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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提灯大会，爱罗先珂在讲演里说：“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很好……但是不久，我们底灯上的革命和灯上的自由底火，开始一盏盏地灭了。黑夜的鬼怪们，一面呼喊着‘强权即公理’，一面扑到赤手空拳的学生身上，惨酷地打，纸灯被踏在脚下。”爱罗先珂亲历了强权者以武力来镇压学生们的场面，这怎能不增加盲诗人内心的激愤呢？
在讲演里，他还提到刚到上海火车站时，一下车就被许多英国人和中国巡捕围住，一面喊着，一面搜查。他们搜遍了盲诗人的全身和所有的行李，连来接他的朋友都不可幸免。
爱罗先珂不说中国的好话，鲁迅对此是极为欣赏的。鲁迅说：“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指爱罗先珂）这样深，所以也就不愿意发些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若象罗素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以后的几句声明》）爱罗先珂指出中国穷，是因为政府用钱去养军队，财主们用钱去赌博和讨姨太太……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他因为心境的过于寂寞而显得有点悲观，所以他说：“据我观察所及，上海的学生、教员、文学家、社会党、无政府党，一点没有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虽然他们亦许会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别人。”（《知识阶级的使命》）为此，他热烈地主张：“要扶助、引导一个民众从黑暗的域中经过了各种的危险和困难到自由、幸福的光明路上去，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件事就是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鲁迅是看到了爱罗先珂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里说：“我觉得作者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
爱罗先珂毕竟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虹之国》中，他便虚构了一个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国，并且宣扬只要大家肯辛勤劳动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国，所以鲁迅又说过：“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二月，鲁迅在回答南京的一位青年店员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便指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思想太浅了！这时距离鲁迅先生介绍爱罗先珂的著作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先生的思想更前进了。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如果光靠做爱罗先珂式的美丽的梦就远远的不够了。
直到临终以前，鲁迅先生也不知道盲诗人回到故国以后的下落。几十年来，因了鲁迅先生的绍介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爱罗先珂的消息，一直是人们很关心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人们才知道盲诗人爱罗先珂已经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故乡乌克兰的一个小镇逝世了。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我们仿佛又听到盲诗人拨起他的六弦琴低低地吟唱起来。
姜德明
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
《读书》第二期刊登读者陈思明的来信，谈到韩素音的书。我想就此略占《读书》的篇幅拉杂谈谈，说不上是介绍。
当七十年代初期，“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北京某大学的图书馆的目录卡片里，韩素音的几本书的卡片忽然不翼而飞了。明明以前有人借过的也无影无踪了。原来是都抽出找人“审查”有无说到“白骨精”等人之处去了。这大概是在周总理接见了韩素音的时期。由此可见“四人帮”无知和虚弱到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不知道韩素音写了什么书，书中说的是什么，他们害怕得神经衰弱了。其实韩素音并没有提到那几个丑类。
