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超现实主义传到西班牙的经过，及西班牙画家和作家的发挥。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法国作品如何影响西班牙画坛及文坛；第二部分讨论西班牙及卡泰兰诗歌、散文、绘画及电影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的成果。
本书中附有作者收集的法国、西班牙及卡泰兰画家的作品图片，若干为当前稀有的珍品。书中引用西班牙及卡泰兰的散文及诗歌，均由茅立斯教授译成英文。本书深得《泰晤士报文艺增刊》的推崇。
（容）
《法国病》，阿兰·佩雷菲特著，巴黎普隆书店出版，1976年。
在欧洲，由于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纷纷写书探索病症，寻求挽救的药方，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兰·佩雷菲特的这本书。
作者认为，法国当前面临三重危机：一是世界性危机，即社会变动太快的危机；二是西方世界的危机，即资本主义危机；三是“渗透罗马特点的法国特有的社会和行政模式的危机”。所谓“法国病”，指的是“第三种危机”，也就是指三百年来，法国由于过分的中央集权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在政治、经济、技术和人口方面处于相对衰落的地位。作者说，法国“与很多不发达国家比，是先进的，但与几个更先进的国家比，则是不发达的”；“从二十世纪中叶起已降为第二流国家”；“人口增长极慢，经济困难重重，政治体制经常失去平衡”。
在谈到“法国病”的历史根源时，作者说，路易十四时代已是“法国衰落的开始”。“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曾抵制改革，因袭教会等级制度，厉行中央集权制，因而停滞不前，赶不上英、美等“新教传统的国家”。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中，法国又有其特性，“法国是教会和国家政权结合的产物”，“一部法国史就是缓慢地走向中央集权的历史，就是逐渐建立起一个愈益集权于君主、大臣及以其名义行事的官僚们的行政王朝的历史”。
在谈到“法国病”的现状和社会根源时，作者说，根源在于官僚机构。例如，盖一所中学，要经过二十四道手续，十四个部门；修建一个大学医疗中心，要涉及五十个部门，一百次往返周折，耗费十年时间。同时，过度的中央集权也造成了巴黎的过度集中和外省的空虚，一旦巴黎失陷，整个法国便完蛋。作者称这种畸形现象为“四肢坏死症”。
至于“法国病”的思想根源，作者认为法国人有二种特性——罗马性和高卢性，在平时往往表现为“宁要革命，不要改革”，“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既愿保持现状，又对现状不满”，此外还有崇尚空谈、不切实际这些拉丁国家的通病。作者说，法国人热衷于自由、正义等抽象概念，对社会改革没有兴趣，纯理论研究相当高明，实际应用却往往被英、美、西德、日本所占有。
怎么治疗呢？作者提出的是一些老调。什么行政部门必须置于选举产生的权威的监护下，什么经济方面必须改变现在的国家指导主义，大力发展企业经济和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参加企业管理，什么促进人口增长，什么扫除法国人的“灵魂的故障”，等等等等。
作者的分析并不怎么深刻，然而承认有病，就值得我们一读了。作者是学者兼政治活动家，曾任戴高乐党总书记，1977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士院学士。1973年写过一本《中国觉醒之时》，是畅销书。
本书已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务）
书讯
白金凤/黄明鲁/于拔/曾建飞/王惠君/李宝荣/云/叶/容/务/谷/安/务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写有序跋。这些序跋，好象是一把把帮助读者打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宝库的钥匙，从中可以了解该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内容，写作经过，以及重印时做了什么修订补充等等。这些序跋，又仿佛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通过它，读者可以感受到两位革命导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对于编辑出版工作来说，它还对如何写好书籍序跋提供了典范。
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不同，序跋大都是他们为自己的著作写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七十余篇序跋，其中为别人的著作写的只有少数几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序，是没有收入《全集》的写得最早的一篇序跋。1841年，马克思以《德谟克利图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写了一篇论文，取得了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他根据古代希腊哲学家留下的零星残篇来全面研究希腊哲学的一部巨著的绪论。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这部巨著也没有完成，但是他在论文前面写下这篇大胆的挑战的序言，批判了神学，强调了哲学的社会作用。
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德国出版，这年恩格斯才二十四岁，他写了一篇《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印在书前，叙述自己怎样抛弃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避开闲谈和讨厌的礼节，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和普通工人交往，亲身调查工人们的要求，获得了实际的生活知识；又研究了官方文件和广泛的著作，用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然后写成这部著作。过了四十多年，恩格斯为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版、1892年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写了几篇序言，提到这本书虽然带有他青年时代的烙印，虽然当时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总的理论观点和后来已经不是完全一致的了，但是无论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没有使作者感到脸红的地方。的确，即使在今天，这部描述上一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低贱地位和悲惨境遇的杰出著作，读来仍然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热情激荡。
《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72年德文版、1882年俄文版写了两篇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为1883年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1890年德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写了五篇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阐述了这一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基本思想，说明《宣言》的传播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序言中反复强调，《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用了毕生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他多年研究工作的最初成果。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叙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第一次揭示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辩证法。1867年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72年德文第二版又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校订，同时分册出版了法文版。在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起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重任，同时还出版了第一卷的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版。对每一种版本，恩格斯都写了序言，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为完成马克思的遗著化费了多么艰巨的劳动。