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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菲尔丁来到伦敦以后，与戏剧界有了接触，他开始以职业剧作家的身份为戏院编写剧本，有一个时期自己曾组织戏班，领导过一个不大的戏院。远在1728年，在他还没有去荷兰雷顿大学学习时，他就写了一部名为《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爱情》的喜剧，并曾在伦敦朱瑞苍戏院上演。在回到英国以后的七年中（1730—1737），他一共写了二十五部戏剧作品（包括与其他作家合写的在内），其中有喜剧、笑剧、政治讽刺剧和小歌剧等。他的主要剧本有：《法律公子》（1730），《作家的闹剧》（1730），《大姆指汤姆》（1730，1731），《悲剧中的悲剧》（1731），《现代丈夫》（1732），《堂·吉诃德在英国》（1734）等。此外，他还改编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为《假医生》一剧，又以这位大喜剧家的名剧《悭吝人》为蓝本写成《守财奴》（1733）。
他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讽刺统治阶级的虚夸荒唐的生活，和攻击政界的贪污贿选等黑幕的。在他的笔下，“宗教、政府、牧师、法官和大臣——全在这个讽刺巨人的脚下陷于毁灭”。④在这些剧本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受压迫受损害者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在法律面前遭到的歧视，和对压迫者的痛恨。他在他早期所写的剧本《咖啡店里的政客》（1730）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写作态度。他在这个剧本的序幕里说，他的诗神的企图是在“攻击披着权力外衣的罪恶”。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里，一个角色说：“在所有的国家里，监狱只是给穷人住的。一个穷人偷了上流人五个先令就得坐牢，可是上流人抢起穷人来成千成百，他们却安然坐在家里。”
1734年11月28日，菲尔丁和爱洛蒂·克雷道克女士结婚，随后迁往东斯图尔居住。1736年他重返伦敦，和“大蒙兀儿英国喜剧团”经营干草市场小舞台。菲尔丁把这个小舞台当作抨击社会罪恶的讲坛。这个小舞台第一次演出的就是他的新作《巴斯昆》（1736）（副题是《对我们时代的一个讽刺》）。这个剧本的基本主题是讽刺竞选贿赂与议会里生意人的横行霸道（以两个戏的排演来讽刺现代生活的戏剧作品，喜剧部分的副题是“竞选”，悲剧部分的副题是“智慧女王的生与死”），揭露了当时身居高位者的腐化和贪婪，如剧中一个角色讽刺说：“人们为了做坏事而受处罚，然而上流人受不到处罚，因此他们从来是不做坏事的。”不久，他的另一部轰动一时的剧作《1736年历史记事》（1736）（《历史记事》的剧名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了1736年发生的事情）又在小舞台上演，作者以戏中戏的手法，写一个作家在排戏，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钱，讽刺了恶劣昭彰的大政客、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在《1736年历史记事》一剧中，有一景描写拍卖。在逼真的情景下，台上进行罕有的大拍卖，公开拍卖利厚润宽的职务、推荐权、官阶、地位等，同时也拍卖美德。大家抢购“朝中肥缺”；而“一点点儿政治良心”则不受买主欢迎。这个戏揭露了议会里的贪赃枉法，抨击了统治者们的无良心与无耻。这些辛辣的讽刺大大激怒了瓦尔浦等统治者。1737年5月间，政府机关就警告他，不许在舞台上议论政治。6月，当政的瓦尔浦内阁即以所谓“维持风化”为名，使议会通过了《戏剧审查法》⑤，规定所有剧本上演前都必须先送官方审查，否则课以50镑的罚金。在上院辩论《戏剧审查法》时，柴斯特菲尔贵族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法令的真正起因，是因为菲尔丁的那些攻讦政府黑幕的剧本。政府禁止讽刺时事喜剧的上演，封闭了大批戏院（只剩下了两家），实际上剥夺了菲尔丁和其他政治讽刺剧作家们的剧本上演的权利，扼杀了菲尔丁的戏剧创作，就这样，菲尔丁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戏剧创作生涯。这一年他30岁。
菲尔丁的戏剧是师承希腊阿里斯多芬的。他打算在英国舞台上恢复阿里斯多芬的传统，古希腊喜剧的传统，因为在古希腊的戏剧中“任你多么了不起，也庇护不住重大的罪恶，使之不在喜剧舞台上受应得的讽刺……社会罪恶便遭受社会的唾弃。”英国近代戏剧大师肖伯纳说：“除了莎士比亚，菲尔丁是从中世纪起至19世纪，英国所有职业剧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不幸那个《戏剧审查法》把他从莫里哀、阿里斯多芬的行业（指戏剧）赶到塞万提斯的行业（指小说）中去了。从那以后，小说就成为英国的光荣，而戏剧却沦为它的羞耻了。”菲尔丁对英国戏剧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政治喜剧这一体裁。如果不是政府的扼杀，菲尔丁在戏剧上一定会放出更大的光彩。