“四人帮”粉碎了，韩素音的几本书的卡片又出现了。我在养病中就借来看了看。因为彼此是同代人（她生于1917年），而且差不多同时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和重庆，她说到的人和事我也略有所知，所以她的几本回忆录式的半自传半历史的书使我特别感到亲切。仿佛我也重新看到了红尘十丈的“故都”，武汉的撤退，长沙的大火，重庆的大轰炸，以及抗战初的香港；甚至于关于大战前夕的比利时和大战中的英国，她谈的也是她自己和中国人的事，并不生疏。就我所知，她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大致可信，只有几个人名是改换了的。当然，这究竟是自传，带有她个人的色彩，往往“笔锋常带感情”，而且她的解说也不一定都靠得住，这毕竟不是考订过的历史书。至于其中的中国现代史的一些篇章，我的印象是，大体有据，不过有些出自当时的报纸和传闻，有的不知出自何处，也有她的自然流露的观点。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虽已再版，但只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史话”似乎暂时还只能是“文史资料”，不能写成历史书。所以她的“史话”部分也可供看不到这段史料的较年轻的人参阅。我因为那是经历过和知道过的时代的政治史，就只粗略看一下，不好妄加评论。她的书中把这些都另写成章节插在里面，完全可以跳过去单看她的自成体系的连贯的自传。我觉得她在文学性的回忆录中写的正是当时历史的生动的细节，反映出历史的背景材料，对了解当时我国的社会和政治更有帮助。
她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例如她写辛亥革命时情况，因为不是亲身经历，所以除利用家中人的回忆（包括她的叔父在解放后写的自我批判）以外，还访问了熟悉当时情况的李人，到成都同这位“能说很漂亮的法语”的作家长谈。从李人的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死水微澜》等《大波》三部曲里，我们知道作者是有志于描述这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四川社会的。可惜他的计划未能完成，书虽在解放后曾又出版，现在大概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韩素音的书不是小说，而是亲切的谈心，自然而坦率的回忆。自传部分和历史部分文体不同，其实是“合二而一”的书。
我现在把看到的她的几本书列下，略作解说，但书不在手，仅凭记忆，不能多讲。
《目的地重庆》或《到重庆去》（Destination Chungking）。这是她写的第一本书，1942年英国出版。写的是她在抗战初期从欧洲回国，由香港到武汉，然后撤退，经长沙、桂林转往重庆。她走的这条路是许多人都走过的，当时几件大事也是许多人熟悉的。可是她写的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她在归国船上遇见了一个幼年便认识的人，就结了婚。这人是国民党军官，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戴笠的部下。于是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要为抗战工作，而丈夫不许，连当一名医护人员都不行。（不过在这本书里她还没有认识到国民党不抗战这一点。）她闲得无聊时看到一个女友在写书，便也写起书来，女友帮助她在英国出版。这是背着丈夫干的，所以用了笔名韩素音。她当时热心抗战救国，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政权还不认识其反动性，可是在书的末尾却天真地赞扬了劳动人民。后来，她的丈夫在“审阅”这本书时看到末尾而大怒，说她是共产党，竟把她打了一顿。她在以后的自传里说到这书，作了自我批评，也说了她丈夫和她的这场冲突，其实她当时丝毫没有共产党倾向。这一来，反而促使她后来真的接近了一个地下的共产党员并给她帮助，由此认识了丈夫的反动和卑鄙的面貌。这是后话。本书是“处女作”，文体还未成熟，而且是经过女友润色的，是自传中较幼稚而呆板的一本。不过她写武汉撤退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情况是很真实的。
《凋谢的花朵》（Amortal flower），1966年美国版。她写这一本在前书之后，但叙的事却在前，从1928年说到1938年。她在当时北平上学、工作，去欧洲学医，作抗战宣传，最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这书中除叙述政治历史各章以外，是很亲切的回忆录。她在东单附近的天主教的“圣心”女校（Sacré…coeur）上学。这个学校分法语和英语两科，是有不少中国人也进过的。她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她由梅贻宝的帮助进了燕京大学为协和培养的医预科。然后由一个掌握去比国留学经费（庚款）的比利时人的力量得到助学金去比国学医。她在比国为抗战爆发而奔走呼号，一度上当被拉进国民党的反动学生组织，但随即认出了那种人的特务面貌而脱离。为了回国抗战，她不等学习结束，不顾外祖父的严重警告，不留恋差不多订了婚的外国同学，毅然回中国。她在这本书里非常坦率地谈自己的身世与心情。我不知道现在我国的青年甚至中年人能不能欣赏她这样的谈话，对她的个人奋斗会有什么看法，至少我是很为她吸引，似乎是她坐在旁边来共同回忆青年时代。她说，协和的职员薪金以血统出身分等级，白人不做事也进门就拿高薪，她是混血儿，算二等，纯粹中国人干十年也只能在楼下辛勤劳动拿每月二十五元。这是她轻轻一笔就反映了旧社会面貌的一例。书中还有孙中山、毛主席、朱委员长和周总理的像和长征路线图。周的像是她1965年亲自照的。
