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同一个大背景、大的精神世界联在一起——的想象力。正因如此，历来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都强调比喻的重要性，亚里斯多德就在《诗学》里称之为“天才的标志”。然而在时间的长河里，比喻却又是不断受到淘汰的，用久了成了套语，因此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无不致力于创造新的比喻，新的形象。二十世纪作家笔下出现的比喻是这样一类：
The multitudinous windows of the new Hilton look to me like the heavy…lidded eyes of insomnia suf…ferers，aching for rest。
White and black trade words as do front…line soldiers lobbing back an undeto…nated grenade。
All art must be for the end of liberating the masses。
A landscape is only good when it shows the opp…ressor hanging from a tree！这些比喻有明显的时代与社会特色，在它们背后有着七十年代的“敏感”。有时比喻的运用持续几行诗句，如在Robert Lowell的For the Union Dead（1964）里：
Everywhere
giant finned cars nose for…ward like fish；
a savage servilityslides by on grease。诗人对于“汽车社会”的鄙弃是如闻其声的。
比喻之常见与重要既如此，翻译者又应对它们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战略？在这里，文体学的“语类”之分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当然，每一个比喻或形象都需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但是一般地说，对于非文学的语类中的非关键性的比喻，特别是那些早已同普通语言化为一体的所谓“死比喻”（如：the bon of a car，foothills，throw a monkey wrench into之类），就无须拘泥，意译即可。而在文学作品之中，特别在诗里，既然比喻有着体现作者的敏感和时代风貌等等的特殊重要性，那就应该直译。所谓直译，是指：1。不要用四字成语等套语去译，宁可“欧化”些，以保持其新鲜。2。要十分准确。例如雪莱有一首题为England in 1819的十四行诗，其最后两行是：
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 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这当中的phantom一词，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字典，有“幽灵，鬼怪；阴影，令人恐惧的东西”等释义，但用来译此诗都不合适。也许用“神灵”比较好些，因为雪莱此处此词所指的，实是革命，而“神灵”同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里所用的“幽灵”一词（德文是Gespenst，英译作spec…tre）——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既可以有所区别，又可以有所呼应。雪莱当然想不到会有《共产党宣言》这一具体的书，马、恩也未必对雪莱这一具体的诗或比喻有特别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后世的读者心里明白：这两篇著作相隔不过三十年，正是在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中，工人阶级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页，一个年轻美国诗人在1819年所憧憬和渴望的，在1848年变成了震惊全欧洲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之前，如果译者漫不经心地将phantom一词译为“鬼怪、怪物”之类，那就减缩了雪莱的革命性和预见性，那就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没有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了。
4。适合就是一切。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想象之翼的，译文也高举想象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因此从译文来说，严复的“信、达、雅”里的“雅”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雅之可言？
三
以上种种，无非是说词义学和文体学可能会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带来若干新见解。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它们的局限性。有许多翻译问题是它们所没有或不能触及或根本不关心的，所触及到的问题也往往谈得不深入，或只有零碎的材料罗列，而缺乏远的透视和大的综合。一种语言的运用就已经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事了，何况翻译者要处理两种语言呢！因此虽然他可以从现代语言学获得某些帮助，他必然还要求助于其它方面。例如一个文学翻译者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文艺学会对他更有教益：版本校勘之学可以帮他判断版本高下和文字真伪；文学史可以帮他了解作家所处时代的特点，作家在某一文学传统里的地位，以及与他同时的其它作家、出版商与读者的情况；文学批评可以帮他更加透彻地了解作品的艺术手段与通篇意义，等等。
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翻译者本身要有长期的、多方面的实践，从中积累甘苦自知的经验，在一定时候同其它的翻译者交流一下，其好处远超过读任何语言学或翻译理论的著作。
前几年看到一本Poems of the Late Tang（《晚唐诗》，1965年英国企鹅书店版），译者为英国人A。C。Graham，他译了杜甫的《秋兴》和孟郊、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译文和解说都很出色。他提到他曾用心译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诗：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但几经考虑，最后还是决定不发表译文，主要在于他不满意自己译文的最后一行：
As I lean on the balcony my tears stream down原因是：“Tu Fu will on occasion speak of his feel…ings，or at any rate his tears，with a simplicity which falls rather flat in English”（见该书91页）。这一点很有意思，他触到了一个词义学还不够注意的问题，即同一意义的词（涕泗与tears是完全的等同语），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里所引起的不同反应问题。某些词在一个语言里有强烈的情感力量，而其等同词在另一语言里却平淡无奇，上列“涕泗”便是一例。反过来，也有某一词在原文里近乎套语，而照字面直译到另一语言却显得生动、新鲜，“雨后春笋”便是一例。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律，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的事业。
