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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搞批儒评法那几年，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有幸，被封为“法家”。于是只要骂荀子，不管因何而骂，都遭到斥责。谭嗣同的《仁学》勇猛地冲决封建专制和伦常的罗网。他曾大声疾呼：“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段话很明显，谭嗣同斥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象秦始皇一样的封建专制政治，斥荀学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而这又依托于孔学。可是，有的论著说，谭嗣同骂了荀学就是骂了法家，就退回到了孔孟。而严复不同，他肯定了荀学，因而比较拥护法家，坚决反孔，反对封建旧文化也坚决得多。上引《仁学》的那段话意思很明确，也不难读懂。但不知研究者何以会得出上面的看法？这离开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是太远了？
义和团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近几年出版的某些近代史著作中说，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也“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这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据当时公私文献记载和解放后的调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任何一个义和团的组织都是打着“扶清灭洋”或类似的旗号，没有例外。有些歌谣虽然唱出了“清朝皇帝真稀松”，“清朝太无能”，但这些歌谣大都是现代人搜集。它们经过辗转相传，不断加工，不好看作原始材料；即便是原始材料，那也只是对清统治者的怨愤，也很难解释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当时确有个别揭帖写道：“大清亡，中国强”，“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矛头有指向清统治的意思，但也应分析，弄清它是全国义和团的宗旨，还是个别义和团支派或个别义和团员的思想愿望，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前还是以后写的等情况，不好遽然看做整个义和团的斗争口号。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前几年不少研究者由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章太炎的评价被搞得最乱。章太炎一度被戴上法家的桂冠，成为辛亥革命的唯一旗帜。武昌起义后，他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大搞分裂，大骂孙中山。革命派已经在揭露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他还为袁辩护，说“帝王思想是其所无”（《致伯中书》）。对这些统统视而不见，只讲他如何反袁，大闹总统府等等。这两年的某些文章，又一反前调，大骂章太炎，好象章太炎从来就不是革命派，似乎为辛亥革命没有做过多少有益的事，就连他在《苏报》案中的表现以及主编《民报》时和改良派的英勇论战都算不了什么。象这些论著这样对章太炎的前期和后期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章太炎的一生清楚地体现出了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演变的缩影。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章太炎思想的矛盾及其变化，才能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再如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鼓吹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便也极力反对秦始皇的封建独裁统治。他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中将秦始皇比作路易十四，说：“国民为其束缚驰骤，实无异于牛马之受羁绁，……为秦之民，不自由甚矣！……能无有群蚁溃堤之日耶？故博浪之锥，见于始皇当世，身死无几，所惨澹经管之天下，欲留为子孙万世之业者已土崩瓦解矣。”但是有些论著却无视陈天华文章的根本命意，只摘引其中“秦始皇乘六世之余烈，执长鞭以御宇内，……为后世二千余年政界之新纪元”这样几句话，便硬说陈天华拥护秦始皇，是辛亥革命的又一法家。
我们举出近代史论著中这些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例子，说明了“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学风影响和危害的深远。这些论著都不是“影射史学”，它们与“四人帮”的御用文章的政治界限是不会也不应该混同的。
卞哲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将重印
三联书店在1963年出版的丁守和、殷叙彝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当时一本比较好的著作。尤其是该书的第三、四章，对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胜利，是在掌握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较之一般的论著有显著的优点。
但就是这样一本著作，被一个所谓的理论权威，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判处了死刑。罪名呢，基本上只是“莫须有”三个字。他对此书横加指责，并要追究责任。文化大革命中，作者的受到迫害，更不用说了。
现在，这个案算是翻过来了。书也决定修订重印，不久就可以出版。回想起来，对于一本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给作者提意见也是平常事，可是总不能用放大镜去找碴子。那个所谓的理论权威，无事生非，就属于这一类，并不是普通的提意见。
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到一点教训：不破除那种“左”的夸夸其谈，双百方针就是一句空话。
林
黄色，色情，爱情
《望乡》的风波和《茶花女》的笑话①，使人不能默然。常识被溺死在说教里了。蛮横严厉地把一切有关“性”的人类感情统统诋为猥亵的说教，只是可笑。羞羞答答地为一种只有天国里才有的无关“性”的爱情辩解的说教，就更可怕。
人，似乎真成了“穿裤子的云”②。但人是穿裤子的动物，不是云。
人不能没有爱情，不能没有色情，不能没有性爱。
爱情固然是美好的或说应当是美好的，但爱情只是色情的升华。色情当然不适于歌颂，却是性现象的源本。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叫作：性爱是肉欲的最高形式③。爱情可能在纯净的精神感应下超脱色情，色情也可能在纯真的爱情净化下超乎肉欲。但爱情毕竟不象诗人们歌唱的那样超凡入圣，色情也毕竟不象教士们诅咒的那样龌龊卑下。没有性现象，就没有动物界，没有猴子。没有爱情和色情，就没有人类的繁衍进化。当然，性现象在动物是兽性，在人是人性。但是，在世界远非完美，人类远非完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和假、恶、丑的东西并存的时候，怎能指望人类性现象的绝对完美纯净？以再现现实为己任的文学艺术，又怎能将人类性现象中假、恶、丑的东西排除在外？
