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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大兴文字狱，就必然要奖励告密，于是诬陷之风盛行。有这么一小撮文痞、恶棍就应运而起，这些家伙专以扳害别人为能事。有人专在别人或其祖辈的文集中搜集疑似之处，然后再加以极度的推衍发挥去密告邀功。有些人专门挑剔别人曾在文章中引用过“忤逆文”，如引用过吕留良、屈大均的著作，或有触犯皇帝皇室名讳之处，或藏有应毁未毁之书，应缴未缴之文，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或者借此讹诈诓骗。甚至有人为报私怨，暗里把别人三十年前的诗作更改诗题、抽换字句，造注“悖逆”之语，“挟嫌倾陷”。连乾隆也承认，经常有“狡黠之徒借以行其诬诈”。这就必然弄到人人自危，谈虎色变，惟恐被卷入文字之祸，造成家破人亡。一个曾当过尚书的大官僚梁诗正就曾说过，“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他一再表白，自己从不以文字与人交际，从不留字迹在别人手里，偶有无用稿纸，亦必亲自立即焚毁。这个老滑官僚对自己忧谗畏谤、诚惶诚恐的心理状况作了生动的刻画，正说明文字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灾难和恐惧！
总之，一部《清代文字狱档》，也就是一部从侧面反映的封建专制独裁的罪恶史，又是一部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们肆意践踏人类尊严，蹂躏思想舆论，摧毁文化遗产的罪恶史。这部书所选载的许多文件，其中是渗透着多少人的斑斑血泪，又记载着多少人的辛酸苦难呵！十九世纪中叶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曾经沉痛地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有所指而发，有所感而发的。
过去，我们在翻阅这部书的时候，虽然也曾为广大受难者的悲惨遭遇而愤愤不平，为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不断出现过文字狱而掩卷叹息，但是，当时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史料书来看待，把它所反映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件作为一种历史陈迹来看待的。只有经过长达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只有目睹身受过林彪、“四人帮”炮制出的大量现代文字狱案件之后重读这部书，才会引起我们的深思猛省，才有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切肤之痛，才会激发我们拍案而起，具有前所未有的体会和认识。
文字狱本来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它与社会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但是，野心家阴谋家在进行篡党夺权的时候，往往却乐于采用这种野蛮的做法。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生涯是和大搞现代文字狱分不开的。他们擅长于以文字冤狱作为更大的政治冤狱的先导，擅长于先从文字言论上打开缺口，大造反革命舆论。试观他们从崛起到覆灭的全过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们在1965年首先借评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挑开反革命斗争的序幕，然后，又相继制造了《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等一系列冤狱。他们认为，利用这些震动全国的文字狱而形成的高压恐怖气氛，有利于窒息言论，蒙骗群众，扫清篡党夺权的道路。在这些案件的影响下，又在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制造了成千累万的文字冤狱。一刹时，“影射”黑风遍地，“炮打”罪名齐飞。云翻雾腾，万马齐。文痞恶棍们毒焰嚣张，一般与笔墨文字多少有点关连的人，莫不悬心吊胆惴惴自危。工农兵群众受到无辜株连，不少人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竟然含冤以殁。大批极为珍贵的文物典籍也被扣上“四旧”之名被毁灭掉。
林彪、“四人帮”构筑现代文字狱，在基本理论逻辑和基本手法上，与历代封建头目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处心积虑地利用了中国社会上已经存在过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习惯影响，煞费苦心地抄袭和揣摩从秦始皇到乾隆的各种野蛮手段和阴谋伎俩，模仿他们的强词夺理和诡辩术，有意召唤封建的亡魂为自己的罪恶行径服务。他们口口声声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却在大搞封建复辟。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许多现代文字狱冤案与历史上的文字狱有惊人的酷肖。但，这绝不是旧历史的再现。林彪、“四人帮”在现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要搞反动的封建复辟，就不能不采取一些现代的形式，吸取一些和封建社会合拍的现代内容，使用一些现代的技术方法。十多年来，他们在搞文字狱过程中就充分利用了现代的通讯、新闻报道、出版的方便，经常使用一些极左的革命词藻，挟群众政治运动的声势，假借“群众”之手，实现他们的罪恶阴谋，搞什么“群众”专政，“大批判开路”，等等。为了达到一网打尽、残酷围歼的目的，他们花样翻新，使用过的鬼花招确实是很多的。有所谓“钓鱼法”，即设置诱饵作为害人的陷阱。