菲尔丁被迫放弃戏剧的创作以后，为了寻找糊口之计，便于1737年进入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1740年，他在法学院毕业⑥，当了正式辩护律师，并在彭姆法庭推事室工作，但他对于从事文学事业的热忱，并没有丝毫减退，他摸索着，尝试着写作当时在文艺界流行的所谓正统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如劝善的书信体长诗，描写风俗的小品文和幻想讽刺作品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失去了戏剧这个阵地以后，他开始了新闻活动，他和诗人詹姆士·拉尔弗创办过《战士》（1739—1741）等杂志，撰写杂文，继续向黑暗势力进攻，并讽刺社会上各种丑恶、不合理的现象。他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关于乡绅、牧师、城里的时髦仕女、流氓、律师以及受冷遇的妻子等人物速写，都正好成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的素材和准备。
菲尔丁由戏剧而改写杂文，由杂文而转写小说。从1742年2月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全名为《约瑟·安德鲁和他的朋友阿伯拉罕·亚当斯先生冒险记》）发表，以迄1754年逝世为止的十二年中，他一共写了四部小说。除《约瑟·安德鲁传》外，另外三部是《大伟人约拿旦·威尔德传》（1739—1740），《汤姆·琼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阿美尼亚》（1751）。由于他生活经验的丰富，观察力的深刻而敏锐，语言的生动多采，他的小说不但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富于战斗性。
在《约瑟·安德鲁传》出版之后不久，菲尔丁的妻子患热病死去了，他多年的哮喘和风湿病时常发作，又因经济困窘，生活痛苦达于极点。菲尔丁虽然处境困难，但是他总是保持着奋发和乐观、愉快的精神。菲尔丁的一个同时代人蒙台鸠夫人曾这样说过：“谁也没有象他那样喜爱生活，谁也没有象他那样缺乏喜爱生活的理由。”1747年11月，他和前妻的忠心女仆玛丽·丹妮尔结婚。1748年他任西敏寺的治安法官。1752年菲尔丁又被任命为西敏寺代理司法官。同时，他还编辑了《修道院花园杂志》（1752）。紧张的工作和经常的贫困以及没有规律的生活，日益损坏了他的健康。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告下，他于1754年8月去葡萄牙休养。在病中他还写下了最后一本作品《里斯本海程日记》（在他死后的1755年出版）。他在里斯本只住了两个月，终于在1754年10月8日逝世，享年47岁。
菲尔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在小说方面，正是他的小说决定他在英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欧洲资产阶级散文小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产生后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西欧意大利是最先走上近代商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近代西方各民族之中，文艺发达最早的也是意大利，所以最先有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小说的形式在薄伽丘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意大利了）。其后，如法国的拉伯雷（1495—1553）的《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虽然这些作品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就是他的现实主义性的加强，消灭了在古代史诗中占支配与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寓意”以及无论是在英雄诗、宗教道德诗、或骑士诗篇中，在情节开展上的“超自然的力量”，排除了中世纪传奇中的神秘主义，而以描写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为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菲尔丁的小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说他的小说是“散文滑稽史诗”，又说它和种奇诡谲的传奇是完全不同的。他象史诗的作者一样，综括地表现社会人生，在表现艺术上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语）同时，他的小说描写面较广，表现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更多的人物事件，所以需要更精密的组织，由此而产生菲尔了小说的特征，那就是严密完整的艺术结构。
菲尔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是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在他活着的短短四十七年中间，他一共编写了二十几个剧本，办过四个刊物，创作了四部小说。他继承了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和斯威夫特等人的优良的讽刺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讽刺文学，给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以深刻的影响。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入观察周围的事物，以犀利泼辣的文笔对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对一切罪恶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判。