黄色指庸俗、下流的文艺作品。宣扬色情以迎合低级趣味的色情文艺，更属下流之尤。然而，当正常或不正常的性现象，或被侮辱、被蹂躏、被践踏的性爱，成为作家所要反映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时，必要的色情描写不会把这些作品降格到色情文艺。分野在有意宣扬或客观写照，还在分寸度量的把握。纵览中外文学的瑰宝，《红楼》、《聊斋》、《西厢》、《水浒》、《西游》、《子夜》等等，左拉的《娜娜》、《萌芽》，莫泊桑的《俊友》、《一生》，迪福的《荡妇自传》，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亚马多的《无边的土地》，高尔基的《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没用人的一生》、《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支的《荒原上的城市》，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等等，都有色情描写片断，但只有傻子、疯子和教士，才会把它们叫作色情文学、黄色作品。当然，总有些趣味低下的人专门属意这类片断，那可不是文艺的责任，文艺也不能因此把色情封为禁区。至于青少年在什么年龄适于阅读这类作品，更是另一问题。
黄色必须抵制，必须禁止。色情不应宣扬，不宜歌颂，却难以或缺。爱情应当歌颂，应当歌唱，但不能只唱牧歌。这其中又有古、今、中、外之别。
当一切都成为商品，当人的尊严、女性的尊严被践踏的时候，妓女，这个人类的耻辱，不可能不成为一些进步作家的重要主题。我们无权取缔和诋毁这些作品，但也没有权利为了表示区别于“帮”的虚无主义，又没有勇气彻底唯物地面向真实，而给这些作品涂上一些莫名其妙的脂粉。
《茶花女》，一曲凄恻美丽的爱情之歌。小仲马不是巴尔扎克，他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虽然他某些作品客观地有一星半点这类意义。如果说《茶花女》是为了暴露和针砭七月王朝的上层社会，那么《卡尔曼》，或者提它因歌剧而更出名的另一个名字：《卡门》，又是暴露和针砭什么呢？难道我们对过去一切作品的取舍扬抑，仅只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暴露意义？我们可以说李香君的形象有爱国意义，可以说杜十娘的遭遇有暴露意义，但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呢？为什么在肃清“帮”毒，为一部举世闻名的爱情悲剧“正名”的时候，不敢提它是爱情悲剧，是恋情哀歌，而要为它涂上多得要掉面儿的脂粉呢？难道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爱情对于无产阶级真有这样可怕？难道真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有真正的爱情？请不要忘了，恩格斯把中世纪的武士爱，称作“头一个出现于历史上的性爱形式”①。而这种武士爱在今天看来，是“偷情”，是“乱搞两性关系”。
《望乡》，是对军国主义的悲愤控诉，对“南洋女”的悲怆哀悼。如果认为这部作品是对女性尊严的玷污而不是为维护女性尊严的呐喊，那简直是丧失了起码的是非概念。当然，《望乡》不是《茶花女》，更不是《罗米欧与朱丽叶》。它用近于自然主义的手法，真实勾画了“南洋女”的悲惨遭遇和世纪初日本、南洋的下层生活，自然难免色情片断。于是引起中国现代卫道士们的大惊小怪。而这类片断，恰是这种生活的深微写照。比如阿畸对阿秀吐露爱情的那一场，这是使人心碎、令人落泪的爱。这是被蹂躏的女性的反抗，这是被践踏的性爱的伸张，这是被扼杀的纯真情爱的呻吟！我们看到阿畸把手伸向阿秀，随后镜头转开了。据说有些镜头来华前被导演删去，因为对中国观众过于刺激了。
这后一点，也是事实，必须注意和尊重的。各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不同，甚至相去很远。法国的情侣们穿着极简单的服装在阳台上旁若无人地接吻；而今天的中国观众在电视里看到南斯拉夫青年在街头亲吻，却觉得很新鲜，但也有觉得不奇怪的。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几千年封建礼教大概不无关系，很难几句话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二十几岁的青年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与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已经有所不同。这其中有可歌颂的，也有可谴责的，无疑都是文艺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惜今天文艺虽然已经敢写爱情，写的还都是从天国里搬来的爱情，至少是从柏拉图“理想国”里搬来的爱情。
中世纪的教士也要传宗接代。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也不能离色情。共产主义不是纵欲主义，但也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主张西方的“性解放”，但也反对新宗教的“性扼杀”。一切应当正常。
①《光明日报》1979年1月10日载，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人王书田，因阅读手抄本《茶花女》，被厂保卫科指令作检查，甚至惊动了市公安局。《光明日报》为此写了“编后”，并发了介绍《茶花女》的专文。
② 马雅可夫斯基一首长诗的篇名。
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林大中
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指导的几种刊物
《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本名。1916年底迁北京。李大钊同志于1918年1月以后参加编辑部工作，使该刊面目一新，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党成立之后，该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
《每周评论》：李大钊同志是该刊发起人和编者之一。1918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19年8月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共出三十七期。它与《新青年》互相配合，多登短篇文章，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学，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报道世界革命的动态。从内容到形式在当时都有广泛的影响。
《国民杂志》：国民杂志社主办，由李大钊同志担任导师。创刊于1919年1月1日。该刊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新潮》：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主办，与《国民杂志》同时创刊，李大钊同志担任该刊顾问。该刊在“五四”运动前，在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姚
1979年第2期；总第2期 … 书讯
《沫若自传》（四卷），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1934页。
郭沫若同志逝世已四个月了，人们都在怀念我国文化战线上这面光辉的旗帜。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他的自传，这对于我们是个很好的讯息。
这部《沫若自传》共四卷，是从文集中抽出来集中汇编的。第一卷《少年时代》，收《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是1892年出生到1913年二十年间的自传。它写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和教育界的腐败，也描叙了四川乐山一带的风土人情；尤以《反正前后》一篇，作者据耳闻目睹写下了四川人为铁路问题从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保路同志会的兴起及其反封建的斗争等，使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