销售来考虑产量。于是“计划”的盲目性很大，或者说是主观主义泛滥。如果改变这种状况，相信书荒和书的过剩都可以逐渐缓解。
文博
开架售书何其难
前一段，许多读者纷纷要求书店开架售书，结果如何呢？北京书店至多只将科技书敞开，其它书陈列了一些样本，绝大部分的书依然摆在离读者一米以外的货架上。
书店开架售书何以如此之难？据说其主要原因仍是防止丢书和书受污损。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不在社会上有些人的觉悟如何，而在于书店的领导有没有决心为广大读者更好地服务。人的觉悟总是参差不齐的，如果必须等到每个人的觉悟提高了，才能开架售书，那要等到何年何月？仅仅因为少数人的觉悟不高，就把绝大多数读者都作为需要严加提防的对象，是不是“因噎废食”呢？开架售书，营业员需要有训练，也很有可能需要增加营业员的人数。但这些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么？别的地方不说，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其经验就不值一顾么？
另外，书店有时过于拥挤，我觉得和现在书店的门市部较少，也有很大关系。书店似应在可能范围内增设一些网点。至于防止书籍被污损的问题，其措施，一方面是在门市上多提醒读者爱护书籍，另一方面恐怕也得准备少量的样本，将来削价处理。为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的书店负担少量的损失，应该是十分值得，也十分必要的。
有一种说法，说是开架以后，大家都来书店看书，要买书的反而买不到了。这是奇怪的论调，把读者拒之于门外的论调。
我殷切地希望各书店和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尽快地彻底地实行开架售书！
齐志
这一关也有难处
我是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谈点我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我很赞成制定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或“印刷品管理办法”。有了明确的法规，工作人员就好办多了。“四人帮”时期，把什么都看成封、资、修，一不小心就会扣上右倾或便利了阶级敌人的帽子。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些文豪的作品，稍有常识的人谁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但在那时还不是忍痛退回国外！现在扣放尺度相当宽了，甚至比1966年前还宽。据统计，1978年不准进口的印刷品不到进口总数的万分之一。然而还需要总结经验、制定法规，以便掌握，勿使过宽过严。
要做好工作，还必须建立一支力能胜任的印刷品监管队伍。现在搞这工作的人员屈指可数，且未受专门训练。我们经常遇到许多不懂的东西，就是知道的东西要下结论也难，有些书是多少年来争论不清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