例如，当反革命小丑戚本禹抛出《评李秀成自述》黑文，反革命文痞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黑文之后，都在一定时期之内，采取所谓“开展讨论”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搜索各种不同意见，甚至不择手段地动员人家把不同意见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实际上是有意树立对立面，立案存照，待机而歼。果然，一等时机成熟，他们就制造出一场又一场震动全国的文字大冤案，兴师动众，大张挞伐。不但直接被他们点名的作者作品难逃劫运，不但学术界、文艺界和这些作者直接间接有过交往、和这些作品有过相近观点的人尽入网罗，而且一些只对黑文提过不同意见，或仅有过几句议论的人也无不横祸飞来。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或是年轻幼稚的中学生，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一沾上这桩事，就必然要受揪、受批、受斗、受审查，甚或被隔离、被逮捕入狱、被严刑拷打，以至含冤以殁。又有所谓“捕风捉影法”，即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去敲剥文章，推求文章以外的含意，极尽雌黄穿凿的能事。在他们的黑笔之下，革命的可以说成是反革命的，红的可以说成是黑的。例如，女作家李建彤同志写的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描写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歌颂了被毛主席称赞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烈士的光辉业绩，在艺术上，也有它的独特风格。但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和他们结伙的“理论权威”，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却把这部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打成“反党小说”。又例如，杜鹏程同志写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热情地歌颂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若定、胸藏百万兵的不朽形象，热情地歌颂了象彭德怀同志这样的高级将领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和人民共患难、同呼吸的感人事迹，更热情地歌颂了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和战士。但这部优秀的小说却也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书被密令“焚毁”，作者被残酷迫害。多少和这些革命书籍的内容有关连的老干部老同志，多少书评作者、读者也被卷进冤狱，惨遭株连。或因人而诬书，或因书而害人，真是指不胜屈，擢发难数。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这类案件发案的集中，数量的众多，罗织之苛细，对社会震动之广泛，都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清朝以及前此的朝代。林彪、“四人帮”和文字狱结有不解缘，这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的。直到“四人帮”覆灭前夕，还在那里嗥叫要搞什么追查谣言，追查丙辰清明在天安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诗词，可说是贯彻始终。林彪、“四人帮”继承和恶性发展了历代封建统治头目最卑鄙最毒辣的方面，集历代文字狱黑暗丑恶的大成，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无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林彪、“四人帮”实际上是以封建加法西斯的专政来顶替无产阶级专政，把镇压的锋芒从指向国内的敌人改为指向革命队伍内部，指向共产党内。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危害也就更大。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文字狱是他们反革命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揭发、查清和批判这方面的罪恶，是当前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历代搞文字狱的人都是一些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迷信高压暴力，以为大兴冤狱就可以永远窒息思想言论，就可以永远以他们的反动谬论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历史的逻辑发展绝非如此。自秦始皇以来一切搞文字狱的人都曾以为“人莫予毒”，都曾陶醉过一时的胜利，但事实上，他们无例外地都受到了当代，特别是后代的严厉谴责，落得个千秋骂名。一切客观的正直的历史著作，从来没有肯定或颂扬文字狱的。《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对我们有着正反面的教益，它辑录的大量“批”谕旨和连篇累牍的官方章奏，丝毫不说明搞文字狱具有什么必要和正当性质，而只说明这些蠢猪们的无知、无理和无耻。这是他们暴虐和怯懦的集中表现。历史上因文字狱受害的人和惨罹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的血迹教育了我们。我们必须从不久前的历史中吸取到教训：在现代，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必须极大地发扬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倦地健全和巩固我们的法制，绝不容许反动透顶的文字狱再度出现。我建议，应该将林彪、“四人邦”横行时期某些典型的重大文字狱案及其主要文件汇编成书，不但为了鞭挞这些丑类，还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永为鉴戒。
