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车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 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黄裳
国际书展
每年世界许多国家都举办国际书展，大多是每年举办一次，也有的两年举办一次。参加展出的国家少的有八、九个，多的达七十多国。多数展览是综合性展览，也有一些是专门性质的，如儿童书展，教科书展，科技、医药等专业书展，书籍插图、连环图画展等。有的书展还包括录音带、幻灯片、活页乐谱等。
一九七九年的国际书展主要有：埃及开罗国际书展（第十一届），1月25日—2月4日（每年一次）。印度加尔各答书展，2月23日—3月4日（每年一次）。尼日利亚伊沃—伊费国际书展（第四届），3月4日—8日（每年一次）。马耳他瓦莱塔国际书展（第一届），3月15日—18日（两年一次）。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书展，3月17日—25日（每年一次）。意大利波洛尼亚儿童书展（第十六届），3月31日—4月3日（每年一次）。加拿大魁北克国际书展，4月24日—29日（每年一次）。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书展（第四届），4月4日—6日（每年一次）。法国尼斯国际书展（第十一届），5月4日—9日（每年一次）。波兰华沙国际书展（第二十三届），5月16日—21日（每年一次，主要为科技、医学及专业书展）。美国洛杉矶美国书商协会，5月28日—29日（每年一次）。美国达拉斯美国图书馆协会会议（第九十八届），6月23日—29日（每年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插图展（儿童书籍、儿童书籍插图），9月—10月间（两年一次）。苏联莫斯科国际书展（第二届），9月4日—10日（两年一次）。英国伦敦书展，10月8日—9日（每年一次）。西德法兰克福书展（第三十届），10月10日—15日（每年一次）。
知识分子与美国读书界
《纽约书评》及其他
美国朋友与我讨论时事。他问我，为何在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往往叫中学生为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我解释说，这是两国情况不同所致。中国人所称的“知识分子”，与英美人所称的intellectuals有质的不同，不能互划等号。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是指识字的、受过教育的、懂得常识的。在解放之前，绝大部分群众未受起码教育，因此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也可称得上一个“知识分子”。而在英美，几乎人人识字，所谓intellectuals就只指社会上层有学术造诣的人士，如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编辑等。单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并不一定是个intellectual。这犹如中国人说一个人“有文化”，指的是此人识字（literate），而英美人所谓a man of culture是指有文化修养的人，绝不能混为一谈。美国朋友听了，恍然大悟。
我写了这段开场白，是为了在这篇通讯中，我要不时提到intellectuals。如果单纯译为“知识分子”，恐要造成误解，故暂且译为“高级知识分子”（英文中为了强调，也有high brow intelle－ctuals之称）。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读书界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评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因此书评家或文学批评家，在文艺界的地位也高过剧评家或影评家，因为后者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观众。
但书评与文学批评又有不同；前者仅是介绍新书，这本书可能没有价值，但是流行，因此书评有新闻性，有时间性，后者则是对具有文学价值但可能乏人问津的作品作出分析与评论，没有时间性。而且文学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篇文学作品。例如美国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前几年亡故的埃德门·威尔逊生前难得写有时间性的书评在报刊上发表。
美国出版界既是一件大商业，书评的毁誉对一本新书的销路和生意有极大影响，因此书评与书评杂志不但在读书界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而且也受出版界和广告商的重视。
我在本刊创刊号中曾粗略介绍《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它是美国最有权威性的书评杂志，是《时报》的星期日附刊，《时报》另有每日书评，叫《时报书评》（Books of The Times）专栏，与上述那个自己有编辑部的《书评周刊》是两码事。《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接到新书后分寄全国各地（主要是高等学府）请学术界专家评介，而《时报书评》则由该报雇用的专职书评家撰写，两者在业务上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有时同一本书可同时获得不同的评价。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地位所以高，是因为《时报》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之故。如果说《时报》的日刊主要销路限于纽约一地，星期刊则遍销全国，读者包罗全国各界最有权威的人士，他们都把《时报》当作圣经，每天、每周必读，平时言谈之间，常说《时报》怎么说怎么说的。因此其他各报（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圣路易邮递报》）各刊（如《纽约客》、《星期六评论》、《时代》、《新闻周刊》、《新共和》、《大西洋》，《哈泼斯》）的影响就远远不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原来在读书界有地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为了迎合年青读者的趣味，几经改组，去了“文学”两字，目前已变成一本综合性周刊，内容包罗万象，有时论、旅游、幽默、影评、剧评、电视节目评论、音乐舞蹈评论等，书评只占极小部分，影响已大降。