《寂寞的夏天》（Birdless Summer），1968年美国版。这是接着第一本书的叙述。这里写她在重庆和成都两地的生活以及同丈夫一起去英国后的情况，从1938年说到1948年。这本书对于了解抗战时国民党一边的内幕有帮助。例如她丈夫同她叔父的“一见如故”，紧密连系，以致丈夫对她也大改态度。为什么？因为一个是有内幕权力的反动线上的人可是没有钱，一个是掌握金融力量却没有国民党“中央”政权庇护的四川地方势力中的人，这一官一“民”自然便勾结起来了。韩素音所热心的抗战救国丝毫也不在他们心中。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她得以单身去成都，由此才在医院做点工作，并认识一些人。由于在重庆教外国人英语而稍得自由又接近了与国民党不同的另一种人。她终于能够随丈夫到英国而认识了英国作家，突破了丈夫的箝制，进了医学院。这书里她写的那位丈夫是一幅蒋介石和戴笠手下人物的丑态写真。那个升官迷，整天向她背诵蒋的所谓训词，强迫她做“贤妻”；又怕娶了血统不清的女人妨碍升官而隐瞒她的家世，为逃避特务头子戴笠的见面而谎称她有孕把她送往成都，又为证实谎言而抱了一个孩子回来；还在被蒋接见前再三演习和修饰“体貌”，以便主子“相面”；还练毛笔字，因为主子注意从字体看人的“福气”，如此等等。这个愚蠢而又横暴的丈夫虽仗抗战而在英国过了一阵无权的官瘾，终究一生未能如愿做大官。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上了兵，打上了仗，在解放战争的四平（？）之战中给反动派当了炮灰，死得不明不白，多半是士兵起义打死的。这时韩素音已经学成，可是不愿留在英国工作，而又不能回到内战的中国，只好在祖国的大门口香港当一名医生。她的自传到此为止。
《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1966年出版；法译L’Arbre Blessé，1972年法国版）。这是她追叙自己幼年和她父亲的留学、结婚和工作。我见到的是法文译本。因为写的是上一代，所以同回忆录稍有不同。她的母亲的性格很鲜明，是一个欧洲天主教徒的上一代人物。她的父亲是爱国工程师，一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的气，所以解放后思想很快进步，在去世前还成为劳动模范。她的三叔，作为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压制的地方资本家，也在解放后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作了自我批判，得到相应的政治待遇，度过了晚年。
以上这几本自传兼历史的书中，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作者还揭露了我们一般不大知道和注意的一个社会侧面，这就是中外通婚及其子女的处境和心理状态。这中间的矛盾心情是外人所不易体会的，而韩素音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她笔下的一个哥哥，由坚决要做纯粹的中国人而最后堕落为德日法西斯的走卒，反而厌恶中国人。这难道是一个人的偶然情况么？韩素音着重提到的她父亲的好友著名工程师华南圭的夫人，波兰血统的华罗琛，就以中外通婚为背景的题材写过小说，并在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出过中文本。她是个很直爽很热心的人。由于她是世界语者，一位朝鲜的世界语者Elpin和一位当时新从广东来的世界语者杨景梅一起曾受过她的接待。他们撇开了法语，直接以世界语交谈。在韩素音提到的无量大人胡同的华宅，见到华工程师和罗琛夫人。这位夫人的热情款待和滔滔不绝的谈话，至今还给韩素音留有印象。华夫人和韩素音的母亲周夫人一样，由于是旧时代的人，不能理解新中国，都以八十以上高龄病逝于欧洲；然而她们都是曾经热爱中国而愿意到东方来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他们的半中半外的子女，还有虽然血统是我们同胞但所受教养以及生活方式同他们相似的，包括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对祖国怀有感情的。他们不论在国外或国内，不论爱国心是否象韩素音这样热烈，总是不会忘掉自己同中国的关系的。不过我们往往从生活和思想的表面看而不大想深一层了解其内心而以同情对待，这难道是符合辩证法的观点吗？就上述这一点说，韩素音自传是有独特意义的。
此外，她还有一本《中国在二千零一年》（China in 2001），是政论式的书，是文化大革命初（1967年）出版的她对中国现状和前途的看法。她是为中国说好话的，却没有说多少具体事实，更没有提“四人帮”之流。
韩素音是小说家，我看到的她的小说只有三部：
《投下一个阴影》（Cast but one shadow），是以世界大战中的东南亚为历史背景的中篇小说。
《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