＊ 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为节省篇幅，不再详记卷、页出处。
韦庆远
图书馆见闻
回头看看图书馆，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怪事，足足可以编集一部新《拍案惊奇》。
且说1970年，林彪、“四人帮”利用“一打三反”搞瓜蔓抄和文字狱。有一次，一个被称为响当当的“大老粗”亲自出马，去抄一个大学历史系出身的干部的家。他本来以为只要稍加搜索，就可邀功求赏。可事与愿违，捞不到“上纲上线”的“罪证”。突然他窜跳起来，原来他发现被抄者收藏了不少历史人物传记：《秦始皇》、《汉武帝》（张维华著）、《唐太宗》（万钧著）、《赵匡胤》（张家驹著）……。这位自诩熟诵《沁园春·雪》的“大老粗”，眼睛顿时一亮，恍然大悟地说：“喔，原来你还想做皇帝”。被抄者被责问得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以为中彩了，更加兴奋了，故意扮出一付孔夫子面孔严厉地说：“不要装傻，现在你想做，也做不成了……”。
就是这位“大老粗”，为了表示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看到被抄者大批图书中，有中共中央八大文件和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著作，勃然大怒尖叫道：“这些是‘四旧’，早该处理了，你藏这些干啥，要为他们翻案？”被抄者力求解释：这是历史记录，也不能因人废文。他却自作聪明说：“私人谁也不能有。要用，打证明上图书馆去！”
而那些进驻图书馆的某些人，又是怎样“高明”地“抓革命，促工作”呢？有一次，他们说：通过一年半的“调查”，发现问题极其严重。你们不信？我们先公布一批最最重要的材料，使你们头脑清醒些！不久，荒废多年的布告板上贴了一张工楷书写的“罪证”，内称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反革命分子”提供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现将一批材料名称、数字公示于众：《解放日报》七十余处、《新华日报》八十余处、《救亡日报》五十余处。还在“声讨大会”上说明，这是里应外合，共开了两百多处“天窗”云云。真是为自己增添了笑料，因为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抗战时期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亲自动笔撰写社论和报道，《新华日报》重庆版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过问的，而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也是一份旨在宣扬党的团结、进步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原版，历来为图书馆作为革命文献珍藏，何来“炮打”，难道“自打自”？这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事隔两年，他们忽然说明有出入。原来“调查”中，把发生事件的地区忽略了，以致张冠李戴，将道听途说的某单位报纸被开了“天窗”事由，装到《解放日报》等等头上去了。但，弄错了吗？在他们离开图书馆前，始终没有表示过。
1970年秋天，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图书馆躲躲闪闪终于又重新面向社会了。为了防止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在开门前夕，一位善于“再教育”的头头登坛训词，对于图书重新开放，他有一段精彩别致的讲话：“马列主义的著作，凡是唯物主义可以开放，唯心主义不能开放；鲁迅、高尔基的书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没有高举的不能开放，对他们解放前的作品，有没有贯彻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你们要严格掌握。”“什么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你们就是‘言必称希腊’，不要欺侮我们‘大老粗’了，我就不信这套，要开放，就得按照毛主席‘六项标准’和‘座谈会纪要’精神办，有违犯者，不能用。”
在“四人帮”毒害下，此类情事，可谓多矣！什么普希金的书是鼓吹“情杀”；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诬蔑黑人兄弟”；《鲁滨逊飘流记》宣扬“人性论”，且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礼拜五做奴仆，“不是革命同志关系”；清末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叙述“旧社会乌烟瘴气，散布在今天，岂不是闹复辟了吗？”更有甚者，说郭沫若《洪波曲》“攻击”了周总理，是属于“防扩散”的书，“‘十批’不是好文章”嘛，它吹捧孔老二嘛！等等。一言以蔽之，都是“毒草”，均在“取缔”之列。这正是：笑话年年有，那有七十年代笑话多。
“四人帮”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生活，人们偶尔读一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