他歌颂善良，谴责罪恶；他热爱人民，痛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阶级；他同情被压迫和被损害者。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对人类的未来怀有坚强的信心。这位“散文的荷马”（拜伦语）的伟大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瑰宝，两百多年来，一直为全世界广大读者所欢迎，受到了歌德、司汤达、别林斯基和高尔基等伟大作家的热情推崇，并且被马克思列为他生平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他热爱人民，嫉恶如仇的战斗的一生，永远是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光辉榜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30页。
③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85页。
④ 伦敦皇家剧院经理柯里·息柏。转引自爱利斯特拉托娃《菲尔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⑤ 这个法令引起了英国人民的公愤。当第一次被官方批准的戏在修道院花园上演时，群众集合起来抗议，剧院门前一片骚动。
⑥ 通常全部学业要七年才能学完，但是菲尔丁由于罕有的勤奋和紧张的劳动，三年就学完毕业了。
濮阳翔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共四册，1942页，提供了当时各种社团的产生、发展、分化以及所起作用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当时的爱国民主斗争、文化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有很大帮助。
编入本书的社团，有“新民学会”、“互助社”（以及“利群书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觉悟社”、“平民教育社”、“曙光杂志社”等二十一个，以及合作主义小团体和安那其主义小团体。所选资料有：宣言、章程和发起经过，社员和职员名单，重要会议记录和活动报道，社员间重要通信和问题讨论，内部思想斗争和分化过程，出版物的发刊词和说明等。在原始资料之外，还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回忆文章。每一部分之前，都有编者的说明。
每册书前，附有当时的出版物或有关文献的照片多幅。
忆一多兄
一九四六年夏天，西南联合大学由昆明复员，迁回平津，我在这年的五月下旬就回到北平了。在我离开昆明前一两天的一个下午，一多兄到我家里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话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平时因为工作忙，除了在公共场合和他见面以外，他很少来看我，而我去看他又往往碰上有人来找他，或者就是他不在家；能够象这一次那样从容不迫地两个人坐下来，大事小事一起聊，在抗战后期昆明那种紧张动乱的岁月里，的确是很难得的。我记得他曾告诉我说，他因为在昆明还有些工作须要处理，不得不把行期往后推迟，同时，他还想顺便回武昌去看看；巴河老家是来不及去了。他又说，抗战虽然胜利了，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回北平后恐怕还不能很快地恢复以前那种教书生活。他又曾嘱咐我，曾昭抡和吴晗要回北平，关于民盟的工作，和他们两位联系就行了……。临走时我送他出来，我们又站在院子里聊了一会儿，好象彼此都还有很多话要说似的，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谈话，因为一个多月以后，即七月十五日，他就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当我从北平的报纸上看到一多兄遇难的消息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恨不得插上两支翅膀立刻飞回昆明去。那时，我刚回北平，由昆明同来的熟人也还不多，我拿着报纸想去找杨振声先生，因为他和我住得比较近，但是走到半路，又折了回来，我心里想：“找他又有什么用呢？”真是天昏地暗，举目无亲啊！几天之后，我看到从昆明寄来的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讲演的油印记录稿，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一边看，一边淌眼泪，几次被泪水打断，看不下去。今天回想起当时的心情，只有用这几个字来概括它：愤极！痛极！恨极！
我们弟兄五人，一多行四，我行五。我们嫡堂弟兄十七人，一多行十一；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但更多的时候叫他一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
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以后，加了个“一”，叫“一多”，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一”字，彼此是没有关系的。一多兄比我大六岁，他不但是我的兄长，而且也是我的师长，我一生在读书、学习、工作和政治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