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公然吃猪肉不免亵渎过甚。但是在周恩来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却无可置疑地是猪肉——一只烤得金黄色的脆皮乳猪。
“请，请，”主人周恩来举着筷子指着乳猪说，邀请客人先下筷。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坚持教规。我放下筷子，尽可能用我的中文说明，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许吃猪肉。中共代表团——这时已全是我的朋友了——失望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我是他们的客人，他们失了礼。
这时周恩来却掌握了局面。他又举起筷子来指着乳猪说，“请，请，”一边又微笑着向我解释道——“修德，这里是中国。你再瞧一瞧。在你看来这是猪。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鸭子。”我禁不住大笑失声。他也笑了，全桌的人都笑了，我马上下筷，夹破了脆皮，吃了我第一口的得到批准的猪肉，而且从此以后就一直吃猪肉，但愿我的祖先能宽恕我。
但是周恩来就是那种人——他能够使你相信猪是鸭子，因为你愿意相信他，而且他也了解和尊重别的社会习惯和别人的风俗。
当时周恩来才四十三岁。作为毛泽东在了望塔上的守望者，他的任务是与外界保持联系。后来这一任务使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与共产党中国其他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由于所受的教育，眼光较他们开阔，而由于他的气质，又富于弹性。他斗争可以十分无情，但是他也能不计前仇，这在共产党人中间是很少见的。例如，他在1945年向美国大使馆里的朋友们力陈让他飞赴美国去见罗斯福，向他解释中国的革命；但是他遭到了婉拒。他参加发起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暂时制止了越南战争。但是他在日内瓦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友谊的手的时候，杜勒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拒绝同他握手。这也许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外交家在任何地方所作出的代价最为浩大的无礼姿态了。周恩来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年死敌；但是又是全靠周恩来，使毛泽东回心转意，再次接受他和尼克松一起构筑的中美桥梁。如果这一桥梁能在和平之中长期保持下来，这将是周恩来对中美两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我最初见到他时，这种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要想说服我，通过说服我并说服《时代》周刊，蒋介石政府是个昏庸无用的政府，共产党人是未来的潮流，或者还是他只不过想教育教育我。有一天，他向我解释中国政局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没有等他说完就插进去代他说完了那句话，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但是他却大笑道，我快开始了解中国了。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周恩来曾经同多少外国人说过这话，但是我听说，他对基辛格的最高恭维就是告诉基辛格，他终于开始了解中国了。
他在1943年回延安共产党大本营后，我们的个人关系就结束了。我在1944年和1945年曾经再次见到过他，但是我愿意回忆一下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最后两次见到他的情形。
第一眼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坐在那个据说可以容纳一万位客人的大厅里最后面的桌子旁。尼克松总统站起来绕着最里面一圈桌子向头面人物敬酒时，我向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一起坐着的桌子走去。美国特工人员和中国保卫人员都立刻拦住了我。周恩来和坐在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都同时看到了我的窘境。也许是他们交谈厌了，因为我认为尼克松夫人和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他们两人同时向各自的特工人员挥手示意，让我过去，各人又向对方解释为什么向我招手。周恩来这时英文已经生疏，只能指着我说，我是个“老朋友，老朋友。”而她则以为我是上前去同她谈话，所以也说我是她的老朋友。我很尴尬地在总统的空位子上坐了两三分钟，尼克松一回来，我就溜了。
七天以后我在中国名胜地杭州又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和尼克松假装若无其事地在湖上一条桥上漫步。尼克松先见到我，便把我向周恩来指出，我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周恩来说，“这可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没有回过中国。”我生了气；我二十年来一直想同周恩来联系，重访中国，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我大声，回答说：“我没有能回来不是我的过错。”对此，周恩来用中文回答了一句笑话。我的中文这时也生疏了，官方的译员说，周恩来的答复是，“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这话听起来很象我以前所认识的周恩来，他对西方人努力要想了解中国感到很有趣，而且对这种努力是很重视的。他很可能赞同吉卜林的名言——“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永远不会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他说得更好：“也许这是我们双方的过错。”