王佐良
1979年度美国文学奖金
每年春季四、五月间，美国文艺界颁布各项奖金。最重要的有两种：一是普利策奖金，一是全国图书奖金。前者是用美国报业巨子、《圣路易邮递报》已故主人约瑟夫·普利策的遗产当基金，于1917年所创始。后者乃由美国出版商协会所主持，今年已是第三十年度了。
普利策本人从事新闻事业，因此普利策奖金重视新闻写作方面的成就。但是在整个美国文艺界中，这项奖金是最高的荣誉，小说、戏剧方面也是如此。它的评选委员会由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新闻、文艺界著名人士组成，每年发奖。
今年的奖金于四月十六日宣布，获奖人如下：
小说——得奖者是《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作者约翰·契弗。此集共选了他自1945年以来所写的六十一篇小说，多半发表于《纽约客》杂志。契弗出生于1912年，于十七岁时即被一所私立学校开除，但他有写作才能，首篇发表的小说即以他被学校开除为题材。他此后一直未入大学，靠卖文为生，进行自学。他的小说内容多是反映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在郊区生活的情况，其代表作是他曾获美国图书奖金的长篇《瓦普萧纪事》，不过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要推他的短篇小说。本文下面谈到全国图书奖金时还要提到他。
戏剧——今年的剧本奖出了冷门，给了一个比较年轻而不是体制派的剧作家山姆·薛柏。他的剧本《被埋葬的孩子》获奖之日，早已停演。这戏是在纽约戏剧中心百老汇之外的小戏院上演的，因为百老汇的体制派导演一向不重视他的作品。薛柏生于1943年，曾在耶鲁大学就读，过去所写剧本有《罪行之齿》和《饥饿阶级的祸根》。此次获奖之作是写美国农村一个分裂的家庭，上演时，卖座极为清淡。
诗——获奖的是美国文学界最著名人士之一罗伯特·班·瓦仑的诗集《有的时候》。他曾三次获普利策奖，不但是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小说家，在耶鲁大家当过二十二年的文学教授，1973年退休，今年七十三岁。他一共写过十二本诗集，十本小说，不少文学批评，也曾编过文学教科书，对一代的英文教师有不少影响。
历史——获奖的是斯坦福大学史学教授唐·E·弗冷却，书名《德莱德·司各特案》，根据一个黑奴案而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作为。他是著名的林肯学者，对美国内战史特别有研究。二年前他为已故友人大卫·波特续完内战前数年历史的遗著《危机的逼近》，也获普利策奖金。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已快三十年。
传记——获奖的是里奥纳德·贝克的《悲痛的日子：里奥·倍克和柏林的犹太人》，讲一个犹太教长老帮助犹太人逃脱纳粹魔掌、参加战事地下活动和在集中营被囚的经过。普利策奖金传记项目一向着重于美国人的传记，此次乃是例外。贝克出生于193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曾当记者多年，也曾写过几本关于罗斯福总统和珍珠港事件的史书。为了写这本传记，他曾以五年时间从事调查研究，旅行到十个国家，采访了一百多人。
总类——获奖的是爱德华·威尔逊著《论人性》，研讨人类的生物遗传与人的行为和发展的关系。威尔逊生于1929年，是哈佛大学科学教授，曾于1976年获全国科学奖，写有九本有关科学的专著。
音乐——获奖的是伊斯曼音乐学院教授约瑟夫·许温纳的作曲。
普利策奖金在新闻方面共分评论、社论漫画、批评、地方采访、全国采访、国际采访、社论写作、副刊写作、摄影等数项。今年值得一提的是前两项：
评论——获奖的是《纽约时报》的“观察家”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他的每星期四篇的专栏以幽默的笔调评论美国政局和社会，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1962年创栏以来，甚受读者欢迎。
社论漫画——获奖的是《华盛顿邮报》政治漫画家赫伯特·布劳克。他今年六十九岁，于1946年起即在该报社论版画漫画，专门讽刺政界人物，维妙维肖，一针见血。被讽刺的政界人物一面固然发窘，一面却又觉得光荣，因为无名之辈是不易受到他的青睐的，因此有的甚至重价向他求购漫画原稿，配了镜框，公然悬挂在办公室中，以示身价。前总统尼克松是他最常用的讽刺对象。
普利策奖金虽是美国第一流文学奖，但奖金为数不多，只有一千美元，不能与国际性的诺贝尔奖金相比，但所获声誉也并不在其下。
全国图书奖金每项也不过一千美元，它由出版商和书商所主持，所聘评选委员虽然也是著名作家，但所选作品免不得受到出版商的影响。本年度奖金于四月二十三日宣布，结果也颇出人意外。
小说——一般预测不是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集》，就是约翰·欧文的《加普心目中的世界》得奖，但是令人意外的得奖者却是青年作家丁姆·奥勃林以越战为题材的小说《追逐卡契阿托》。奥勃林出生于1946年，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在越战中当过二年兵。该书于去年二月由台拉考特出版社出版后，《纽约时报》书评曾把他与海明威相比。他在1974年出版的自传小说《我如死在战区》，也是写他在越战中的经验。近来美国小说、戏剧、电影多以越战为题材（附带一提，今年电影获金像奖的也是一部越战片），可见越战在美国人民中所造成的创伤还未消褪。
我想在这里趁此机会介绍一下其他被提名而未中奖的小说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也是值得一读的。除，了上述约翰·契弗以外，约翰·欧文出生于1942年，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现在霍利约克山大学教书。另外一个是女作家狄安尼·约翰逊的《低而又低》和大卫·普兰特的《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政变》竟未获提名，也出人意外。
传记——阿瑟·施莱辛格的《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得传记奖。他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出身，生于1917年，现在纽约市大学研究院任教授。他曾著有罗斯福总统和杰克逊总统的传记。他叙述约翰·肯尼迪当政《一千天》的作品，曾获1965年普利策传记奖。
威廉·曼彻斯特的麦克阿瑟传记《美国的凯撒》虽被提名而未中选，也许因为学术价值稍差吧。他生于1922年，记者出身（曾任《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以写肯尼迪遇刺经过一书而出名，但另一部写美国近四十年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的百万余言巨著，却不失为一部史料翔实丰富的通俗作品。
令人惊奇的是极受书评界好评的两本好书竟未被提名。一是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写欧洲中世纪历史的《遥远的镜子》和名记者白修德的自传体名著《寻找历史》。
全国图书奖金还设有当代思潮、历史、诗、儿童文学和翻译诸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