然而在美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地位最高的刊物，还不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而是十七年前才创刊的《纽约书评》（New YorkReview of Books）。它既非周刊，也非双周刊或月刊，每年出二十二期，平时一月两期，暑期一月一期。订户几乎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销路虽不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但因读者的质地高，影响反而更大，甚至带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傲气味。它创刊于1962年冬季纽约各报大罢工之后。那次罢工历时达三个月，纽约各剧院、影院、餐馆、百货公司等因无处刊登广告，营业猛减，生意清淡，特别受打击的是出版界。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每天不看《纽约时报》，好似每天不喝咖啡不抽烟一样，就会坐立不安，茶饭无心。但同时，一些最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最受重视的三家书评周刊（除《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外，还有《星期六文学评论》和后来停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周刊》）原来已有不满，认为太商业化。埃德门·威尔逊这时便说：“印刷工人一罢工，《时报书评周刊》就失踪，这说明有没有它，无足轻重。”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书评刊物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附刊》，这时遂乘纽约各报大罢工之机，创刊了《纽约书评》，初意是填补报纸罢工所引起的空白，但十七年来，不仅已站稳了脚跟，而且有领袖群伦之势。它的创刊主要人物是已故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前妻、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这刊物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有相当的不同。后者有商业性，因要拉出版商的广告这个生意经关系，登载的书评无所不包，甚至有流行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之类的评介；每篇文章不长，每期可多载几篇；写书评的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一定是头流人物。而《纽约书评》则全部由美国东部文学圈人士包办，有些瞧不起别人的高傲姿态（这使我回忆起，在抗战以前中国文坛有京派、海派之分，而京派瞧不起海派一样）。它所刊文章着重分析，不作一般简介，有时文章长得要命，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强调时代趋向，因此书评也偏重与当前时局有关的主题。例如在黑人人权运动蓬勃开展之时，该刊发表了不少对黑人激进派如黑豹党表同情的书评。越战激烈时，著名女小说家玛丽·麦卡锡等就借书评（当时有不少有关越战的书籍出版）为名，写了长篇大论的批评美国政策的文章。这是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当时激进派流行一时，英语中甚至有了专门的辞汇，叫做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有的百万富翁不甘“落后”，与文艺界巨子联合开派对，请黑豹党人等激进派参加。凡此种种，《纽约书评》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中国，该刊也相当关心。例如，在邓副总理访美之后，该刊三月八日的一期首篇长文就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写，一口气评了九本有关中国的新书。
但是话得说回来，就出版界生意和读书界影响来说，《纽约书评》究竟曲高和寡，稍逊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七九年三月九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社会名流和他们的作品
美国出版情况的一个侧面
1978年8月6日英文版《伊朗世界报》文学专栏“笔与墨水”，转载了美国托马斯·柯林斯发表在纽约《新闻日》上的一篇关于美国畅销书及其作者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新小说家：作品借重于名望》。这篇文章对我们了解以某些政治事件或社会问题为背景的美国畅销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近年来，有不少畅销书是由一些非职业性作家所写。这些人在通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写小说的。为什么出版界会出现这一新的现象？这类畅销书的作者都是掌握内情的人，即对某些问题有颇深的感受或了解，甚至本人就曾经是参与者。他们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以小说的体裁公布于众。这样做当然要比直接披露实情保险得多，同时还可以拿到优厚的稿酬。例如巴纳德是一名精于医术的医生，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曾成功地完成了心脏移植手术。他熟知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们的心理状态。他所写的《黑暗时期》之所以成为畅销书，是与他熟悉他的本行——医学，和书中感人的情节分不开的。
在一些新发迹的作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我是知名人士，我写的书就会有人看。威廉·F·巴克莱就是这样的。他用自己的名字来为自己作广告。他所写的《上帝保佑女王》是一部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他一些人如：美国前副总统斯皮鲁·阿格纽所写的小说曾被列入畅销书名单中；水门事件人物之一，约翰·埃利希曼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福特总统的新闻秘书朗·内森正在把他的华盛顿经历写成小说。他书中的人物是华盛顿官员们的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忙于政务时，她们是怎样消磨白天和夜晚的。读者准会对他书中的人物进行各种猜测，如书中的某某人到底是真实生活中的谁？内森说他早就想写小说了，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很难挤出时间来写小说的。据他的代理人威廉·埃德勒估计，内森的这本书可以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