1943年冬河南省的饥荒
地点是在河南，一个同密苏里州一样大的省份，但是居住的却有三千二百万种植小麦、玉米、小米、大豆、棉花的农民。河南是个大平原，土质是粉末状的黄土，如有雨水灌溉，极为肥沃。但如缺雨，则寸草不长，那时农民就只好饿死了。1942年缺雨，到次年，我们在重庆听说河南的农民快要饿死了。
饥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当时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1943年河南的饥荒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当时听到饥荒的消息，觉得很可以写一篇报道。于是在1943年2月我同我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逊·福尔曼飞到北方，从宝鸡坐陇海铁路火车经过西安到黄河与铁路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去。日军在黄河对岸，白昼总是炮轰这一边。我们在火车站过了夜，天明时车站臭气熏天，除了尿臭、屎臭之外，还有体臭。我们四周尽是在寒风中缩在地上的农民，等待下班列车把他们带到后方有吃的地方去。孩子在啼哭，但谁也不理会，哪怕是躺在地上已无生气的女人怀中的婴孩。士兵在人群中间巡逻，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蜂拥去抢吃的，或者攀登夜间开过的火车。
到早晨的时候准备好了一节手摇车，不致成为一个太大的目标，招致黄河北岸日军的炮击。这样，我裹着军用棉大衣，在手摇车上坐在寒风之中，一天旅行了三十英里，好象一个将军检阅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我检阅的是饥荒。
当然也有不少流血的事件。首先是一个男人，躺在铁路线旁，人还活着，仍在哭叫着，他的小腿给辗断了，骨头突出，象一根白色的玉米秫秸。他大概是掉在车轮下了。另外一个人也还活着，屁股血淋淋的一片。但是最使我难过的不是血，而是我弄不清楚我所见到的景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杀人的是大自然，人死的时候不留被杀的痕迹；敌人就是大自然——而只有政府才能把人从大自然那里拯救出来。
在铁路沿线，我整天只看到无穷无尽的行列。他们在寒风之中走着，不论是由于饥饿、寒冷、还是精疲力尽而倒下时，他们就倒下不动了。手推车上堆满了随身衣物，做爸爸的推着，做妈妈的拉着，孩子们跟着。老奶奶迈开小脚巅巅巍巍地走着；有些年青人背着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停下步来。如有孩子在父母尸体旁边啼哭，别人往往一声不响地过去，不加理会。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在逃命，尽管没有武装的人在追逐。
我到河南省城洛阳时所看到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在火车站里，他们在黑暗中把难民象木材一样装到铁皮车厢里准备开夜车闯封锁线。这里又是尿臭体臭熏天。最后我经过阒无人迹的街道，到了天主教会。
主持这里天主教会的是依阿华州埃尔多拉人托马斯·米甘主教，他是个体格魁梧健康、心情愉快的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地道的美国人。在这个死亡地带，各派传教士在慈善事业中成了合作者，美国人同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肩工作。如有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送来的；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他们时，他们无不遭到重重的包围——消瘦的男子、赢弱的女人，还有孩子们都跪在地上，匍匐着，叩着头，一边叫着“可怜，可怜”，他们求的实际上就是要些吃的。
我们同米甘一起在二、三月的寒风中策马出发，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人是怎样在死去。我现在再也不能相信我看到的景象——只是我的笔记证明我的确看到了。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到了第一具尸体躺在雪地里，死了才一两天，面孔皱缩，完全成了个骷髅；她大概年纪很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躺在那里，没有人会来埋葬，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剩几根枯骨了事。沿路有不少狗，都已退化到狼的本性了，只只都是膘肥肉厚的。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野狗从沙土堆里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吃掉了一半，有一个脑袋已给啃得干干净净，可以看清只剩下骷髅了。村子几乎有一半是逃空了的；有的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到洗劫。我们一边走一边可以看到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刀在剥树皮；剥下来的树皮磨碎了可以吃。树皮给剥光以后，树就枯死了，砍下来当柴烧；大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森林砍伐殆尽的。