只有他能辨认马克思那了草不清、难于识别的笔迹，以及个别字和整个句子的缩写；他不得不在病床上口述，由别人转抄，再在抄清的稿子上加工；他尽可能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表述马克思所得出的科学成果，还得把手稿中遇到的无数空白填补起来，以便发表一份“完全符合作者本意”的稿子。凡是对手稿所作的修改、穿插和增补，恩格斯都仔细地加以说明。列宁对于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给马克思建立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上，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1877年至1878年间陆续在《前进报》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恩格斯先后写过三篇序言，说明他在批判杜林的同时，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正面地作了系统阐述。1880年，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抽印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马克思写了法文版导言，指出这三章是《反杜林论》一书“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书后来译成波兰文、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罗马尼亚文等，成为当时传播最广的科学共产主义著作。恩格斯为德文第一版和第四版写了序言，为1892年英文版写了长篇导言，导言概述了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
为了传播马克思的著作，恩格斯还重印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等书，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给这些著作加了序跋和导言，对这些著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1895年，重印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这是他在逝世前写的最后一篇序跋。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跋，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对于一些历史性的文件，他们认为不应该随意删改，歪曲历史。《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明确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宣言》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只能在序言中加以说明，或者加一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再版序言中也提到，他虽然很想修改某些叙述，由于这是一部论战性著作，“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有些解释性的增补，也应该是“论敌不会有所责难的”才行。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他曾考虑把这本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关于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的一节删去，因为这两个人后来的表现是好的，认识了当时的冒险主义错误。但是，马克思说，“对原文的任何删改都是伪造历史文件”，而保留原貌恰恰可以说明在当时处境下，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历史文件保存历史原貌，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还表现在科学问题上不能抱有偏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和英文版的序言中，讲到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马克思引证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观点，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只要这个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是没有关系的。对于科学上任何比较重要的成就，马克思总是予以肯定，不抱偏见。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一文中，就讲过这种带有偏见的经济学家是怎样断绝了在科学上进步的可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和第四版序言《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一文，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自己的书就是为了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指出，有些原始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摩尔根的发现的历史意义，却毫不客气地将他的成果掠为己有。他认为，即使由于发现了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见解，摩尔根的某些假说被动摇，甚至被推翻了，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无可代替的，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也迄今仍是有效的。
引导读者注意新的情况，研究新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跋中值得注意的又一特点。
在重印一些几十年前的著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着眼于这些著作的现实意义。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曾以蒲鲁东为例提出问题说，批判的对象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了，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到一边去了，还有没有必要重印这些书，和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恩格斯认为，第一，这些书通过论战形式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次，蒲鲁东的观点虽然没有市场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以致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要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就应当研究已被克服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的这些观点；最后还要看到，现实斗争中的某些倾向，也必然会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寻找武器。这就强调了重印这些文章的现实意义。
在重印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时，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如果不写导言，这本书就无法出版。“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他在导言中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来适用的策略方法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处处考虑到读者的需要，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的一个特点。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为例，这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演讲，1849年陆续在《新莱茵报》发表，并出版单行本。1891年重印时，恩格斯写了一篇导言，说明这本书反映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那时他还没有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当然，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但是，新版的单行本是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如果马克思在世，一定也会使旧的论述同他后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