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的孤儿院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它的恶臭。这比我所闻到过的任何恶臭都臭。甚至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都无法忍受这种恶臭，掏出手绢来蒙住鼻子，请求原谅。没人管的孩子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去的就放在草堆上，身上尽是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味，死了以后就清出去。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最怕人的还是我听到的东西，那就是人吃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因为要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但是人在吃人，却似乎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一般都辩解说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在一个村子里，有人发现一个做母亲的在煮她两岁的孩子。有一个父亲被控勒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吃他们的肉；他辩称这两个孩子早已死了。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军队硬要农民收容弃儿，把一个八岁男孩交给一个农民的家庭扶养。后来这孩子不见了。调查之下，在那个农民的棚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问题只是，那孩子究竟是在死了以后被吃掉的，还是杀了以后再吃的。
这些事情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慢慢清楚了。战争是第一个原因。如果日本人不进攻，中国人就不会打开黄河的缺口，改变河道，用水淹的办法来抵挡他们。也许，华北的生态环境也就不会改变。或者，也许可以从有余粮的地区运粮进来。但是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旱灾。这就是大自然的责任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人总是有责任的——不是由于不该做而做，就是由于该做而不做。
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政府因为在与日本作战，因此拚命收刮捐税。但是它又不信任自己发行的纸币，在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粮食和实物维持给养（一个军官告诉我说，“人民死了，土地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兵饿死了，日本人就要把土地拿走”）。军队吃空了农村的粮食；没有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不顾人民吃饭的需要。我发现军队所征的税往往等于一年的收成，有的地方还要更高，农民不得不出卖耕畜、工具、家具，以现款作抵。此外，军队在行军中由农民供给饲料；有一个地方官员说到他辖下的农民时说，“我明知道他们自己已在吃草，无法叫他们把粮食喂军队的牲口。”在有些部队里，库有余粮，军官们黑市盈利，却由传教士和好心的地方官员又从黑市里收购回来救济饥民。
我在灾区最后一个星期里集中精力在统计数字上。我的最接近精确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饿死或快要饿死——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但是数字这么大就成了统计，因此很容易遗忘。我的最清晰的记忆，是一天傍晚我们策马巡视时看到两个人躺在田里哭泣的景象。这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里互相搂抱着，倚偎取暖。我知道他们是要死的，而且我也无法停下来。
我急于要从灾区发出消息，因此我在回程途中遇到第一个电报站——洛阳——就马上拍了电报。按照规定，这封电报应该发回到重庆去送检，那么肯定就会被扣下了。但是那封电报却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局直接从洛阳发到了纽约。因此，当这条消息传开来时，它也就在《时代》周刊——这家杂志是美国最支持中国的一家杂志——炸开了。蒋介石夫人当时在美国，这条消息使她大为生气。她要求我的老板卢斯开除我，不过他没有同意。
在重庆，有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检查，也有些官员指责我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人合谋把我的电报偷发出去。我化了五天时间才见到蒋介石，而且是靠孙中山博士的德高望重的遗孀，她是蒋介石夫人的姊姊。是她坚持要那个独裁者接见我，为了要鼓励我，这位秀丽优雅的夫人写信给我道，“……象你向我报告情况时那样坦率无畏地向他报告情况。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的话，就不要畏缩。”
蒋介石坐在他黑黝黝的办公室里的高背椅上，因为他的爱多管闲事的姨子硬要他接见我，带着很明显的厌恶神情，听着我讲话。我谈到死人，谈到捐税，谈到勒索。看来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把人吃人的事告诉他。他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人吃人的事。我说我看到过路上狗吃人。他说，这不可能。但是这时我却把他将住了。因为我事先请哈里逊·福尔曼同我一起到蒋介石的办公室，把他的饥荒照片带来。他的照片清楚地表明野狗站在扒出土来的尸体上。总司令的膝盖开始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孪。他拿出拍纸簿和毛笔，开始做笔记。他要我们提供一些官员的名字；接着要我们再提供一些名字；他要我们提一份全面报告给他，不要漏下什么名字。他口气平板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明一